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锎首宓慕峁鼓獠獾挠镆艨蚣埽延镆逑嘟⒂镆羯洗嬖谧沤惶婀媛傻淖止椴⑽桓龃首濉Ｕ庵盅芯糠椒ǖ奶氐悖擞镆舻哪獠庖酝猓钪匾木褪遣握沼∨废涤镅缘腁blaut系统来解决字与字之间的语音差异问题。Ablaut是元音变换，属形态变化的范畴，像现代英语的bring～brang～brung、take～took～taken等的不规则变化就是原始印欧语的Ablaut的遗存。高本汉对汉语字族的语音结构的拟测为什么着眼于音节首尾辅音的配合类型，重点考察元音的交替，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确实，Ablaut在原始印欧语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精神对远古汉语的研究也不无参考价值，例如“一声之转”的“转”就可以从语音交替的角度进行具体的考察，但“依样画葫芦”地研究汉语的字族或词族不一定有多大的帮助。如前所述，汉语语源性字族的核心是有一个共同的义类，由“声”表示，但高本汉的研究根本不管这种义类，这就离开了汉语本身的结构基础。这样，如何确定一个字族也就失去了一个客观的标准。高本汉自己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类的问题，因而对其研究的成效估价比较清醒，说了一段比较客观的话语（见第59页）：
下面列表（指前面列出的矩阵）的目的不是肯定各组的字同源，只是说它们可能同源。少数情况的亲族关系是极明显、肯定的，更多的是很可能，其余的只是至少值得探讨。故每一小族只能看成一种“架子”，其中所包含的材料将来还要经过选择。肯定的结果只有通过支那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才能定，因为语音相似有时容易骗人。例如汉语收nｇ的字中有好多可能来自由其他辅音收尾的支那系的字。c和系可能是极多样的支那系复辅音简化的结果。因此，最好的情况也不过一部分是真正的词族，许多相似由于偶然。但我仍然立出这些架子，不这么做无法起步。
高本汉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没有吹嘘他的发明创造和研究成就。他的研究，虽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方法论上为汉语语源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应抹煞的。
继高本汉之后，国内学者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字族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主要有王力（1982）和严学（1979）。王力的研究主要见于他的《同源字典》（这里的“同源字”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同族字”），认为“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同源字，常常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例如：小犬为狗，小熊、小虎为，小马为驹，小羊为羔”。严学的定义与此稍有差异，认为“语源上有亲属关系，而由同一本源的词核所构成的亲属语词”，“前人训诂中所谓‘一语之转’‘一声之转’‘双声相转’‘叠韵相转’……大多数是有亲属关系的同族词”（85）。王与严的理论、方法都脱胎于高本汉，各以他们自己所拟测的上古音系为根据把“音近”和“义通”联系起来进行字族的研究，比较起来，严学的理论系统性强一些，因而可以作一些简要的评述。他认为词族的结构以“词核”为中心，“鉴定同族词的原则要求是据义系联，即词析音，抓住它们的共同语音形式——词核，分析其辨义的语音变换模式。如‘囟’sjn、‘思’sjｇ、‘心’sjm三词，‘囟’指‘头会盖’，‘思’指思虑，‘心’古人误为思维器。词义相关，故可系联。音则仅为变换韵尾”。这里的着眼点是“共同的语音形式——词核”。“词核”的结构公式是：
B（辅音）＋A—（元音）∶（或）—A＋C（尾音）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指同族词里各个亲属词所共同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基本成分”（86），其前半段（“∶”之前）是辅音声母和元音相同，如前引的“囟”“思”“心”，后半段是指元音和辅音韵尾相同，如“先”sian和“前”dzian。公式的中心要素是元音，“它比较稳定，起着核心作用”。这个公式是对高本汉十种类型的语音框架的改进和提炼，用“词核”来命名，比高本汉的框架简练、集中。严学分析了五千多个语辞，“认识到汉语语词的音的变换是古汉语中最有孳生力的构词和构形手段，它就是利用同一词核变换辅音声母、元音和辅音韵尾派生许多新词。所派生新词的物质的声音的组成和意义是有规律地贯彻着对应关系，同类的义类大体相当于同类的音转，这就形成一组一组的同族词，它们在一组内的同族词是有音与义的同源关系”（86）。他以此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六种有规律的语音交替模式：1变换辅音声母；2变换元音；3变换辅音韵尾；4变换元音同时伴随辅音声母的变换；5变换元音同时伴随辅音韵尾的变换；6变换辅音声母和韵尾，其中一、三两类的孳生力最强，其他各类较弱。这比高本汉以ablaut为核心的语音交替说已有很大的改进。
汉语字（词）族研究的核心应是音义结合的理据性，严学在理论上不同于高本汉和王力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理据性在汉语词族研究中的重要性。例如（拟音照录）：
埃（尘埃）*：翳（翳，蔽）e
瘿（颈瘤）*je：壅（壅塞）ju
这两组例子都是元音的变换，组中字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衬托出字的理据。严学认为，“这元音变换可视构词的表达概念的内部形式。如：尘埃的特征，可以翳蔽，这就是‘埃、翳’两词的理据；颈瘤的特征是壅塞，这就是‘瘿、壅’两词的理据。所谓理据，就是指语词为什么具有某个意义的理由和根据，也就是指词的声音和意义的内在联系，亦即所谓内部形式。乌尔曼（StephenUllmann）在他所著《语义学》（Semantics；AnIntroductiontotheScienceofMeaning）一书中曾说汉语是理据性最缺乏的语言，这是不对的”（88页）。严学不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坚持字（词）族结构中字的理据性，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或者说，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语文学的结合，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理论语言学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那么，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汉语语源的研究。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汉语语源的研究基本上是两条途径：一是声训论和“右文”说，它们都以“声”为纲，抓住义类，探索音义结合的理据性联系；二是由高本汉开始的、根据上古音系的拟测构建相应的音型或“词核”，讨论字（词）族内的字的“音近义同”说。这两种途径都有道理，但也各有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从“族”的建立来说，显然声训论和“右文”说比较可靠，因为它以有形的“声”为线索，抓住义类，进行研究，切合汉语的结构特点；以音型或“词核”为基础，由于脱离了汉语字族结构的有形的线索，而所拟测的上古音系现在也还处于草创阶段，一个人一个系统，不大成熟，因而这种途径难以建立汉语真正的字族，自然也无法揭示字族结构的理据性。另一方面，如果从描写的手段来说，以上古音系的拟测为基础的音型说或词核论显然有它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就是可以对字族进行语音学的描写。因此，如果我们能从这两种对立的研究途径中吸取各自的合理内核，把它们结合起来，以“声”为纲，并对这种“声”进行语音学的描写，或许是改进汉语语源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结合”，这是发展我国语言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语言学的发展也为此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高本汉首先把历史比较法和《切韵》系韵书相结合进行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开创了中古音系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后来他又以这一研究为基础，把内部拟测法等与清儒上古音研究的成果相结合，开创了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一个新格局。高本汉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关键就在于有扎实的汉语研究成果作基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中碰到了两次好运气：研究切韵音系的时候有《切韵》系统的各种韵书、韵图和日、朝、越等各种对音材料；研究上古音系的时候有诗韵和汉字的谐声系列，使他有可能拟测周初王都的发音的主要特征。高本汉想以他所拟测的上古音系为阶梯向远古汉语攀登，由于没有找到可以与之相结合的汉语的有关研究成果，因而只能仿效印欧系语言的Ablaut的分析方法研究语音交替的规则，进而构建词族。失去了相应的汉语书面材料的控制，高本汉就失去了结合性研究的依据，因而其研究成效也就难以与中古音、上古音的研究相比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要改进这些缺点，不能不联系汉语的“声”，抓住汉语研究中有特殊价值的义类，尔后再吸取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精神，对“声”进行语音学的描写，以对理据性的研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这种“结合”是发展我们理论语言学的一条有效途径。
要抓住“声”这种有形的线索，突出义类的地位和作用，对字族进行语音学的描写，需要有一种可靠的参考资料。有两种资料可供考虑，一是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一是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
1964年高本汉对他出版于1940年的《汉文典》（GrammataSerica）进行修订，称为《修订汉文典》（GrammataSericaRecensa）。书中收录1260条材料，其中谐声声符有1235个。高本汉以此为纲，编成“谐声字典”。字典中每一个字都有高本汉的上古音的注音，并引证古文字的材料，加注字义。这是高本汉对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的一部综合性、总结性著作，是汉语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但遗憾的是，他只用来研究上古音系，没有透过谐声系列来研究其中的义类，因而使字族的研究受到影响，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广韵声系》最初由辅仁大学于1944年出版，198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广韵》里的字，《广韵声系》以四十一声类为纲，按谐声系统编纂、排列，“盖凡谐声字之主谐字声纽相同者为一类，每类之主谐字及其被谐字又均依其见于《广韵》韵次之先后排列之”（《叙例》）。沈兼士在《编辑旨趣》中说：“吾人欲建设汉语学，必须先研究汉语之字族；欲作字族之研究，又非先整理形声字之谐声系统不可。《广韵》一书，为记载中古文字之总汇。其谐声字，比之说文，多逾三倍，其语汇亦较《说文》《玉篇》为完备。”周祖谟（1988）把这种旨趣化解为四个要点：叙列周秦两汉以来谐声字发达的史迹；提出主谐字与被谐字训诂上文法上之各种关系；比较主谐字与被谐字读音分合之现象；创立以主谐字为纲之字典模范。鉴于此，《广韵声系》可视为研究汉语字族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如果把它与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加以比较，时间虽然晚一些，但晚有晚的好处，因为它的资料丰富、可靠，人们可以从其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中悟察语言运转的机理。从这方面来说，《广韵声系》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成为字族研究的一个可靠的蓝本。
抓住主谐字的“声”这一有形的线索，结合上古音系的研究，对字族进行语音学的描写，这是建立汉语科学的语源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五、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和语言
系属关系理论的新探索在高本汉等西方学者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切韵音系研究的时候，汉藏系语言（这里泛指与汉语可能有亲属关系的东方语言，下同）的历史比较研究也逐步展开，人们想用历史比较法建立一个汉藏语系。但是，这里碰到了在印欧语研究中不曾碰到的问题：多数语言没有书面文献，各语言的结构类型相似但语音对应关系不清，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普遍而深刻，等等，因而很难根据同源对应的原则确定语言间的系属关系。这些问题使历史比较法的运用碰到了一系列新的困难，人们不能照抄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需要用一种切实、有效的标准确定语言的系属关系。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就是从这一最基本的前提开始的。
“汉藏语系”这个概念是西方学者仿效“印欧语系”的提法，用类比的原则提出来的，初期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系统的研究始自三十年代，由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分头展开。中国的汉藏语研究，最早就系属关系发表明确意见的是王静如（1931），他通过数目字和人称代词的关系来论证中台藏缅语之间的同源关系。李方桂从1930年到1942年对中国境内和东南亚近20种侗台语言作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并对藏语也作了研究。1937年，他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认为汉藏语系下分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汉语。李方桂所依据的标准是这些语言在单音节和声调上的一致性。支持该观点的材料都体现在李氏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著中。四十年代末，张琨（1947）证实了苗瑶语A、B、C、D四大调类和汉语平、上、去、入的一致性。如果承认声调一致性是同源的标准，苗瑶语和汉语就应该同源。稍后邢公畹（1948、1949）、俞敏（1949）又进一步从语法的角度论证汉语和藏语同源。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对汉藏语的研究对后来中国境内汉藏语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李方桂所提出的单音节和声调一致性的标准被很多人看成是确定汉藏语系的主要标准。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在重新刊登李方桂的论文《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时加了编者的按语，仍旧充分肯定李的原则，认为“虽然经过过去三十年的研究，使我们对一些个别的方言得到更精确的了解，李氏的论述在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和有用途的”。解放后，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除了闻宥（1955）怀疑台语和汉语的亲属关系外，我国学者都同意汉藏语系的四族说，并且增加了“量词、虚词、缺少形态变化、语序”等标准（罗常培1951；罗常培、傅懋1954；马学良、罗季光1962；邢公畹1962，1973），并进一步肯定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和汉语有同源关系。由于汉藏诸语言单音节性、声调的一致性以及量词、虚词等都属于结构类型的范畴，它们的异同属于结构格局的问题，因而我们把它们简称为同构标准。
第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3）
更新时间2010…6…8 16：11：20 字数：24315
在七十年代以前，我国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依赖语言类型的同构标准来确定同源关系，并且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语言调查、语言和方言的识别与划分，很少专门讨论汉藏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学术走向正轨，开始了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探讨，其中的焦点就是汉藏语系的发生学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国内早期有关汉藏语系的假说尚未得到严格的证实，其次是因为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苗瑶语和侗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甚至有人认为藏缅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也没有得到证实。当时西方学者对东南亚语言的研究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同构标准不能用来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