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牟肯罚骸堆黄秸菀濉贰ⅰ犊滴跷⒎椒谩罚�1）、《东方母亲》和《反贪风暴》，这四部电视剧我们一共赚了一个多亿。
采访者：现在想起来你的成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时那个冒险失败，也许影视行当里就少了一个你这样的人？
邓建国：对了，那个时候，国营厂拍戏，观念跟不上，包括宣传手法。我们这种观念比较新颖，还做整版的广告，人家一看还有大明星。
采访者：其实你是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了？
邓建国：对，就是把宝都押在上面了，过了这个坎就过去了。很多人给我写信，说我是个人才，是很能干的，其实，我只是把握住了机遇。我只是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的时候先走了一步。我记得第一次请香港的导演监制拍戏，他们是看不起我的。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广州，打扮得很土，吹了个发胶头，然后手指头老是洗不干净，黑不啦叽的，又喜欢穿白衣服，白衣服又脏得要死。但是我说没问题，毕竟是我请你，我是老板。香港人瞧不起你，一个怕你给不了片酬，一个怕你很小气。但我第一个很准时给他们钱，第二个所有来的，我都请他们吃饭，我永远站在买单的位置上，老板的位置上。我还买水果去“探班”，带他们去酒吧喝酒，然后马上他们就改变了印象。
采访者：你是天生爱买单还是要显示老板的派头和信用？
邓建国：其实我没有钱，但是我一定要买单，我一定要给你感觉我是老板，也许花不了多少钱，但意思不一样。
采访者：那这“大手笔”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邓建国：也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开始的小农思想，就像我不敢去坐飞机，不敢去坐卧铺，来北京坐硬座一样。我觉得是慢慢地，包括市场也是，吃亏了，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没有天生的。
采访者：在第一部片子失败之后，后来五部都赚钱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邓建国：我的经验是开机前就“爆炒”，然后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开机仪式，同时开始和电视台签合同。我认为是三个步骤：第一是炒，第二是卖，第三是拍。像我们拍《康熙微服私访》之前就卖广告，等到拍完时已经都卖完了，还有人买不到。1997年应该是最成功的一年，对我来说从一个没钱的变成亿万富翁了。之后我就乘胜追击，每年都有新戏，每年都大作宣传。
采访者：你刚才一直在用一个词“炒作”，后来你还被很多人称为“炒作专家”，你是怎么看待炒作的呢？
邓建国：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为竞争嘛。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只能是昙花一现。
采访者：节目炒作和节目质量哪一个更重要？
邓建国：同样重要。如果说有一部戏你拍得不好，又没有炒作，你肯定死掉了。但是你炒作了，你还可以把成本收回来，还可以赚一点钱，我想这是我的心得。当然，这也是分阶段的，原来，电视台看到你的片花不错就会和你签合同，但现在你要拍完了、我通过了才会签约，现在完全要看收视率的。但即使这样，炒作还是很重要的，在同样级别的作品中，炒作了的作品还是会有优势的。
第二部分第29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2）
采访者：你的成熟的市场观念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
邓建国：我想从《广州教父》之后，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场。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卖了。而我有了一个好的创意，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就开始宣传，然后开始卖片，和电视台签合同，市场观念特别强。说实在的，我是从一个农村的放映员转变为影视圈内的风云人物，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是很专业，不是圈里面的人。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过像我这样的很多所谓圈外人来一起做。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
采访者：现在电视剧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要胜出还要靠什么呢？
邓建国：那就是诚信，这个非常重要。在影视圈里，我和张国立六年合作六部戏应该说是最长（时间）的一个组合，这在圈内很少见的，我想这主要就是诚信。还有一个我的信仰，就是不要与人为敌，就是说尽量不要树敌。另外，我自己定了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在背后说任何人坏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采访者：其实在影视界这几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东西，像初期的高强度的炒作，后来的风险合同制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这些东西？
邓建国：当初我们是片花加炒作，可后来有的电视台吃亏了，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收视率却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种风险合同：比如说上海二十个点（收视率），如果我的片子超过二十点，每增加一点电视台给我加三千块钱，如果低于二十个点，每低一点电视台就降三千块钱。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风险转嫁给监制，电视台跟我签风险合同，我就跟监制签一个附加合同。
采访者：你推出这个风险合同后，有没有其他公司仿效呢？
邓建国：不是公司仿效，是电视台把这作为一个标准了。你要签，跟邓建国学。很多的制作公司对我恨之入骨。我觉得对制作的要求严一点，是对观众负责，所以我也没错，我不怕别人恨我。但最近我退出影坛，我就为制作公司说话，我说你电视台搞垄断，搞限价，是不对的。那制作公司又觉得我好了。你电视台搞垄断也好，搞限价也好，我不干了，我拍拍屁股走了。
采访者：对，你2002年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退出娱乐圈，那是为什么？
邓建国：我为什么大规模宣传自己退出，就是想显示我的不满。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不能有垄断，只要有垄断就会有腐败。现在不仅垄断，还限价。比方我原来一部戏六万元一集，而电视台说只能三万块一集，否则不买。现在我的电视剧给你播完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给钱，我和你签的购销合同里面，没有还钱计划，一年也没有，三年也没有，你要播就播，不播就算了，这谁也没法做。现在各电视台一共拖欠我们四千多万，都是由于这种不规则的市场竞争造成的。我现在退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采访者：但很多人觉得你是一种逃避，而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邓建国：我不逃避我就是等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再有精力，再有聪明才智，我不能和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机制去叫板。
采访者：你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们的影视市场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邓建国：我觉得只有等待，等待这个市场真的完全市场化了。我觉得归根结底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机制的问题。当然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是要循序渐进的。对于我一个商人来说，这个时期我很难做，我就不做了，就换一个行业，等时机来了我再回来做。因为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行业。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影视圈八年的得与失？
邓建国：我觉得应该是得的比失的多，也算半个名人吧，这不容易了。做影视娱乐，我还是比较自豪，人家说邓建国天生是做娱乐的人。
采访者：你觉得做娱乐的人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邓建国：我觉得做娱乐的人首先要有献身精神。因为娱乐就是给广大受众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你要做娱乐，就得有为娱乐献身的精神，别人今天说你好，你就好；明天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同时还要有执著精神，这方面我好像还不行。
采访者：在你退出娱乐圈进入白酒业的声明里，你说你现在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影视界的发展，这是你虚晃一枪，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
邓建国：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而且确实这两年我有很大的压力。在每次节目交易会上我看到很多人从好莱坞学习回来的，不管从包装设计、制作，包括管理方面都有一整套东西。而且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了有序的阶段，不像我当时那样完全靠炒作就可以的了。而我呢，知识也有限，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落伍了，感觉自己一个是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个就是管理经验方面还是很欠缺。所以我想有机会去学校学学管理学，因为毕竟完全靠炒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采访者：你现在有没有把阅读时间安排进每天的生活呢？
邓建国：有，每天晚上必须看书，但从来不看写我自己的书。我更愿意看一些管理方面的书，营销方面的书，因为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事。
采访者：你现在已经转行到白酒行业，你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吗？
邓建国：那倒不完全是，我主要觉得白酒这个领域，是做一种文化的，而他们的观念、思想、意识，包括一些推广都非常落后。我希望能把娱乐业一些思路带到这个比较沉闷的行业中来。可能做完酒，我还会做保健品、瓷器。我觉得这些行业都缺少娱乐界一边赚钱一边娱乐的精神。
采访者：你说的娱乐是娱乐别人还是娱乐自己？
邓建国：都有啊。酒行业没有绯闻，没有知名人物，而我刚进入八个月，已经被评为中国酒行业风云人物了。我希望这个传统产业让它有点新鲜的空气，让它变得活跃起来。有个人把我比喻得很好：他说以前中国给日本出口鳗鱼呀，时间长了会缺氧，于是在鳗鱼里面放几条狗鱼，就是在鳗鱼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那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现在游到酒行业了。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成为酒业大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投资中国的影视业，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你重回娱乐圈的时候呢？
邓建国：那我还要看，我会评判这个产业它的前景、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许可能我会投资教育。我其实就是一个商人，说白了，哪个行业挣钱，就转入哪行。
采访手记
如果将影视圈比作江湖，那么闯荡江湖的有名门正派，也有靠暗器或者绝活取胜的，邓建国就是后者。邓建国以其非规则的作为，影响了中国影视制作的发展，为中国影视制作带来新气息。
邓建国，男，生于1959年12月28日，1977年高中二年级退学进林场做通讯员。1979年开始担任林场放映员，干了五年，共放了约五百部电影。1984年从林场下海，1990年末；带着一千元闯广州，1991年承包广东音像教材出版社一个部门，为企业做广告宣传专题片。
1994年在珠影厂旗下成立了“明星创作室”，第二年开拍一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广州故事》。1997年初正式成立广东巨星影业有限公司；同年拍《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八部影视作品。
2000年被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2001年投拍《我这一辈子》，得到广泛好评；同年被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闯入酒业参与赤水河酒经营，并宣布退出影视圈。至今，共投拍电视剧三十部（约七百集），全部赚钱；电影八部，七部亏本。
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
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
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
在鳗鱼群里面放几条狗鱼，在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
第一次给邓建国打电话约采访，怕出错，问：“这是邓建国先生的手机吗？”电话那头有人笑着回答：“这是邓建国小姐的电话。”
接电话的就是邓建国，他刚从广州飞到北京。电话那头的他，说话速度有点慢，还带着些许乡音。
邓建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影视圈明星，杂志、报纸、网络，到处可以找到有关他的新闻和故事。他曾经是江西林场里的电影放映员，短短几年却变成了“影视大鳄”。专家说，他演绎了中国影视走向市场的成功范例；百姓说，他创造了一个普通人成功的奇迹。
和老邓谈话很轻松，你可以提所有想问的问题，他有问必答。他似乎可以袒露自己的一切，没有任何隐私。虽然有时候答非所问，用词不当，但能感受他正经在答，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连高中都没毕业，这应该是制约他事业发展的致命弱点，但在很多时候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说起自己的命运，邓建国最有感触的话是：谢天谢地，我父母将我生在了江西农村，要不然弄我去上电影学院我就完了！表面上他这是胡言乱语，但仔细一品，又确有些道理。邓建国说，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原因很简单，放电影的知道什么电影老百姓爱看，而学电影的都容易被文化的酸气弄瞎眼睛。
邓建国的传奇经历中，炒作可以说是他的制胜法宝。他说，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就是炒作。邓建国其实是个普通的炒作者，但他在中国影视圈最早实践了炒作，而这确实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
市场经济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邓建国就像一位铆足了劲的老农，挥舞着他的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刨，终于开垦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让影视界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新鲜。
这样的一条狗鱼，暂时游离了影视圈。但是，谁都不会怀疑，邓建国还将归来。
第二部分第30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1）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
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文/于涛陈瑞晞姚鲁南
采访者：《新周刊》创刊快七年了，作为最早的主创人之一，你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封新城：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开始我担任执行主编，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讲，希望我呼应他。可我却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
当时《新周刊》的队伍很小，配备不齐，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编务人员，其中广告、发行这两个部门还是《晨报》时期留下的老班底。
大概三个月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