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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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品牌。积累了这么多年，它的实力相当雄厚。这是我们没法比的。
《瑞丽》的优势也非常明显，1996年开始和日本合作。那时基本是把日本百分之八十的版权克隆过来，全部是日本图片，到现在将近百分之六十还是日本图片。自己拍的图片和写的东西很有限。不过慢慢地也站住脚了。因为它走的系列是时尚参照，给出一些时尚的、已经成型的模式，所以它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我们也做不了，我不可能花那么多钱拍那么多照片。他们的优势还是比我们大，我们赶不上。
但我们的优势，有一点，就是不和他们硬拼，人家走时尚的、走高档的，我们就中档定位，他定价20元，我定10元，他以图片为主，我不以图片为主。因为图片是我的劣势，那我就把照片放在其次，以内容为主。内容我也不走完全时尚，我不是告诉我的读者你应该怎样去打扮怎样时尚，哪些东西是你参照的时尚系，我们不做这些，我们走职业。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我们关注你的心理、你的生理、你的家庭、你的职场等方方面面，然后就是关注这个读者群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情感。这构成内容的两大块，一个是职场，一个是情感。
采访者：现在的读者群流动性比较大，《职业女性》怎样稳固现有的读者，同时又去争取更多新读者呢？
段炼：其实对所有杂志社这一点都是最难的。《职业女性》这块的读者最不忠诚。因为她们年轻，追求上进，她们有钱，所以她们见了更好的就会抛弃原来的东西，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这使所有的杂志社都头疼。我们想通过订阅，但是订阅发展不起来。包括《时尚》订阅量也非常小。基本都是靠市场零售。但是市场零售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读者忠诚度不够。
第二部分第27节 一切为了读者（2）
采访者：你认为一个市场化的刊物，报人和读者应该是什么关系？
段炼：应该说从1995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明确地意识到，办杂志是办给买杂志的人看的，不是办给编杂志的人看的。那时候我们开会批评编辑，因为编辑还是处在过去的编辑状态下，市场观念不是很明确。他们一直认为，我觉得这个杂志应该这么编，这个栏目怎样设计，从来不想我的读者究竟想要什么，我应该给我的读者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那时就天天开会和编辑吵架，编辑与发行之间的矛盾挺严重。好在当时的社长比较开明，坚定地支持发行部门和销售部门。销售部门只要说了，编辑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去做。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
其实；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产品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不要讲编辑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就是为读者做一个最人性化的、最好的、最需要的、最喜欢的东西，这是你惟一的权利或者说是你惟一的责任。办刊的人就是这样。
采访者：2001年杂志社的两个期刊《职业女性》和《妈咪宝贝》分别独立，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行业上的很多报业集团都在走多元化的道路，职业女性杂志社有没有计划扩大业务范围，新办一些刊物？
段炼：所有期刊都想再办新的刊物。但是这和别的行业不一样，不是说你去注册一下就行了。国内的刊号卡得非常紧，没有刊号多少想法都没用。我们现在希望把这两个月刊再办成半月刊，但这样的话需要一些资金，难度比较大。
从别的角度我们倒是在做一些。比方说经营方面，我们建立邮购，在杂志上建立几个邮购页，做了一些尝试。然后，我们发现国内妇婴用品这一块市场非常大，又没有专门的、大的连锁超市，只有一些小商店。一家一户小商店的竞争力和对市场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我们分析，只有建成非常大的妇婴连锁超市，才能带来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去年和广州一家专门做妇婴用品的代理商合作，出了一些资源，建了“卡路比连锁妇婴商贸公司”，专门经营妇婴用品。现在全国已经建了六家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原来的杂志邮购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这个商城现在有两千至三千种产品，将来应该有六千至一万种产品。如果做到那么多种商品的话，那就有可能做成第二个“卓越”（著名购物网站）这样的网上商城。但我们销售的产品是针对孕妇或是三岁以下的婴儿和他（她）的妈妈。这类商品可以有保健的，有食品、营养品，还有玩具、图书、音像制品等等。
采访者：很多纸媒体都在尝试与网络合作这种模式，你怎样看待这种趋势在国内的发展前景？
段炼：这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购物已经被很多职业人士认同了。“卓越”逐渐进入赢利状态就是一个证明，包括“搜狐商城”，赢利状况也非常不错。我们作为平面媒体，再做一个商城，优势有几个方面：一是宣传商城时间可能要短，因为我们的宣传容易在读者群中产生效应，也就是点击率应该很快会上来。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者是一个很成熟的母婴用品经销商，所以我们不需要建立庞大的后续服务系统，比如说仓库、配送。“卡路比”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我们只负责网上销售，由它负责服务，成本相对来说要小得多，比我们自己建立成本大概能少百分之五十。
采访者：你刚才提到资金是发展中的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到仿效《时尚》或是《瑞丽》那样引进资金促进发展？
段炼：我们也想过，从2000年开始，也谈了五六家投资方。但这东西和结婚一样，不是可以一厢情愿的。有很多越不过去的坎儿。首先就是不论是《时尚》还是IDG，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越过了法规政策的界限。但是，为什么他们做了我们没做呢？也是由于各自情况不一样，机缘巧合不一样。我们仿效可能就做不成，我们用他们的方式或是我们认定的方式对方可能接受不了，或者对方的想法我们接受不了。
说到政策，首先就是刊号。国家规定刊号必须是国营。第二，根据2000年国家颁布的有关17号文件精神，媒体不得和有外资背景的机构合作。即使有合作，国内的媒体必须控股。第三，就是资本不得对内容进行控制。把这三条亮出来严格执行的话，基本上任何一家媒体都和外资合作不成。想找一种变通的方式，应该也有，但变通的方式应该也是违规的。是不是违规？是不是变通？这两个关系我始终没有处理好。
采访者：每个新的行业在意味着成功机遇的同时也暗藏许多困难，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适应这一切变化和对待困难的？
段炼：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没别的想法，既然进了杂志社就要把它当成饭碗。它要是办不好，我们就没有饭碗，还得出去找。就这么一个目的。不遗余力，有时候也不择手段。知道哪里能卖杂志，就去那儿。我们当年进北京地铁的时候，那真是跑烂好几双鞋，天天喊“大姐”喊“大妈”，大概有半个月，磨呀磨呀，终于松口了：“你们的烂杂志，那你们自己发吧，我们也不管了。人家愿意给你们卖，能卖动，就算，卖不动你们也别再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自己扛着杂志送，从几十本开始送，一直到1997年年中，我们杂志成为地铁杂志中销量最大的一份，当时销到四千多本。
然后，我们提出把杂志交给地铁发行。当时地铁从客运段站长、段长，到地铁三产的总经理，到书报刊的主任，一大圈人请我们吃饭，说“真欢迎你们把杂志交给我们销售”。我们当年在地铁是畅通无阻，不管到哪个站只要说我们是《妈咪宝贝》杂志社的，他们都说“呀，你们真牛呀”。还有一个沾光的事就是，我有两年坐地铁不用买地铁车票。
采访者：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经过这些年的奋斗，你觉得自己现在成功吗？
段炼：应该是没成功。从产业来说，做成一个很大的、不败的产业那才算是成功。
采访者：从现在来说，到哪一步才算是成功？
段炼：要是真正把期刊刊号放开了，靠自己的能力，在竞争中办了比如说五个期刊、七个期刊、十个期刊，而且都办得很好，这可能找到成功的感觉。但是现在，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刊号竞争不下来，这是被保护的。所以在壁垒中所谓的竞争还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在这个企业还这么小，成功对我来说还是很远的。
采访者：你在《职业女性》杂志社期间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段炼：最大的成就是这两个杂志还没死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它们办大。本来应该比现在这个状态还好一些。“办大”指的是综合的，像我们的《妈咪宝贝》，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弯路，那从发行量、从思路都应该比现在还好。《职业女性》如果没有政策上那么多限制，1995年从我们一进入，就能够叫做《女性月刊》，能够正大光明去办，肯定比现在强。
采访者：那么你希望把杂志社办成什么样？
段炼：希望办成美国的《时代》、《财富》那样的杂志社，机构遍布全球。产值一年可以几百个亿，工作人员上万，我想这是中国所有办杂志的人的理想。
采访者：你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段炼：能和这些很好的同事在一段时间内，不管苦或累，干着很舒心的事就很高兴。然后有一个很和睦的家庭就可以了。人这一辈子能拥有这些就行了。再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一些感受。
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产品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不要讲编辑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就是为读者做一个最人性化的、最好的、最需要的、最喜欢的东西，这是你惟一的权利或者说是你惟一的责任。办刊的人就是这样。
如今的传媒人很幸运，因为从现在起将有机会实践一切前人不能实践的事情。
段炼和《职业女性》杂志社走过的“土路子”，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受市场欢迎的期刊是怎样“炼”成的。
段炼，男，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人。1987年大学毕业，在内蒙古大草原一个美丽的小城做了六年高中语文教师。1994年初离职进京，在一家小书店里卖了一年书后，于次年进入期刊业。随着《女性研究》这样一本寂寂无名的“小刊”，发展成《女性月刊》，最后又改刊为《职业女性》，成为全国知名杂志这样一个演变历程，参与了转型期中国期刊市场化进程的实践。1999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妈咪宝贝》杂志的创办与市场营销，一举成功，成为国内新刊创办的一个典型案例。同年组建发行公司，在期刊发行模式与经营模式上做出许多有效的探索。现任《职业女性》杂志社、《妈咪宝贝》杂志社副社长。
第二部分第28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1）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
访影视出品人邓建国文/杨涛
采访者：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既不是出身一个影视世家，而且也没有受过有关这方面的专业教育，那么在你小时候的记忆中对电影电视有怎样的印象呢？
邓建国：有啊，我放电影啊，十九岁放电影。当时刚刚参加工作，我们那个林场办公室有个广播站，那里有位师傅，他每天又要放广播，又要放电影，我就去帮他。那时候我的工作也比较灵活，政工组还让我出黑板报，写标语，我就全部帮着做了，包括广播站的稿子，甚至是播音员，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采访者：你还当过播音员？
邓建国：后来在广播站编稿、设计栏目都是由我来做。
采访者：那你真正接触电影是什么时候？
邓建国：大概是1993年，导演张良的夫人，最早在广州开办了自己的剧本创作公司，我挂靠在她的公司下面拍一些专题片，后来又挂靠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下做专题片，叫“珠影明星工作室”。
采访者：那会儿我想对于老百姓来说，影视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是个观众，但不会是个参与者。而你又是怎么干这行的呢？
邓建国：是的，当时只是几个电影厂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时候香港、内地电影全面滑坡，整个市场不景气。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机遇，像我成立明星工作室，自己独立拍片，我算是比较早的独立制片人。
采访者：那你是误打误撞呢，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个有市场的行业，才去做呢？
邓建国：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市场是什么。我记得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剧本是珠影厂推荐的，叫《广州故事》，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看过剧本，一个是看不懂，再一个就是没什么情节，太不好看了。
采访者：那你还投资拍啊？
邓建国：当时什么都不懂嘛！
采访者：据我对你这次尝试的了解，你好像是投资了三百万，但是没有收回成本。
邓建国：那部电影最后实在是卖不动，只收回了不到五十万。
采访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卖不动吗？原因是什么？
邓建国：我想主要因为不懂市场，觉得这部电影只要拍完，肯定特好卖。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当时开价二百万，低于一百五十万不卖，后来人家老板说你根本不懂，这个片子我只出六万，那个时候我就蒙掉了。这部电影剧本有问题，而且拍得也不好，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被评为“全国十大最差影片”之一。
采访者：这就奇怪了，这是你第一次涉足电影圈，大张旗鼓，当时的三百万是相当多的了，而你最后赔了二百五十万，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般人就不会再干了，那怎么你反而还进军影视界，你的信心从何而来的呢？
邓建国：当时我是有点骑虎难下，这边第一部片子卖得很不好，那边我们另一个影片《广州之恋》剧组已经开始筹备开机了，于是在开机第二天就宣布不拍了。我想那时候我就是凭着热情、胆大，但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拍了，等于夭折了。
采访者：你后来第一部赚钱的作品是什么时候拍的？
邓建国：真正赚钱的是第三部《广州教父》，我是在街上看到的这本书，是谈黑道的。看完之后很激动，就赶快找这部书的作者买版权。然后又找来了香港人做监制。这部电视剧最后拍了二十七集。当时我在《粤港信息报》、《南方日报》上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内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部最大投资的电视剧，投资二百万，大制作。光这广告就花了二十五万，可以说风险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再拼一把，如果这次再不行，就彻底不干了。后来，在节目交易会上这部剧太抢手了，有三百多家电视台要我们的这部剧，这部剧最后让我们有了三千万的进账，而我们的成本是七百多万。
采访者：赚了那么多钱，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邓建国：当时我就觉得影视是造梦工厂，自己一下子变成千万富翁了，我的理想一下就实现了。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拍了四部戏：《鸦片战争演义》、《康熙微服私访》（1）、《东方母亲》和《反贪风暴》，这四部电视剧我们一共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