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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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及饭店、写字楼这些高档地方。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采访者：能具体解释一下“成长中的中产阶层”吗？　　　　
　　　　钟诚：不用“阶级”是因为这个词太敏感，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阶层可能还稍微准确一点。有“成长中”这么一个定语，说明中产阶层本身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领、精英等等，来描述这个阶层，但我想中产阶层更具有国际的认知度，管他叫中产阶层更合适一些。　　　　
　　　　中国现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个中产阶层，包括“三个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或者叫知识精英，还有就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就是各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在各个行业当骨干，比如说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律师、建筑师等；经济精英是指企业的领导，企业当中的经理阶层。我们的这个杂志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第三部分第54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2）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钟诚：现在我们表述发行量是十八万，但中国市场远远不止这样一个量。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里，《新闻周刊》这样一个杂志应该是社会当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国外中产阶层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样的杂志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只要有报摊有销售杂志的地方就能看到。　　　　
　　　　在美国，物流非常发达，杂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送到订户家里、信箱中。这种杂志订户非常多，忠诚度很高，一旦成为这个杂志的读者，那么他可能世代阅读、终生阅读，他们的子女在进入主流社会后，也开始阅读相关的或者同一本杂志。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有很广泛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中产阶层茁壮成长的话，可以说《新闻周刊》将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起成长。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有多大？　　　　
　　　　钟诚：如果说你狭义地理解生存空间是一个制度问题的话，那我理解的空间是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对周刊来说，这个市场空间应该是非常广阔的。有人问我，在网络时代，你这个平面媒体尤其是这么慢的平面媒体怎么生存？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可能电视、日报、晚报、晨报，受冲击比较大，但是像周刊这种相对传统的媒体，越是有一种古典、高档的色彩，阅读它反而成了很高雅的事情，在翻阅中有特殊的满足感、贵族感。　　　　
　　　　采访者：可否说说《新闻周刊》的特色？　　　　
　　　　钟诚：在我们创刊第一年的时候，别人把《新闻周刊》评为中国“四大新锐周刊”。“新”表现在外观上很新，创刊第一年是三本，包装也很新，我们的有些观点、写法也很新，根本是因为观点很新、我们运作媒体的观念比较新。“锐”指的是我们是一个时政杂志，锐利表现在它的思想性上，只有在思想性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冲击力才能称之为“锐”。　　　　
　　　　采访者：如果用“新锐”两字评价你，你满意吗？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自己，可以吗？　　　　
　　　　钟诚：你看我像吗？既不新又不锐。我觉得，你的人和你的产品，既相关又不相关，产品具有特定环境下的产品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个人具有个人属性。我评价自己既不新又不锐。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有时候还淘换点古董，倍儿旧倍儿旧的。平时谈话声音也不大，说话也不斩钉截铁，表面上看也比较温和。　　　　
　　　　采访者：如果这次让你下岗，你会考虑换职业吗？　　　　
　　　　钟诚：这是我现在正思考的问题，没有什么特殊答案，传媒会是我最主要的选择。　　　　
　　　　采访者：能谈谈你对中国传媒发展走向的预测吗？　　　　
　　　　钟诚：这个我想得很多，用“三、四、五”来说吧。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要有假设前提条件，预测中国传媒发展走势首先要有三个前提：一，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有一个继续翻两番的目标，就是继续保持每年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长率；二，思想要继续解放，这是环境和政策层面的；三，制度继续创新，这是人的层面上，作为传媒从业人员，无论领导者还是参与者，他们在不断探讨制度创新，愿意做出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愿意为尝试而付出代价。　　　　
　　　　“四”是四个方面军，我将国内传媒依据体制、归属特质分成四大军团。一，“中央军”：《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这些属于由国家拨款的。二，“地方军”：各省的日报、晚报、都市报，隶属于地方的新闻机构、宣传部。三，“八国联军”：指的是外国背景的媒体。四，“杂牌军”：《新闻周刊》等只要不归其他三方的都是杂牌军。“杂牌军”是现在最鲜活，成长最快，人才最集中，市场化最快的。这几大板块互相有大的冲突、大的穿插、大的整合、大的机遇。冲突指的是有时候你死我活，《人民日报》订数的变化，是因为都市报的订数上升。穿插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报业集团，居然出现了《京华时报》这样和我们想像有很大差距的新媒体，传统的“中央军”中派生出一个很有实力、很有前景的地方军。我觉得，下一步它们会出现一个互相整合的问题，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方式。最后，我估计“杂牌军”可能会分化，向“中央军”靠拢或向“地方军”靠拢，或向“八国联军”靠拢，整合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地方军”现在的实力、机制、人才、发展势头最为看好。“八国联军”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但劣势在本土化——媒体是本土化要求非常高的特殊产品。　　　　
　　　　五个前景：一，华文传媒将成为世界性的投资热点，中文媒体将成为异军突起的传媒产业。二，会形成几个传媒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传媒行业会成为这些大城市的重要行业，由传媒衍生相关的印刷行业、纸张行业、广告行业、公关行业等，也会有较大的发展。三，会形成几个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比如全世界知名的中文为主的电视台、报纸，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四，会出现一些重量级的、以传媒业为背景的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不一定是传媒人，也可能是传媒投资人。五，会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理念，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成长，真正有本土价值的、有创新精神的理念、理论、方法会诞生出来，对整个新闻行业、新闻事业有价值的东西会沉淀下来。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流行的这些新闻理念，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创新出来，为后来人所接受，并继续实践。　　　　
　　　　采访者：最后我想请教一下，你在做新闻工作中有什么得与失？　　　　
　　　　钟诚：我都是失，没有得。如果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认为做传媒也是一样。做新闻的最大失误就是，你总觉得你在追求真实，追求客观，但实际上你总也得不到。因为传媒本身的运作规律、市场的运作规律、人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现实会永远出乎我们的理念。客观、公正、理性，就像挂在拉磨的驴前面的草一样，吸引着我们前进却永远得不到。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所作为。也许人生、世界就是悲剧，但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做传媒要有理性，理性也包括你要对传媒本身的终极性悲剧有一个认识。　　　　
　　　　采访钟诚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位原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的“新锐”杂志总编暂时赋闲，让我们有了与他深入交谈的机会。　　　　
　　　　钟诚，名如其人，对人对事都诚心诚意。这是朋友、同事对他的评价，也是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办公桌、书架和双人沙发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窗台上有一幅照片：一脸和气的钟诚笑容可掬，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上，上有四个大字“总是在编”。　　　　
　　　　钟诚平静地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编身份接受采访。”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二天，钟诚被免职。这个“总是在编”的传媒人，暂时选择了悠闲的“学习”生活。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将就此离开传媒界。　　　　
　　　　钟诚说：“幸运的本身就是我已经付出代价。”我们坚信，在付出代价之后，中国传媒界的幸福将越来越大。　　　　
　　　　做媒体要有一个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心是火热的，但脑子一定是冷的，要像冰箱一样冷藏、冻起来，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把很多东西还原到那种状态，要冷处理。但心要热的，对待社会上发生的新闻，要及时做出职业新闻人的反应，要快捷、要有同情心、要有公正心、要有公正意识。这些必须要结合。　　　　
　　　　一个自称“既不新也不锐”的传媒领军人物，钟诚在几年中参与造就了颇为“新锐”的《新闻周刊》。他离开了，留下了思索。他还会回来，因为他有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这几乎就是为做传媒而生就和锤炼的。　　　　
　　　　钟诚，男，1980年考入北师大实验中学。1983年至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至今。1999年参与创办后又出任《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该刊以新锐而著称，曾两次休刊。2003年改任副社长，并进党校学习。　　　　
　　　　200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EMBA学习。


第三部分第55节　为民请命当宽容

　　　　为民请命当宽容　　　　
　　　　——访《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　　　　
　　　　文/陈春彦栾辉戚占能　　　　
　　　　采访者：我最近仔细拜读了你写的那本《义无反顾》，很受感动。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案竟然引发一连串的官司，而你们竟然能够一陪就是五年，丝毫没有动摇，太难了。我想知道，你现在还在努力吗？　　　　
　　　　朱德付：你们也关心这个案子的事？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过，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刘秋海败诉，我们（编者注：指朱德付、《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都败诉。按我的理解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展示了中国的司法现状。我们是抱着虽败犹荣的观点。如果我们真的胜利的话，反而不正常。很多情况下，正义要伸张，要花时间。所以说，这个官司可能败了更好，能够反映目前真实的司法现状。从个例来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报道时间最长、报道量最大、牵涉范围最广的一个案子，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效果。　　　　
　　　　采访者：你认为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朱德付：我们败诉是肯定的。因为是反映司法腐败，如果胜诉了才奇怪。那样的话最后反而粉饰太平。我们现在把血淋淋的事实暴露给大家，引起大家去关注司法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不断地推进司法的进步。出现这个事件后，我们这么多年地跟进它，从一审到二审，我们能不断地反映我们的声音，也反映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很大，起码可以说出来了。　　　　
　　　　同时，我也看到了媒体的进步，媒体正在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采访者：这么多年，有没有广西的公安厅或者什么部门给你们发函不准报道这件事情？　　　　
　　　　朱德付：没有，而且发过来也没有什么用。这是两回事。司法有司法的程序，媒体有自己的程序。我只做我们的工作，他有他的道理。不一定真理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只是不断地展示事实。　　　　
　　　　采访者：看来，你们也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　　　　
　　　　朱德付：这个事情做到最后，我都觉得有点过了。即使我们想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对别人构成伤害的。包括对陈小俐，她虽然诬陷刘秋海，还做了不少坏事，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这样做起码对她的名誉构成了伤害。哪怕所说的全部是事实，但是还是构成了伤害。现在想来，作为媒体，也还是要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讲正义、非正义，但是具体对某一个人不能孤立地说是好人还是坏人。　　　　
　　　　毕竟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她是很弱的，是弱势，我们是很强大的媒体。搞到最后，她用司法来维护自己的名誉，对抗舆论，其实已经与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刘秋海也都没有什么关系，而变成了媒体与司法两家在拼杀。　　　　
　　　　采访者：那你怎样看待今天舆论监督的作用呢？　　　　
　　　　朱德付：现在舆论监督的作用，应该说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进步很大，舆论的监督是与国家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媒体的监督，不是一时的监督，并非图一时之快出口气，而是建设性的。我们不是要毁灭什么东西，而是要帮助建设一个东西。暴露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立在破之中，破是为了立。这就是理性的建设态度。　　　　
　　　　今天，我们《京华时报》注重监督的是个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事情来做，不去做现象。《京华时报》的稿子永远不做现象的东西。不要谈现象。谈现象把握不好，一棍子打翻一堆人，这样不好，政治上也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抽象地说公检法怎么黑，怎么腐败，这样谈谁都不高兴，也不符合事实。毕竟大多数都是好的，不可能大多数都是坏的，但是有局部和个别人确实不好。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讲这个人这个事做得对不对，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就事论事。　　　　
　　　　越个体越有杀伤力，越具体越生动，越具体越丰富。我们理解丰富就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我们创刊的时候，也走过一段弯路，动不动就是一团黑，很多人要做现象，要搞一个话题，我一直不主张做话题。我主张就是单纯，把复杂化成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