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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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在我们看来，国内电视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克隆”，比如说，北京电视台有个很不错的栏目《夫妻剧场》，别的电视台马上就会出个类似的节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英达：这是好事。说句实在话，这是因为存在着自由竞争机制。你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就垄断呀，没准我能做得比你更好呢？当然他们试试之后可能会发现他们做不了，这可能不是个资金问题，也不是电视台的垄断问题。比如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做这个节目就有很多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靠品牌好、人缘好来吸引名人、明星。反过来说，它就是再大的台，有再多的钱，再厉害，如果节目做出来没意思，主持人说出来的话没有质量，还是不会成功。不是说只要多给钱，话就更有趣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信心的。
采访者：那能不能这么说，艺术创作一定要经历从模仿到突破再到创新的过程？
英达：这是一定的。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要独占呀？别人可以来模仿呀，但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以为模仿有出路，还自以为得意呢。
采访者：美国的一些情景喜剧，比如《欲望都市》、《成长的烦恼》、《老友记（friends）》等等，有的一播就是七八年，为什么我们的情景喜剧，像《我爱我家》这样受人欢迎的作品，就不能拍个几百集，也播出七八年，有这种可能性吗？
英达：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的播出机制和他们不一样。观众只知道有些电视剧播出十几年，但是不知道这十几年来他们一共拍了多少集。一般美国人管一年叫一个演出季节，英文叫一个season，一个season一般是二十六集，一个礼拜播一集，一部戏播半年，最好的戏也就是五十二集。我们的《我爱我家》一共拍了一百二十集，这要在美国也够他们播几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的问题。这个还不能不承认，我们在拍《我爱我家》的时候报酬很低，如果你要是拍起来一拖几年，还不把人给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快拍，几个月就拍完。这样大家一看，几个月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而美国的情景喜剧，像你刚才提到的“friends”；它的拍摄费用，咱不从它的season开始的时候算，就说2002年，拍摄一集是六百多万美元，大约合四五千万人民币，那拍出来当然好了，那么多钱，大家慢慢精雕细琢呗。剧本也是如此，他们可以一年给剧作家一百万美元，就写一集，不好回去修改。而我们的作家有时必须几天写出一个剧本，不然他就吃不上饭了，因为我们给的报酬太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作没法和人家比，其实他们的作家还不如我们呢，如果叫他们来给我写剧本，让他三天写一集，他马上就跳楼了。
采访者：你说过“什么时候情景喜剧要是在黄金档出现，就会有无数的天才庸才都来搞情景喜剧，那时候就可能没我什么事儿了，所以现在我有独占鳌头的局面还得感谢它还没有成为强势”。最近《东北一家人》已经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这也标志着中国情景喜剧的春天似乎到来了，首先对你的成功表示祝贺。但是，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无限风光的同时，有没有感到竞争的压力？你会如何应对呢？
英达：那是我和他们客气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感到这种竞争的压力，因为真正的竞争者还没有出现。现在很多搞情景喜剧的都曾经是我的合作者。比如说拍《老威的X计划》的刘威就曾在我们的《我爱我家》里客串过；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快乐家庭》当时也是由我们给搭的班子。因为在情景喜剧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艺术方向上本着“以老带新”的原则，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如此。否则，你也许没有争取到新的观众，反而会失去原有的观众。
采访者：国内电视台的合并重组对你们的作品发行有影响吗？
英达：没有影响。他们合并重组就是用所谓的“打造航母”的办法，以规模效应来对抗竞争，这是非常愚蠢的。甭管他们的规模有多大，我心里有一条非常清楚，他们还是拍不出好戏来，在情景喜剧这个领域里，他们最终还是会来买我们的作品。
采访者：现在很多人都说，由于各省市的购片单位都合并了，对发行单位会有一定的控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英达：控制能够一时见效，但是不可能永远见效，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而且会输得更惨。就像过去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似乎可以垄断一个行业，似乎可以以大压人，最后一旦竞争真正开始之后，一些小的，甚至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都可以把这些国有企业逼到破产的边缘。看到他们这时的惨样和他们当年的牛样，简直就是我们某些电视台的写照。
采访者：现在，演艺界都很盛行出书，你想没想过自己出本书呢？
英达：没有，因为还不等我出书，像你们这样的同志已经把我的这一点点故事全都挖走了，我要不再发生点什么事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心的好写，就太对不起读者了。我说句实在话，不是讽刺你们，也不是讽刺其他的人，我的文化水平还不够。
采访者：这恐怕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
英达：不，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而是很多其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采访者：但我认为你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整理一下告诉广大读者，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你说呢？
英达：会有那么一天，但现在还为时尚早。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家庭情景喜剧已经占据电视剧的黄金档位。而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一百公斤的英达，因为《我爱我家》等二十多部电视剧，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知名“重量级”导演。
英达，男，1960年7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导演/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后自创英氏影视艺术公司，担任艺术总监。
第一部向世人证实英达喜剧才能的，是他导演的一百二十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是全世界首次用华语播出的情景喜剧。该剧的成功一举奠定了英达著名导演的地位，他本人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后，英达又拍摄了《候车大厅》、《起步停车》、《百老汇100号》、《东北一家人》等二十余部多集电视剧。除了是著名电视导演，也是著名的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经济上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闻传媒上；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是看好的。而且就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在媒体上的广告投入在世界上已经占到了第四位，只有美国、日本还有德国比我们的投入更多。按说我们在资金投入方面高于英国和法国，但是我们的节目却比他们差很多，包括新闻，包括整个传媒。
承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宋阳为我们采访英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英达司机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获得英达的经纪人、制片主任李岩的手机号码。
电话里对李岩说明了采访目的，对方语调里似略有为难，因当时正值英氏影视公司有两部戏同时开机，英达亲执导筒，每日要工作到午夜时分，异常忙碌。对此，采访者恳请李岩念及英达乃我等同门师兄的情分上，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尽量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也许英达确对北大心存怀念之情，很快，李岩就回复说，英达同意接受采访，但可能要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待他执导的两部戏步入正轨后，才会有充足的空闲时间。
后多次与李岩联络，零星得知英达的一些行踪，如去录制央视倪萍主持的《聊天》节目，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形象大使出席活动，在戏里客串角色等等。当问到英达有无时间接受采访时，李岩总是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吧。”
终于等到2003年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逐渐扩散，媒体报道著名导演谢飞不幸感染了“非典”，于是采访者推测摄制组的正常工作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果然，与李岩电话联系后得知一些摄制组暂时中断了拍摄工作。考虑到“非典”时期人人自危的心理，采访者决定对英达进行电话采访。经与李岩联系，表明了电话采访的意图。李岩与英达商量后，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于是，在“非典”阴云笼罩下的“五一”前一天的晚上，我们的电话另一端连线到了英达在香山的家里。期待已久的与英达老师的对话，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交谈在他的小儿子稚嫩的钢琴声的背景音乐伴奏下徐徐展开。为使谈话不受干扰，英达换了个房间，改用手机与我们对话，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很畅快，用英达的话来说“手机都烫了”，但他认真地解答了我们所有的疑问。
这次愉快的采访似乎成了一剂驱散“非典”阴云的良药。英达的幽默、机智常常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名导演、名主持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喜剧所带给人的力量。
第三部分第53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
——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月1日刊号出版，在2001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两会”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