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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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47节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2）

　　　　采访者：看来精神的力量还是不小的，但我想长期下来恐怕也不行吧？　　　　
　　　　徐滔：当然，但现在已经逐渐正常了。有段时间，我的眼袋天天肿得厉害，不过现在好多了。毕竟已经四年了，如果再不正常就是我不正常了，说明我领导这个节目有问题了。　　　　
　　　　采访者：2002年，你荣获了“范长江新闻奖”，对于一名一线记者来说，它是最高荣誉，你这么年轻获得如此殊荣，你是如何看待它的？　　　　
　　　　徐滔：范长江新闻奖，对于记者来说实在是太可贵了，它是咱们国家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项，到现在为止全国只有四十九人获得此奖。激动是肯定的，简直是跳起来都可以，而且人前是一种激动，在人后是另一种激动，那简直是一种狂喜，毕竟它是对你的工作的一种高度认可。我没有觉得获得这个奖之后，有了动力或压力，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是靠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干劲、任劳任怨的精神获得的。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认识到我以前的做法都对，觉得以后还得这么继续地努力下去。　　　　
　　　　采访者：听说你还荣获了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的称号，你是怎样变成其中一员的？　　　　
　　　　徐滔：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当军人，那时看大院里的女兵，恨不得把人家的军装脱下自己穿上，觉得特别神圣。其实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评选“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机制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公安民警，并支持公安机关工作。主要是表彰和鼓励那些对公安机关做过重大贡献的人。因为我一直在做政法新闻的宣传，他们都觉得我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对公安工作的投入，以及我对公安民警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称号授予了我。许多人问我是否成为警察了，是否要穿制服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称号对于我来说，是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他们在心里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采访者：我认识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可是真把你当成警察了。她家的自行车被偷了，她捡起小偷丢在地上的锁对爸爸说：“我要找徐滔给我破案！”　　　　
　　　　徐滔：（爽朗地笑了）真的吗？可惜像这样的事还上不了我们的《法网追踪》，不过可以在《现场提示》里介绍些关于自行车防盗的节目，加强人们的防范意识。　　　　
　　　　采访者：这些年你荣获了许多的荣誉，面对这些，你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徐滔：我感悟最深的是，一个人踏踏实实干点儿活，不吃亏！其实干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得这么多奖，事后想想也许抱着得奖的想法干活，什么也干不成。其实把本职工作干好了，老天是不会负你的。这也是我的人生格言：有志者，天不负。　　　　
　　　　采访者：大家能看到的是你的辉煌，以及你的荣誉，但同时你也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比如自己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你认为值得吗？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快乐吗？　　　　
　　　　徐滔：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觉得幸福就幸福，你觉得快乐就快乐，快乐不是别人可以评判的。每个人获取快乐的方式不同，让每个人觉得快乐的东西也不同。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她就觉得能有辆车并有个孩子就是最满足最快乐的事，她现在都有了，快乐得不得了。但我眼中的快乐不同，我更愿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我好像是以此为乐的，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采访者：据我所知；你在观众中的人缘很好，很多人不仅喜欢看你的节目，并且对你本人也很关心。　　　　
　　　　徐滔：观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让我非常高兴，他们对我的厚爱也常常令我非常感动。比如有个观众给我写了封信，说徐滔你嗓子哑了，给你寄去点胖大海，结果我没想到他给我寄了一麻袋胖大海，我到五十岁都喝不完。　　　　
　　　　还有一次，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京郊小山村里去采访，中午12点，路过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小院，从里面传出我特别熟悉的音乐声，当时心里那种感动比别人告诉我说特别爱看我的节目要感动得多。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从那里走过，就是喜欢看《法治进行时》，所以我觉得这么多默默地关心我以及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够成为我的共鸣者。　　　　
　　　　今年春节，有一个小区的居民给我写了封信，说每到12点我们小区都没人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回家去看《法治进行时》，当你略带沙哑的声音传出时，我们觉得炒菜都炒得带劲儿。　　　　
　　　　观众传达的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情感，他觉得你的节目让他了解了法律的有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你的节目成为他有滋有味的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能融入别人的生活更让人觉得快乐而有价值了。　　　　
　　　　徐滔，女，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电视台；现任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制片人、出镜记者。　　　　
　　　　2002年，荣获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称号。　　　　
　　　　用电视产品换来我们生存的口粮、换来我们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定位，决定了我们的节目注定要做俗文化、做电视快餐，因为这是现阶段中国电视最容易成功的地方。　　　　
　　　　低起点并不等同于低级趣味，因为低起点一样可以做出雅俗共赏的上乘之作，关键在于谁来做和怎么做。这之中，窍门没有，体会不少，最重要的一条是，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到别人的真实世界中，我们的节目就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一个好主持人最应具备的素质有两点：一是激情，不是来自字正腔圆的播音技巧，而是一个好记者对于一个节目、对于一种生活的熟悉。有感而发的时候，自然就有动人之处。二是观点，有观点的信息就成为一支有统帅的军队，它和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交锋，自然有更多胜算。好的观点不能有说教，也不仅是权威的点评，而是一种最自然的共鸣，让节目中的人物与观众，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中最大限度地共鸣。　　　　
　　　　一个女记者因为采访而获得被采访对象整个群体的认可，并成为其中的荣誉成员，而她所负责的《法治进行时》也成长为名牌栏目，赢得观众的青睐，这是一个传媒人苦苦追求的理想状态，徐滔实现了。　　　　
　　　　知道徐滔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因此对于能否如愿采访到她心里一直没有底，得知她拿出两个小时接受采访者的采访时，采访者感受到了她办事的认真和待人的真诚。在没见到徐滔时，采访者把她想象成粗犷豪放的女侠，及至面对面坐下来，才发现，她是一个皮肤细腻、身材娇小的俏女子。当她看到采访者手中的两瓶“鲜橙多”时，爽快地说：“我就不喝这个了，得减肥了。”她口才奇好。生动的叙述，率直的性情，交织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可爱女人。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顺便参观了一下《法治进行时》的办公环境，这是三间陈设简单、十分拥挤的办公室。见到采访者有些诧异，她乐呵呵地说：“这已经比我们创业初期的那个楼梯间要强多了。”　　　　
　　　　徐滔是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这是当今许多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都市女性很难做到的。同时，徐滔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是每一位付出很多的人，都能获得她那样的辉煌。她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没有什么能比工作并快乐着更令人羡慕的了，而徐滔恰恰是这样的。　　　　
　　　　这次采访后不久，徐滔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的副主任。虽然她不再担任《法治进行时》的制片人，但仍然战斗在政法报道的第一线；她的目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法节目，她也不满足于只是打造一两个文化品牌。现在她正带领着一支更大的队伍，为了一个新的目标创造一个文化产业，而奋力地拼搏着。


第三部分第48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1）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　　　　
　　　　访《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杨浪　　　　
　　　　文/康韬王秀兰刘丽新　　　　
　　　　采访者：最早听说你当过兵，打过自卫反击战。选择从军，是从小的理想还是那个年代的权宜之计？　　　　
　　　　杨浪：对传媒界而言，一个老总打过仗，可能会觉得传奇。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种经历毫无传奇可言。我1970年当兵，当时十五岁。的确，在那个年代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当兵，就是插队。我家里就是部队的，从小受很正规的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出类拔萃类，中学时代当过学校红卫兵团的政委，当然不是打砸抢那种。参军以后，十七八岁开始发表作品，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云南文艺》上，二十四岁参加作战，二十五岁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　　　　
　　　　我和我妻子都是部队的，一起上过战场。当时，我们从北京去的有一百二十个战友，坐一个闷罐车就到了离家很远的云南，被分配到昆明军区。这个部队是前线的部队，上战场、参加作战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团政治部宣传处，为打仗去了舟桥团。　　　　
　　　　1979年2月19日凌晨，我们舟桥团在红河上架舟桥，一上滩头，几十条舟车放下，敲击着河面，发出巨大的声音，对岸敌军开始炮火压制，子弹打在桥上丁丁当当，我们随即发起攻击强渡红河，对面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我周围有一些战士伤亡，自己的部队在河那边往上冲，枪林弹雨中我们在上级规定的三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我也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战争中，我看到了伤亡，看到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倒下。我相信战争可能使人妖魔化，也可以使人净化，我属于后者。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会淡泊很多。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部队，选择加入《中国青年报》而成为传媒人？　　　　
　　　　杨浪：很简单，仗打完啦。1978年《中国青年报》刚复刊，很需要人，尤其缺年轻的编辑、记者，就把我借调到报社。最初是编诗歌、散文。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已经接触了一些著名诗人，文学观念还比较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有陈小川、马立成、米博华、张飙、李大同等等一批青年才俊，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正规的学历背景，而77级学生还没有毕业。我是1982年正式办理转业手续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采访者：请谈谈你对《中国青年报》的感受。　　　　
　　　　杨浪：我对《中国青年报》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青年报》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影响一大批人，关键有两点：首先是这张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当时的中国主流媒体中，《中国青年报》是思想最活跃、最敢讲话、最可读的一张报纸。其次是这个团队中的人。《中国青年报》积聚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2年，思想解放刚刚开始，报社老中青并存，观念冲突非常明显。《中国青年报》积极倡导改革，倡导思想解放，在推动观念转变方面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983年以后，改革进入大的发展阶段，开放了十八个沿海城市，党内和社会内思想冲突很大。《中国青年报》不仅在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改革，还在报界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在报道上有了经典性的突破。比如“大学生毕业成才系列访谈”，无论是在报道形式上还是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可称为开山之作。　　　　
　　　　后来，《中国青年报》还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星期刊（周末版），开创了用报纸展开的知识问答，组织过世界性球赛，开设了与读者面对面座谈的“读者日”。这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事，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报界却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报业的一个思想库、一个媒体的中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青年才俊可谓群星璀璨。1985年前后，一些老同志相继调走，年轻人迅速凸显，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判断，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们能拼能闯，创造并主宰报业的思想，而且一直影响到上世纪90年代。现在很多知名媒体的掌舵人都与《中国青年报》很有渊源。　　　　
　　　　采访者：那又为什么离开《中国青年报》呢？　　　　
　　　　杨浪：1989年那场风波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我。当时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理想主义在做报纸；后来就去探讨做报的一些新途径，比如把《中国地震报》市场化、参与新华社的《每日电讯》等。1992年《中国青年报》改版，出了三个周刊，我做其中的“社会周刊”。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1993年、1994年挂周末版逐渐形成潮流。　　　　
　　　　在深刻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刚性之后，我试图在纸媒体上做些其他尝试。做“社会周刊”时，在形式上做了些探索，比如：用杂文的形式写社会新闻，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写人物，凝练、耐读，还努力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在愚人节那天，我们放了一个“漂流瓶”，采集幽默段子，结果来了两千多稿件，可谓异彩纷呈，像“博士可以生两胎”、“世纪婴儿”、“济南铺设啤酒管道”等。见报后，舆论大哗，捅了马蜂窝，我也因此背了处分。突然间我认识到在那里的发展空间有限了。　　　　
　　　　采访者：请谈谈你参加《三联生活周刊》主创班子的经历吧。　　　　
　　　　杨浪：我很早就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办，“愚人节事件”之后，才实质性地介入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参与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大帮人，包括领军的钱刚、陶泰忠，做评论的何志云，做财经的胡舒立，做图片编辑的闻丹青等等，后来被称为“豪华阵营”。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大批新闻界有头有脸的人聚到《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在1993年，商业资本进入媒体的第一轮，规则我们是不知道的，香港《明报》的于品海跟我们谈了很多，在我们听来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因为有商业资本的进入，会有改制的机会，这一批人才会杀到这儿来，恰恰是商业资本的进入，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完全不懂政治，不到一年，就铩羽而归。后来我们又找了第二任投资方、第三任投资方，都是好景不长，人员变动也很大。　　　　
　　　　1994年底，团中央支持尝试把《中国青年》杂志这本机关刊物市场化，这活儿是我特愿意干的，于是就去了《中国青年》杂志。我们那一任班子的目标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让《中国青年》杂志走出低谷，使它有个比较好的市场形象。我们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各种发行数据和广告数量也有了较好的回升。　　　　
　　　　采访者：后来怎么又去做财经媒体了？　　　　
　　　　杨浪：当时联办想做媒体，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找我，要我推荐几个人，我说：“第一个胡舒立，第二个尹克，第三个张志雄，第四个王安。”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又来，说他打听了半天，结果是我最合适，要我一定去。后来，经过对联办的了解，认为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可靠的政治背景，就去了联办筹办《财经时报》。　　　　
　　　　采访者：资源控制权的分配是否在《财经时报》后来的变故中发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