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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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更高一层次？
郭凡生：高一层次！第二，道德有两种，一种是必须，是你被迫不得不这样做。被迫去做的人是把道德作为一个底线；另外一种道德是一种追求，成功的企业家最后追求的并不是钱，而是变成对道德、文化以及成就的追求，是一种较高的升华。
所谓最成功的管理，不是制度管理，是道德管理。但是又不能没有制度，制度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制度的表率。
没有一个道德界限，管理是不行的。处罚人是为了呼唤道德的出现，不是为了显示你的威严，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违反道德的事不是一件好事，逐渐地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大家都不违反了，这种制度就没有了。当制度变成“没有制度”，这种“没有制度”的管理就是最好的。所以，道德管理是管理的极致。
采访者：你觉得这十几年中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凡生：遗憾当然很多了。每个人都有理想，你的理想不可能都实现。去年（200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的时候，七七级、七八级学生都回去了，我们毕业二十年了。当年走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成功了。我们这么多人中，有当领导的，也有很多人成了企业家，跟当年比，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在一起去谈未曾实现的理想是什么了。但是，人们还会记住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人走向小康，他们有共同的名字，就是人大七七、七八这两级毕业生。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一茬儿人已经做到的。
采访者：现在在企业家这个职业生涯中，我觉得你还是在做一些研究，还是没有离开以前学者的思维惯式。
郭凡生：经济学方面的学者和企业家的身份是可以兼顾的。我的计划是，到五十岁，或者是五十二岁，如果我能退出来，我将再回去做学者。我有七年的学者生涯，在那期间我做的研究，大家都承认做得很好。这十五年的企业我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再去做学问很重要。中国缺慧聪，但是像慧聪这样的公司，我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中国最缺少的是怎样把企业都做成拥有慧聪这种思想和理论的公司。如果谈到个人的成就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者：你对中国传媒业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郭凡生：中国传媒正经历着从不开放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的传媒一定要开放，而现在不开放也是合理的，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现在民营企业没有进入传媒业。事实证明，国营企业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传媒业又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经济的色彩，国营制度的某些落后性在其间就会体现得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传媒业必须迅速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制度，否则，它在完全开放以后将会失去优势。
慧聪不到五十万元的投资，铸就了今天全国最大的信息服务商。走近有着“中国商情与分类广告之父”美誉的郭凡生，我们就可以找到如何把知识变成最具有商业价值产品的答案。
郭凡生，男，慧聪国际资讯总裁兼慧聪商务网CEO。1955年出生，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兵，参加工作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1982年至1990年，先后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1990年从商，先后在三个国营企业任职，并承包经营部分业务，但终因体制问题，未获成功。1992年10月，出资十四万八千元与王永慧、王冲等人共创慧聪公司，该公司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信息服务商，郭凡生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商情与分类广告之父”。
媒体管理的效应涉及三个方面，即受众、内容和广告。广告结构、内容结构、用户偏好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媒体运营的基本模型。当三者能够完全匹配的时候，就形成了最大的商业利益，犹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当这个三角形各条边以均等比例扩大的时候，它的每一毫米、每一微米的扩大，都是在最大地扩大等边三角形——企业的利益。
如果你去经营一个媒体，你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简单的管理技巧问题，而是管理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知识经济的规则在知识经济最典型的媒体业能否得到体现的问题。知识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分配规则。知识占大头，资本占小头，让企业里的优秀人才和知识分子能够与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发展，这就是知识的逻辑和知识的道德。
没有理想的人无法成就大事业；而缺乏理性的人，则会使理想沦为空想。经营媒体是理想与理性的结合，并将二者抽象成简单明了的理念去约束、指导、激励每一位员工的行为，变个体为集体，达到1＋1》2的系统目标。将理念上升为理性，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而只有成功的理论创新，企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并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
《经济观察报》的进步与成长，得益于处理好了若干个关系，如内容与经营的关系、投资人与办报人的关系、报社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等。
这是一个生产“读者注意力”的行业，我们的发行是生产环节而不是销售环节。报纸是一个前期成本并不高的行业，要开张简单，买些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年、二十年下来我们留下了什么？就是一个“牌子”。
“理性、建设性”意味着什么？就是三件事：一是要有新思维，因为新的东西在市场上可能会有一些超过平均利润的东西；二是要有新技术，我们现在希望要有更多的方法、技术和程序；第三就是做人，最终我们的报社有多大发展，个人能前进到多远，取决于我们每一位员工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位管理大师说，你一生所卖的商品，其实只有一件，那就是你自己。我们最终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做一个好人的决心与能力。
对郭凡生的采访，始终让你浸透在知识与理论的理性氛围中。你所感受到的是他的学者风范，然而慧聪商情的业绩却又时刻提醒着你：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对中国的市场调控产生巨大影响的“商情与分类广告之父”，因为他最终让知识变成了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在国际化的趋势和竞争带给企业更多担忧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郭凡生的那份自信，这是基于深厚的经济理论的根底和对知识经济的深刻洞察，也是基于对慧聪这个亲手培养出来的“孩子”彻头彻尾的了解——慧聪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慧聪是典型的知识型和学习型企业。
对于郭凡生乘地铁或打车上下班，我们早有所闻。提及此事时，他说：“比如我坐着奔驰车上班来了，而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职工从地铁、公交车下来时，我会觉得很羞愧。而我打的或骑自行车来了，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
从这句简单的话里，我们恐怕不难理解慧聪公司“大家都过好日子”的企业文化了，也不难理解他所创立的“全员劳动股份制”的具体含义了。而另一个让我们既惊讶又疑惑的问题是，他上下班也要同普通职工一样打卡，最直接的感受是他在以身作则，然而，往深处思考，你的体会却是，他在呼唤制度与道德！
慧聪知识经济的激励制度和管理的科学性，已经赢得了世界品牌的投资和战略合作。那么，我们的媒体业——这一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在大声疾呼与渴望资本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它的本质？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品味知识经济的力量？
第一部分第13节 我在寻找什么？（1）
我在寻找什么？
访《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文/庞义成
采访者：《财经》的“非典系列报道”在新闻界、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有些新闻同仁说，胡舒立的做法令人“痛恨”——言人所未言，或未敢言——照这么下去，天下都是她的了。你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有新闻就做，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你就干不好，或者不敢干。
其实我们早在2003年2月份就开始了相关的报道。广州的SARS是2月11号开始闹出来的，2月12号报纸就纷纷报道。我觉得这个新闻非常有价值，基本可以说相当难得——新闻里头最难得的就是这么一种——首先新闻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情味，但是人情味并不等于硬新闻，既有人情味又是硬新闻的，我觉得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个事。
广州的非典型性肺炎从一发生就变成了一个有硬新闻色彩的新闻。如果最早（非典型性肺炎）在广东河源发生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般的新闻动态，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报道；那么当它2月份在广州发生的时候，（新闻价值）就已经上升到关系到政府是否愿意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在11日和12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先后公布了疫情和患者人数，但这个事一看就知道它不单纯，首先即使它是疫情，它也是影响相当广泛，与大多数人相关的瘟疫；第二，这个疫情比较直接地和某些的制度问题联系在一起。
当时仅仅是一个广州的事。我们有两支队伍：一个是在广州那边写，写早期的广州非典型肺炎发生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个人在北京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等等，两边都在做。尽管我们不是太熟悉这个体系，但我们对医疗卫生问题是有兴趣的，像我们的学术顾问汪丁丁也比较重视这些。2002年我们做得比较多的就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医疗改革。所以，在这个领域进行制度性探讨，还是有基础有资源的。
采访者：“非典”期间国内哪些媒体的报道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些媒体给你们提供了启发和线索？
胡舒立：原来我们比较重视当地那些全国发行的媒体，像《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觉得它们跟我们的竞争比较多。但当广州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把广东当地的报纸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我觉得都市报在中国新闻的变革当中是非常不可以小瞧的一支队伍，是新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地方媒体一方面竞争激烈，一方面跟读者更为贴近，责任感很强。我觉得他们做得很不错。这次新闻报道让我认识到地方媒体其实是挺值得注意的。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旦地方的媒体行动起来，他们报道相当深入，讲得很尖锐。当地报纸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是很细，可以从中了解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尤其当时广东很多搞公众行政的专家和政协的专家也出来讲批评政府，言辞非常尖锐。当然广东在这方面报道的黄金时期很短，但他们这种很辉煌的表现，令我们很佩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财经类媒体的报道取向和报道范围一直是大家不断探讨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非典”这个事跟财经话题搭不上边。你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财经媒体应该做新闻判断。如果是硬新闻就可以做，就是财经界关心的重大新闻。我们责无旁贷。
这又涉及到什么算硬新闻。新闻业喜欢讲可读性，但我觉得更应当关注什么样的事情更为重大、具有关键性意义。至于《财经》为什么报得比其他媒体早一些，可能与在香港的认知相关。大约3月二十四五号，我们派了个记者曹海丽去香港驻站。到了香港以后，她发现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就她一个人不戴，反倒显得奇怪了。当时“淘大花园”爆发疫情，她立即去采访了，写了稿子回来。我们同时上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广东报告的疫情人数是七百九十二个（截至3月26号），已经翻了一倍。我们采访了卫生部，北京市、广东省卫生部门，还有世卫组织。做了一组特别报道。
当时就有朋友建议说，你们还是不要做，新华社也没有对内发稿，像《北京青年报》只登了一个特小的“豆腐块”，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说，杂志周期比较慢，但我估计这事是不会推的，很快会公之于众。这毕竟是传染病。果然，那天晚上，我们杂志都到印厂了，张文康（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们马上从印厂（尽管那时我们这杂志已经成型了）把杂志付印样取回来又增加了一个最新的疫情报告，就是张文康公布的截至3月底的报告数字。另外，我们在这一期杂志上刊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
我觉得在这个报道上，好像新闻界有一点过于谨慎。其实也没有规定不能报道，大家也都不登。
采访者：是不是有一点麻木，或者存在某种谨慎的惯性？
胡舒立：我觉得这个惯性不太好，所谓报喜不报忧的问题，我觉得做灾难报道的时候记者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找我采访，提了一个他们自以为设计得比较精致的问题，意思是说“做这种新闻是不是考虑到比较有卖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庸俗的问题。记者应该去报道灾难新闻，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它是不是有卖点，首先应该判断它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体现了那种“喉舌”的精神。我回答他们说我又不是卖报纸的，我又不是做销售的，我是做新闻产品的。
采访者：为了更新这个杂志，把最新的消息登上去，像前面提到的张文康上电视的那种情况，从印厂拿回大样修改肯定需要增加一些成本。这种投入有无必要？
胡舒立：的确有的媒体对成本算得比较精，但我们一直不太计较这个。我们赚钱是这样，我们不赚钱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出版号外估计也要赔好几万元（因为没有广告收入），昨天他们负责经营的人还在跟我提这个事。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付出。我觉得对做内容的人，成本约束当然是一种痛苦，但自己主动地、过分地考虑成本，没有必要吧？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成了经营行家，一上来就问我这方面的想法呢？
采访者：既要做好报道又要保证采访人员的生命安全，你们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胡舒立：我们在3月下旬就买了口罩发给大家。当时我们司机去买口罩，他咨询自己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朋友买几层的好，连他的朋友都笑他过于紧张，结果过几天他们医院就出现感染者，再不笑话我们了。我们3月底就规定：出差必须戴口罩，上飞机、坐地铁必须戴口罩。后来我们还专门请了治疗SARS的专家，给员工做了一个预防培训。此外，我们还采购了工作服等必备采访用品，在办公室设了专门的消毒室。在杂志社前台，我们给每个外出采访回来的记者发放酒精棉球擦手。
采访者：花了多少钱？
胡舒立：到4月上旬大概花了八千多块钱。
采访者：我有一个朋友不是做新闻的，但他很敬佩你们在号外中很早就已经把“非典”传播的基本脉络给理出来了，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有人帮你？
胡舒立：SARS出来后，你只要认真地采访，几乎到处都是新闻。当然，总要稍微前瞻一点想问题。这个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