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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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
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
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
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
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
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
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
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
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
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
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
一片废墟的武器，军政目标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免由于某些失误而突然使我
们丧失拯救我们许多文明业绩的机会。因此，文官当局在确定可达到的目标时，
在选择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时，需要与军事当局密切合作。没有目标的战
争是极端危险的；一场只有某些诸如“胜利”、“免遭侵略”、“人民选择自己
政府的权利”一类模糊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危险的。这类笼而统之的东西听起来
很响亮，但今天的当局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体面准确地提出我们准备达到
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打算付出的代价。否则，战争的整个指挥权就会在不
知不觉之中落到这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他们从
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语言给胜利一词下过定义。
　　　　从前，军人的目标常常只是彻底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他们无权制定我们力求
通过军事行动来取得的政治目标。
　　　　可是，考虑到今天的复杂战争，必须给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的机
会，让他们在我国的最高会议上就文职领导人所考虑的方针政策问题大胆地直抒
己见。不过，政策一旦确定，一个格守誓言、忠于职守的军人要么应坚决贯彻这
种政策，要么就退出军队。
　　　　麦克阿瑟将军则采纳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信条。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对马
萨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机构）的一次讲演中，他试图说明，一个军人对自己统帅
表示忠诚和服从与对“国家和宪法”表示忠诚这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
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是他
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么主张更
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作的保
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电文：“我
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我本人对您绝对
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
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为人所
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统格格不入
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个人的内容，倒
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的决心。宪法规定，
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
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
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
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
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
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这种巨大
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手中掌握着一种
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器，因而这种责任十
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
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
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
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
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
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
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服从合法当
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
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
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
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
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
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
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
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
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
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
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
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
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
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
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
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
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
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
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
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
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
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
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
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
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
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
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
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
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
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
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
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
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
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
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
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
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
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
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
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
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
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
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
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
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
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
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锁中国
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原子弹。
　　　　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上的胜
利。记录表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暂时可能得
到的东西根中无法补偿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北朝鲜
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至有充分的
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但是，我们对是
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
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的那些在朝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
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动，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
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中绝大部分非共产党
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
杂志所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大楼也同意我的
这种看法。地面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
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
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我已经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
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上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
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土遭受我空、海军的轰炸、炮
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
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
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
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
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
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
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
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
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
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
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
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
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
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
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
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
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
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
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
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常
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
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
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
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
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
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
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不考虑进行
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后十月份陆军元
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