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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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看到某些历史音变的痕迹”（胡坦），等等。八十年代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除了这些有影响的论文以外，也出现了系统的理论专著，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这本著作以汉语的方言和历史音韵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较好地实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并在理论上有所前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叠置式音变理论的提出和阐释。这是根据汉语文白异读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一种新的音变方式，可以补正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某些不足。
音变的方式以往只有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两种，其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两种音变方式研究的都是语言在时间上的从古至今的“纵”向变化，其特点是“变”，即A变为B，或B从A变来，变化前后的两种语音形式有继承关系。比方说，北京话的t是由i、y前的k和ts变来的，天津话的ts有一部分是由知、照三的t变来的，等等。但文白异读的“文”与“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变”，即“文”不是由“白”变来的，反之亦然，即“白”也不是从“文”变来的。文白异读是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一般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而文读则是在本方言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某一权威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它们体现雅俗两种不同的风格色彩。这是一种特殊的演变方式，体现语言的“横”向扩散，其基本特点是：“文”与“白”代表两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共存于一个系统之中，相互竞争，而竞争的总趋势，一般都是文读形式扩大它的运用范围，把白读形式排挤掉，直至使它销声匿迹。不同形式的竞争是语言演变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说，“变化”和“竞争”是音变的两种不同类型，前者着眼于时间，后者着眼于空间，应该分别进行研究。
第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4）
更新时间2010…6…8 16：14：22 字数：13883
竞争，这个概念不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前面提到的王士元《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一文，就谈到了竞争。但王士元混淆了时间的演变和空间的竞争。把词汇扩散的离散式音变和文白异读这两种现象混淆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文白异读和离散式音变有些地方确实有些“像”：文白异读也是以历史音韵为条件，变化的方式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音发生变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实际上它们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离散式音变在没有完成音变过程以前，处于变化中的两种语音形式没有词汇条件的限制，没有风格色彩的差异，没有雅与俗之别。例如宁波方言臻摄合口三等见系字，如“军”，ty～tyo两读，每种形式没有使用条件的限制。但是，文白异读的情况就不同了，什么情况下读“文”，什么情况下读“白”，一般都有严格的词汇条件的限制，像宁波方言的“喂诡鬼诡归龟柜鳜贵围……”的y音只存在于某些特殊的口语词语中，是白读；离开这些特殊的词语，它们只能读ue这种文读的形式。这种情况在地名和人名中尤为明显，例如山西闻喜方言的“王”，白读的y只存在于地名王村的“王”中，仍旧保持宕摄合口三等韵的底层读音。这里的“文”与“白”有明显的“雅”与“俗”的风格色彩的差异，口语中多用“白”，带有“俗”的风格色彩，而在比较正式的、庄严的场合则多用“文”。这一点与离散式音变有明显的区别。其次，王士元《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一文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中断的变化（thwartedchanges）的分析，就是一个变化还没有完成演变的全过程，由于其它音变力量的影响只“变”了一半就不变了，这样在系统中就留下了不规则的例外。但王士元所用的汉语材料基本上都属于文白异读的范畴，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争论（特别是其中潮州话的声调）。我们经过汉语方言的分析，发现离散式音变确有中断的变化，即变了的就变了，而来不及变化的就不再顺着原来的变化规律发生变化。这是造成语言中不规则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宁波话的咸摄一等覃（赅上去，其他各韵同此）韵字原来可能都读ｅn，在演变过程中它通过离散式音变的方式与谈韵字n合流，但在还没有完成合流的全过程的时候，由于韵尾n的消失，已变的覃韵字和未变的覃韵字此后在演变中就分道扬镳：已变的就跟着谈韵字变化，读，例如“耽潭谭参惨”等，未变的e（＜en）就与音系中原来的e韵字（主要是蟹摄合口一等的灰、泰韵的非见系字）合流，在元音高化运动中复元音化为Ｉ，例如“贪南男蚕”等，使音变的规律出现了例外。有些语言学家对这种不规则的变化不太理解，例如张琨先生在《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一文的一个脚注中说：“黄岩、温岭方言中《切韵》覃韵舌头声母读an。宁波方言中读Ｉ，究竟代表什么，不大明白。”在音变的研究中，对例外的解释是比较困难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那种连续式音变的解释。不用离散式音变的中断，确实无法解释宁波方言覃韵字的不规则的变化。“中断的变化”的核心是“中断”，即变了的不能再变回来，未变的一般也不会遵循原来的演变方式再变。王士元提出“中断的变化”这个概念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它只能用于离散式音变，不能用于文白异读，因为通过文、白的竞争而发生的演变不仅可以中断，而且可以倒退，在语言中出现一种倒退的逆向变化。百年前，宁波方言的蟹摄二等字a已经开始通过文白异读向转化，例如“败拜埋排派牌买卖”等文读，白读a，但现在文读形式基本上已经消失，恢复了白读的“一统天下”，也就是说，白读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这种倒退的变化只能出现在文白竞争的过程中，离散式音变不可能有这种倒退的变化。有鉴于此，文白异读应该与离散式音变区别开来，进行独立的研究。既然印欧系语言的音变理论无法说明这种文白异读的演变，那么就需要我们根据汉语的特点提炼新的音变理论。徐通锵、王洪君的一系列文章正是以此为突破口，结合语言变异的研究，具体考察竞争的规律，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以山西闻喜方言的文白异读为例）：
同源音类的叠置反映语言发展中两个姊妹方言之间的关系，同一系统中异源音类的叠置是原来不同的音类在演变中已经合流，取相同的语音形式，这反映同一系统内的不同音类之间相互关系。两种不同性质的叠置决定了白读形式在演变中的不同命运，例如这里“糠”的白读形式如何演变决定于它与之叠置的果摄字的演变，而它在系统中能否存在则决定于它和文读形式的竞争，一般的情况都是文胜白败，白读形式最后只能残存于一些地名和姓氏中，甚至可以在系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痕迹。所以，文白异读的竞争可以调节方言的发展速度，控制方言的发展方向，汉语的演变如果没有文白异读这样一种机制的调节，各地的方言就难以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趋势，有可能早就变成为不同的语言（徐通锵，1994b）。
叠置式音变的提出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史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可以改进对语言系统的性质的认识。比方说，索绪尔的语言共时系统理论强调的是语言系统的同质性（homogeneous），排斥异质的（heterogeneous）的因素；系统只存在于共时态中，排斥任何历时的因素，而文白异读却是两个不同的方言系统共存于同一个方言系统之中；文读是后来产生的，比白读晚，文白并存，说明系统中既含有异质的因素，而历时的因素也可以共存于共时的系统中，等等。这说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无法解释文白异读现象，不适合于汉语方言音系的研究。其次，可以改进语言史的研究方法。一种语言的结构原理古今一样，或基本一样，我们可以从残存的白读中窥知原始语的结构状态，而不必老是在A“变”B之类的“变”字上做文章。王洪君（1987）根据山西闻喜方言的底层白读音对宋西北方音的拟测，徐通锵（1990）根据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在现代山西方言白读中的不同性质的读音推测古方言的差异，就是这方面的两个很好的例证。、定、群等古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性质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如前所述，曾有过尖锐的争论。这是由于过去人们只用一种“变”的眼光去观察语言的演变，承认古汉语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只有一种音值，因而面对现代方言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就只能在“变”字上兜圈子，很难解释现代方言的差异。其实，这些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在古代就有方言的差异，现在山西方言的白读仍旧保持着这种差异：晋南，古浊塞音、塞擦音的白读音读送气，晋中读不送气，而太原以及晋北等地则与北京话一样，无文白异读的差异，原浊声母字依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晋南、晋中的文读形式与此相同，根据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我们可以运用叠置式音变的原理去解释古汉语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方言差异，就是说，在原始汉语中就存在着方言差异，现代方言的差异，例如客、赣方言读送气音，湘、吴、闽读不送气音，而粤方言和北方话则依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都只是古汉语的方言差异的延续和继承。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史的研究中由于恪守着上一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法的理论和原则，把《切韵》看成为现代方言的原始母语，因而就只能在A“变”B的“变”字上做文章，难以解释现代方言之间的歧异和汉语的发展。我们现在根据山西方言白读音所提供的线索承认原始汉语有方言差异，就比较容易解释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客家和赣两大方言源自原浊塞音、浊塞擦音的送气型方言，吴、闽、湘三大方言源自原不送气型方言，而北方话和粤方言则源自原平仄分音型的方言。这可能比较接近语言发展的实际状况，说明汉语方言的形成不是（至少是不完全是）谱系树式的分化，张琨（1984，248）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是正确的。钱曾怡（1990）在谈到这一研究的价值时认为它“对历史比较法的前提谱系树理论有所突破”。谱系树理论设想原始语的内部是统一的，没有方言分歧，学者们对这一假设虽然早有怀疑，但也只能根据后代语言的某些残迹用波浪说解释那些不合规律的例外，提不出成系统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也无法说明语言或方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汉语的文白异读和据此提炼出来的叠置式音变理论则可以对原始语的方言差异、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再次，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对认识和解决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杂症也有积极的意义。徐通锵（1996b）对传统的阴阳对转概念作出全新而有根据的解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体而有说服力的例证。
叠置式音变是一种可与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相并列的新的音变方式，是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与改进。借用王士元的话来说，就是汉语的研究可以“影响到整个历史语言学，使历史语言学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现在，虽然由于语言的阻隔，国外的语言学家没有或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叠置式音变，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我们相信这种理论将会对语言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与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同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方面的问题前一节已有讨论，但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下陈保亚的关系词阶分析法和由此而提炼出来的语言联盟的理论价值。
语言的系属关系通常都用施莱哈尔的“谱系树”理论来解释。这对印欧系语言相互关系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但用来解释汉语和东亚一些语言（特别是国内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如前所述，就有点捉襟见肘，难以确切把握语言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侗台语的系属关系，它已成为国际汉藏语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和焦点。两派的意见虽然对立，但他们所依据的方法论原则却是相同的，都是谱系树理论，都根据语音对应关系去分析语言的系属关系，因而都难以对对立面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语言事实的“抗议”要求语言学家提出新的语言理论假设，以有效地解释汉语和其它语言的系属关系。陈保亚以关系词阶分析为标志的“语言联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种理论。
“语言联盟”这个概念过去特鲁贝茨科依也曾说过，但由于缺乏语言接触机制的具体研究，因而无法成为一种语言理论模型。此后的研究虽也有提及，但都比较零散，大多只是作为语言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例证，其中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巴尔干半岛上保加利亚语（斯拉夫语系）、罗马尼亚语（罗曼语系）、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的语言联盟，因为在它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印欧系语言，学者们还难以从中悟察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关系，揭示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陈保亚根据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过程的具体考察，总结出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前人不曾涉及的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方法。作者根据这些研究，认为语言的接触是一种互协的过程，即两种语言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互协的过程则呈现出无“界”而有“阶”的特点，即语言的任何结构层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划不出哪些层面能不受影响的“界”，区别只是越是核心的结构和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阶”。作者根据这种语言接触机制的规律，认为以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语音对应和同构这两条标准，既可以由语言发生学产生，也可以是由语言的接触产生，因而不足以证明语言的系属。为了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作者提出一种语言接触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用“阶”的曲线来具体考察关系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反映，看其不同的走向确定语言关系的性质（具体内容已见于前面的分析）。作者根据这一标准检验现在已有所研究的语言关系，普遍适用。侗台语和汉语是由语言接触而形成的一种语言联盟。这是根据汉语和傣语的相互影响而提炼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从王士元的词汇扩散到徐通锵、王洪君的叠置式音变和陈保亚的语言联盟理论，观察语言演变的视角大体上都着眼于横向的相互影响，只是范围有别：王士元着眼于语言系统内部字音变化的横向扩散，徐通锵、王洪君关注的是两个方言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陈保亚研究的是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接触、竞争直至最后的联盟。这些研究领域是西方历史语言学的一些薄弱环节。东西方语言研究侧重点的区别是由语言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印欧系语言因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