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经典散文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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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超似乎是一个对准确精密着迷的人，在这世上的百行百业里，如果有什么是比陶艺家更适合他当的，那就是“圣贤”这一行了。两者都是讲究唯精唯一的事业。迷上结晶釉以后，他守在窑门口，竟像圣贤守住一颗心似的慎重，虽然窑外有仪器表，窑摧有探测，锥，两者都可以知道温度，但都不是最精准的办法，最精准的办法还是靠目测。有一次，看得忘形，竟致瓦斯中毒，全身高烧到四十一度，上荣总医院躺了两个礼拜。等身体好了，他依然时时刻刻去看窑，只是改良通风设备，并且加买了防毒面具和眼睛的防护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无意间打听另一位朋友的近况。
“他呀，他不成的，上帝不帮他的忙。”朋友是四川人，口才极好。
“为什么？”孙超一向实心眼，不知一个人为什么遭天遗弃。
“因为他变来变去嘛——结果上帝也搞不清楚他要干啥子！”
朋友说的只是一句笑话。他听了，却如受棒喝，一个人如不能本分务实，今天东明天西，连上帝也弄糊涂了，要帮也无从帮起！
他于是更专心的守住他的窑，以及心爱结晶釉。
第一次碰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艺专读书选的是雕塑，而陶艺只是美工科的专利），地时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和宋龙飞先生一起兴致勃勃的去做黑陶、彩陶……买了许多书，累积了许多资料，对于陶瓷这种“窑门没打开之前，完全不敢肯定”的刁钻性格，他深深折服了。面对艺术加科学的双重难题，他变得斗志昂扬起来。生平喜欢困难的东西，像二十岁的时候，读那本胡适的《古代哲学史》，便是一场硬战。自己没有基础，没有时间，更没有老师，唯一的信念是反正中国字是认识的，人家写都写出来了，我难道看也看不懂吗，于是把书塞在口袋里，演习或训练途上停车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不懂就查字典，一本书看了半年，总算生吞活剥咽下去了，懂不懂不敢说，但至少以后看类似的书就不再觉得困难了。
醉心于寻根究底，醉心于百分之百的投入，日子原来也就这样过下去了，不料有一天忽然后山山崩，整个科技室都埋在土里，他拨开水泥砸碎后的屋顶钢筋爬出来，再次捡回了一条命。所有精心收藏的书，所有曾经爱恋的资料全埋掉了，三个助手也死，还记得一位助手在里面急急哀哀叫着：“孙先生啊！孙先生啊！快啊！”
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啊！经此一劫，他决心要作最无情的割舍，把其他都抛开，只专心致意弄一种结晶釉吧！
日本人有时把陶瓷艺术叫成“炎艺术”，让人看了不免一惊。世上的艺术，有些真的是要经千度的火来煅，万分的情来炼，才能成形成吕的啊！陶瓷艺术就是这一种。陶是奇怪的东西，既可以是小儿无心的玩捏，也可以是一生探之不尽、究之不大学问。看来人也是大化或工或拙的塑吧？否则为什么人也是如此单纯又如此复杂的个体？为什么人也是探针指测不明，形制规范不尽，釉彩淋漓不定的一种艺术？人本身也是一种成于水、成于火、且复受煎熬于火的成品吧？
艺术理论上有人颇以为作品因个人的境遇而有悲喜，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莫里哀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死在舞台上，却是喜剧圣手。莫扎特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乐章却华美流畅，如天际朝霞，花溪春水，浑不知人间有忧愁。有的人是奇怪的战士，受创愈重，流血愈多，他愈刻意掩藏怆痛，只让你看、也只许你看他的微笑。孙超似乎也是这种人，看到他的结晶釉，清澈美丽，透明处是雪，艳异时似紫水晶原矿，令人想起云母，想起冰河，想起菲薄匀整的细胞切片图。我虽因性情所趋，一向比较偏好质木素朴之美，也不得不承认孙超所经营的精致无暇的艺术，这种精纯唯美，几乎可以解释为一种赌气。命运，你要给我砂砾吗？好，我就报之以珍珠。命运陷我于窑火吗？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一只陶皿，是大悲痛大磨难大创痕之余的定慧。那些一度经火的器皿，此刻已凉如古玉，婉似霜花。经过火——但不要让你看到烟熏火燎之气，经过火——但只容别人看到沉静收剑的光华。
我说到哪里了？是孙超的半生？还是他的火中取莲的结晶釉？我自己也弄不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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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词
灯火猝然亮起的时侯，我发现站在台上的不是别人，竟是我自己，惊惶是没有用的了，别人说：“你表演呀，发什么愣。”
我并非矫情做作，可是，人人都喜欢听离奇的、五彩的故事，可惜，我的故事只有万顷平湖，在一片清波之仍然是一片清波，编不出一段奇峰突起的情节。这当然是很抱歉的。
四岁以前的事我是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却也还有几幅画面模糊地悬在记忆的廊里，成为我自怡的资料。
就在四岁那年。有天母亲把我打扮得整整齐齐，对我说：“你看，那条马路，等下公共汽车经过的时候，会有一个人走下来，他就是你爸爸呢！”
我很惊愕，那一阵子我的生活时里差不多是不需要有一个父亲的，每天母亲给我梳小辫子，每天扎蝴蝶结儿，每天讲故事给我听，每天我到鸡棚里去捡粉红色的鲜蛋，并且听妈妈的话一口气把它喝下去。每天我坐在院子里，抱着苏打饼干的盒子，做一个小孩儿的梦。
可是父亲回来了，从很遥远的美国，这似乎是我早期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他带来许多稀罕的东西，那些美丽的衣服令我欢欣若狂，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东西却是我和母亲都不感兴趣的，那是大包大包的鱼肝油丸和奎宁丸，他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你想，如果我们亲友有人得病了，这东西不是比什么都宝贵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务实际的人。
而我完相反，我宁可去玩母亲为我剪制的小鸡、小狗，我敏感而沉迷于幻想的性格是来自母亲的。
一直到我很大了我才知道，那次父亲的行囊时有一样东西是为我买的———架计算尺。我一直没有能用它，至今想起来，情感上就不知道应该怜悯他们还是怜悯自己。
他们对我想必有过很大的期望的，我从中山国校毕业的那年，糊里糊涂地撞进了一女中的大门，我自己也很愕然（那一阵子实在并不用功，花在课外书上的时间倒比正课多），最使我难堪的是父亲一见人总是说：“这孩子，读书倒是很顺利，她小学毕业时考四个学校就取四个呢！”当时我实在很受不了，我对陌生人的打量是颇有屈辱感的。可是，这些年来，我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对我怀着那样热切的希望了——除了我的丈夫，还不时用情人式的盲目在人前称赞。
身为六个弟妹的长姐，我是不容令人失望的。不过，这种自觉却是到上大学以后才逐渐明显的。中学时期，我仍然只过着一种似梦似诗的日了，特别是由于搬家。我由一女中转学屏东女中的日子，骤然接触到满城的棕榈，和遮天的凤凰花，我天性中对自然的热爱一下子都爆发了。学校中有参天的古木，大片的草坪，黄花压枝的夹道树，以及一畦畦的菜园，我学会种菠菜、白菜和豆荚，那一段时间我总是起得好早，巴巴地赶到学校去，一桶桶地浇水，我生平最大的成功恐怕就是那个小小的豆棚了，蝶形的豆花满满地开了一架，一种实在而又丰富的美丽。
屏东，一个不能忘的稻香之城，那段闲适的、无所事事的日子竟是过去了。中午坐在花园的清荫里，和几个女孩子一起读诗的日子也过去了。
1958年的秋天，我进入东吴大学，念的是中文系。那时候，我才忽然感觉到我需要开始我的奋斗了。离开家，我才明白自己的家庭比想象中贫困，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黄埔六期的少将，我小时候老以为少将是很小的官，不然我们为什么那么穷呢？可是一个住在家里的孩子并不见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穷，一旦离开家才忽然明白连一张床也是一宗财富。
我仍然眷恋着十六岁的时代，但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了。有一天，我看见杨躺在榻榻米上，跷着两只脚，很怡然地啃着一块钱买来的杠子头，那就是他的全部午餐了。他自我解嘲地唱着一首自己编的歌：“我今天吃了一个杠子头，一个杠子头，也不甜，也不咸，也不甜，也不臭，也不酸，也不辣。……”我们都笑起来，把黯淡的心情藏在豁然的大笑里。
那段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像无酵的杠子头，没有滋味但却很坚实。
靠着母亲的东拼西凑和工读金，我读完了大学，我督促着自己，做一个踏实的人，我至今看不得乱花钱的人和乱花时间的人，我简直就鄙视他们。
未读中文系以前不免有过多的幻想，这种幻想至今仍能从大一新生的眼睛里读到，每读到那种眼神就使我既快乐，又心痛。我知道，无论经过多少年代，喜欢文学的年轻人是永远存在的。但不久他们会失望，他们在学院里是找不到文学的。
我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中的时候，距离我大学入学还有一个月，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八月二十三日，那以后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却也从来没有多产过，我带着喜悦写每一件东西，我写的时候心里实在是很快乐的，写完就开始不满意，等发表出来就简直不愿意提了，可是人就有那么矛盾，我还是每次送它去发表。我从来不读我自己写的书——我宁可读别人的。
对于家务事，我有着远比写作为高的天才。我每次坐在餐桌前，看他贪馋地把每一碟菜吃得精光，心里的喜悦总是那样充实。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许多女孩子的写作寿命总是那么短。要不是那些思想仍然不断地来撞击我的心，心许我早放弃这一切了——可是，当然我是不会放弃的。
对于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而言，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描绘的了。我们的时代不是只凭一张巴掌大的履历片就能解决许多事了吗？繁言简直就是一桩罪恶了。
是的，我的戏仅止于此，如果我的表现太平凡，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原来就是这样的角色。要紧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热闹的戏台，演着美好的戏剧，让我们的这一季，充满发亮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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