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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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号，当北京下起那场让全城交通陷入瘫痪的小雪时，我在窗帘紧闭的家里玩电脑，丝毫没有注意外面的世界，甚至不知道下雪了。后来才听说有人凌晨还没有回到家。
2002年
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在这一年掀起了唐装热潮，中国的领导人引领了服装时尚。
2003年
遥远的伊拉克在大战，我负责的CCTV－4频道的国际天气预报为大家介绍了伊拉克的天气，因为战争期间没有了那里的气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数据进行分析。
北京少有的没有沙尘的春天，但是非典让大家都戴上了口罩，38度5成为是否可能得非典的体温刻度。非典让我记住了SARS这个单词和钟南山这个名字。
从网络游戏的公共聊天窗口看到有人在喊张国荣死了，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得到了证实，心里空了一大块。这个让我们深爱的男人用飞鸟的姿势结束了他的生命，就象他在《阿飞正传》里说的他是一只没有脚的鸟，只能不停地飞，飞不动的时候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从此银幕上少了他那让我们心醉、心碎的眼神，从此4月1号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愚人节。
张国荣用自由落体的方式亲吻地面之后，另一个男人杨利伟乘着宇宙飞船冲向太空，媒体的报道是“中国人从此飞起来了”。
这一年我和老公贷款买了房子，这一年我的人生整三十。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眼中的历史（1）/宋英杰
1965年
当最久远（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化石出土，而“活学活用”成为最流行词汇的那一年，我降生了。长大以后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并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那一天，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大事发生。
1966年
那一年，后来被人们称作“大团结”的10元钱隆重面世，而在15岁之前，它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天文数字；那一年《大海航行靠舵手》问世并且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小时候对阳光雨露重要作用的认识都来自这首歌曲。
1967年
这年6月17日西北的天空中曾出现一团奇异的白色云朵，但不是天气意义上的云，而是令大人们无比自豪的氢弹。这一年，农耕版的一角纸币发行流通，这是我7岁之前见到的面值最高的钱。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上山下乡，而在今天，上山下乡已经演变为都市人的一种假日旅游行为。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一年我也戴上了毛主席像章。
1968年
这一年“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乡村里随处可见，所以很小就知道了狼窝掌和梯田，而梯田现在已经成为形容人们脸上皱纹的时尚词汇；战天斗地是我小时候很偏爱的词汇，后来才知道，战天，很大程度上是和天气抗争。
1969年
那一年我知道了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4岁的我第一次加入到反修游行的队伍中，据说那天我喊口号的声音格外响亮，或许具备了一个播音员的潜质；那一年，很多小人书里讲到的胡伯伯（胡志明）去世了，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中国人。
1970年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73公斤重的东方红一号升空，它在太空中唱着《东方红》，这件事让我倍感神奇。那一年，我开始会背诵24节气歌，当时还不知道它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1971年
《红灯记》在我们学龄前儿童中开始传唱，最熟悉的就是“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喝妈一碗酒”，磨刀人的吆喝以及李奶奶“不拆墙，我们也是一家人”那句话。
那一年，我知道了联合国这个名字，但是一直不知道联合国到底是个什么国。
1972年
那一年《我爱北京天安门》问世，那是我们小时候唱得最欢快的歌，就连后来学英语，也喜欢按照这首歌的旋律演绎的字母歌；这一年，我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CROSSTALK（相声），当然后来在课堂里学的第一句话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1973年
我开始背上书包上小学，并且开始读小说《闪闪的红星》和《西游记》，当然是一边看一边缠着大人问；那一年还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而最感兴趣的是很长的外国人名，例如恩维尔·霍查，诺罗敦·西哈努克，佐勒菲卡尔·布托（巴基斯坦总理）迪迪埃·拉齐拉卡（当时的马达加斯加总统）。
就在那一年，杨丹在离我很遥远的湖南出生了。
1974年
《闪闪的红星》上映，小小竹排江中游和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情景和旋律至今无比亲切。
那一年，和同学们排练批林批孔的快板书和山东柳琴。而每一次演出的开场白都是：XX小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战斗开始。30年后我才偶然想起应该向孔老夫子表达歉意。
那一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竺可桢逝世的消息，那时只知道他是懂得看云识天气，记录什么时候开什么花的人，上了大学才知道他是我们气象界的泰斗。
1975年
辽宁营口海城7。3级地震，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地震，知道地也会动，正值春节，冰天雪地之中在屋外吃饺子。后来听一位从事地震预报的同学说，那场地震直接经济损失8。1亿元，死亡1328人，如果没有地震部门的预报，相应的损失数字估计50亿元和5万人。
那一年，我在《参考消息》的一个小角落看到几十字的题为“蒋介石死了”的报道。
那一年，登山队北坡登顶珠峰，让我们从此记住了8848。13米，后来还和一位尼泊尔同学争论过这个数字的国籍归属问题。
1976年
看见很多大人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而默默地哭泣。后来在大学遇到一位同学，他能完整地背诵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并在每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向着北京的方向默哀3分钟。
9月9日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突然感觉天上的云都是灰色的。第二天上午的毛主席著作课（当时简称“毛著”课），老师和同学哭成一团，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长时间的集体痛哭。
1977年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发行，我集邮的历史从此开始。
这是我最后一年佩带红领巾，并担任着“红小兵大队长”，这个称谓现在已经生疏了。
这一年，我第一次看到屈原这个名字以及他的诗，以后一见到“兮”字，就想起他。这一年，我的夫人“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海降生了。
1978年
现在我周围的领导，这一年开始上大学。
初春三月，郭沫若老人那篇“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的《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很多同学立刻成为朗诵爱好者。
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当然，它的重大意义，是后来很多年才逐渐感悟到的。
1979年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一年。
那一年，开始糊里糊涂和很多大人一起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课，并且可以用英语笨拙地说话了。
看日本电影《追捕》，电影院里拥挤程度很象春运时的火车车厢。
记得在那一年基诺族被正式确定为一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说法从此开始，后来才有了“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歌声。
1980年
第一次读到《第二次握手》，并且是第一次为爱情（当然是别人的爱情）而泪流满面。第一次兴奋地见到西服，喇叭裤以及很多穿着这类衣服提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的人；第一次很陶醉地哼唱一首歌《军港之夜》
那一年，能戴上“军帽”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当然抢“军帽”的事在校园周围时有发生。那一年家里开始有了一部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并且见到了赵忠祥老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电视播音员。那一年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叫彭加木的科学家在罗布泊失踪，后来一直想查询当时天气的确切情况，从天气的角度解读这个谜。
1981年
中国开始有了电视天气预报，但我无论怎样如何努力都找不到那时关于它的任何记忆。
那一年，偶然听说国外发现一种怪病，叫爱滋病（当时也叫爱之病），但当时觉得这种病非常遥远。那一年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深深镌刻在我的脑中，以后很多年里每到农村，很多老人都能让我想到这幅油画。
在学校里，这一年春天开始搞“五讲四美”活动，但那九项内容到底是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
那一年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实现“囊括”，一套七枚的纪念邮票就此发行，第一次有机会端详那些奖杯的样子。初冬时节，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20多年过去了，那届世界杯上中国队每一场每一局的比分还都清晰地记得。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眼中的历史（2）/宋英杰
1982年
第一次看到世界杯足球赛，于是熟悉了普拉蒂尼、鲁梅尼格、苏格拉底、洛科、罗西等熠熠生辉的球星。
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队的决赛，是第一次全家人凌晨起来看电视直播。
在学校里有了台湾校园歌曲；看《牧马人》和《少林寺》老师组织写电影观后感和作文比赛。
那一年听到全国人民总数突破10亿，听到《民事诉讼法》试行，但当时完全不知道诉讼是什么。那一年，第一次通过电视了解一场战争——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之战。
1983年
那一年通过电视我们在感动中认识了张海迪，在惊愕中知道了星球大战计划。那一年布票取消了，票据成为我的一种新的收藏品。那一年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从此除夕之夜有了一种新的期待。
1984年
看完洛杉矶奥运会，我走进大学，北京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那样的新奇。35周年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舞联欢之中。联欢刚刚结束，北京下了一场小雨。那一天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经典标语。
那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97香港回归开始在我们的心里倒计时。
那一年我们很多人开始爱不释手地捧读舒婷、北岛、顾城的诗，好象身边的人谁都能写上几首诗。最喜欢舒婷的《致橡树》，其中“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的诗句正是我很多年里预报天气时的一种心态。
那一年有了南极科考队，我们很多同学有了去南极的冲动。
1985年
兴奋地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
惊奇地发现有的同学普通话已经学得很好，但吵架的时候只会用方言；惊奇地发现，有的人修补衣服不用针线而用胶布，有的袜子只穿不洗能够直立。
5·19足球赛，中国队1：2输给香港队，我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把几位同学愤怒之余撕碎的球票粘贴好，它成为一件见证球迷心态的收藏品。
数学大师华罗庚猝然倒在东京的讲台上，他的关于优选和统筹的很多思想，至今还体现我们很多人的工作方式甚至日常细节当中。
1986年
第一次听说并执行夏时制这种新奇的制度。
开始成为学校足球场和羽毛球场的一员悍将。当时在校园里，印有MEXICO 86的紧身T恤衫特别流行。
那一年我们有了自己平生的第一张身份证，虽然字是手写的，照片上的人也很象逃犯的样子，但在我们的眼里，那是一张很神圣的证件。
1987年
江嘉良在世乒赛决赛中战胜瓦尔德内尔，第四局16：20落后的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而胜利的一刻江嘉良哭了（报纸的标题是：江嘉良泪洒新德里），而教室里很多的女同学更是嚎啕大哭。
那一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观看比赛之外，手拿纸笔随时追着球星们签名，相比之下，想得到中国球星的签名更艰难一些。
5月6日大兴安岭火灾烧了27天，其中起火第二天的8级偏西风加剧了火情，而6月2日的降雨却是至今最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场降雨。
那一年11月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比赛期间一股罕见的寒潮突袭华南，暖洋洋的广州顿时变成一座冷冰冰的城市。之后很多年这件事都是天气严重影响体育比赛的经典案例。
1988年
初春在秦皇岛气象台实习，郑重其事地琢磨如何预报天气，那时电影院里是《红高粱》，电影院外是费翔的歌声。这一年我大学毕业了并且进入中央气象台。
那一年最大的天气事件就是，8807号台风8月8日横扫杭州城。
1989年
我参加中央讲师团，到云南文山当了中文教员。北方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来到彩云之南，觉得那是《诗经》里才有的很唯美的地方，那里的天气都足以成为我心旷神怡的理由，而泼水节是一种快乐的人工降雨。
那一年，才开始会熟练地使用电话，而当时北京的电话号码是6位数。
1990年
那一年，有5位科学家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横穿南极的壮举，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叫秦大河，整整10年之后，他当了我们的领导。
那一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那天北京阴，而周围的区域都在下雨，之前很多天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正是阴而无雨，这个预报在我眼里既精彩，也需要巨大的勇气。
1991年
那一年，江淮梅雨洪水成灾，印有“血浓于水”和“风雨同舟”的条幅和T恤衫特别具有号召力。气象预报判断降雨暂时减弱，王家坝分洪推迟7小时，为数万人的安全撤离争取了无比宝贵的时间，从此天气预报的价值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神圣更加崇高起来。
那一年，电影《焦裕禄》获得金鸡、百花双奖，焦裕禄的扮演者李雪健的领奖感言更是成为常常令我回味的经典语言：所有的苦和累都让好人焦裕禄受了，而所有的奖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1992年
那一年的4月，逛王府井的时候意外看到一个叫“麦当劳”的洋快餐店，后来麦当劳多了，很多人逛街时找厕所，首先会想起它，甚至一次在美国，一个同伴找厕所，于是向路人询问：“哪儿有麦当劳？”
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编辑部的故事》；印象最深的街景是很多人穿着T恤衫，上面写着“有事呼我”或者“别理我，烦着呢”。
那一年，第一位洋教练施拉普那人称“施大爷”，当时在我的眼里很象一位白求恩式的人物，那时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丝毫不亚于10年之后以“态度决定一切”著称的米卢。
1993年
《东方时空》的开播使很多人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我早已忘记那之前早间有过什么好看的节目。
那一年，我开始出现在晚上的天气预报节目中，因为之前从未做过任何宣传，所以后来的报道标题竟是《屏幕上“蹦”出一个气象先生》。
那一年，北京申奥失败，但是“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精彩”的具有恳求和承诺色彩的申办口号，在我的心里始终挥之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