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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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北京申奥失败，但是“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精彩”的具有恳求和承诺色彩的申办口号，在我的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1994年
那一年，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纳尔逊·曼德拉终于当了领导（南非总统），好象从记事开始就很熟悉两位斗士，一位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曼德拉，一位是阿拉法特。
那一年，甲A正式登场，很多球员成为富有的明星，10年后有人把1994年的甲A比赛称作是甲A历史上最干净的比赛。
1995年
从花100元看《真实的谎言》开始，知道了什么是大片，它和小时候花5分或1角钱看一场电影的时代有了天壤之别。
那一年，刚刚有了自己的BP机，也有了“有事呼我”的口头禅。而现在，BP机基本上已经成了历史文物，所以那句经典的广告语：“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也成了历史文物。
那一年，杨丹加盟天气预报。
1996年
看到很多披着节日外衣的经贸活动，各地XX节，XXX节名目繁多，节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那一年，从国外同行的嘴里听到INTERNET这个词，但还不知道它就是互联网。
那一年，学会了保龄球，学会了用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也学会了游泳，那是我在屏幕上显得最清瘦的一年。
1997年
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很精练地概括了1997年：小平逝世，中国承受了悲伤；香港回归，中国赢得荣誉；大江截流，中国创造了奇迹。
那一年，在美国气象学会的年会讲台上和同行们交流，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对中国天气和天气预报的了解远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少。
那一年，“悲情王妃”戴安娜车祸中去世，而从她的爱情童话到她的死亡谜团，诸多故事都贯穿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1998年
对于那一年的记忆，似乎是从王菲那英的《相约98》和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学会了上网和收发E…MAIL，很多思想和信息的交流开始靠键盘操作完成。
98大水，给我们留下的永恒词汇是：严防死守。那一年盛夏季节的天气预报改变了固有的格式，每天先总结并预报长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天气状况，剩下的时间再简单地报道其他地区的情况。
那一年，克林顿绯闻被一些人戏称为干部年轻化所带来的问题。
那一年，读到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
1999年
《韩乔生语录》开始在网上流行，当然其中的很多说法并非出自韩乔生之口。此语录使“语录”这个词汇走下了神坛，在语录这个类别中，它的流传和普及程度在中国当代史上可名列第二位。
北京的一场秋雨一直下到10月1日凌晨，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再一次体现了它神奇的一面，对于降雨何时结束的预报精确到了小时，共和国5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我们的喜悦中也洋溢着职业的自豪感。
为了迎接新千年，12月31日的天气预报破例延长到8分30秒，由我和杨丹从整个星球的角度审视天气，那是有史以来天气预报最长的一次。
2000年
那时很多人都在探讨，新千年第一缕阳光确切照射在什么地方。
那一年的初春，沙尘暴第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后来每年3、4月份在商场里、饭桌上经常听到关于沙尘暴的对话。其实有很多只是扬沙、浮尘，只有水平能见度低于一公里的才是沙尘暴。
从那一年开始，每个台风都有了名字，由14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取名，集中后统一使用，比如达维、悟空、碧利斯、伊布都，目的是让人们更容易对号入座，便于记忆。
在那个沙尘连连的3月，我结婚了。半年之后，中国军团在悉尼奥运会上拿到了28枚金牌。
2001年
那一年的4月在台湾，也偶遇一场沙尘。当然在那里感觉最深的有两件事：很多人非常羡慕我们说的普通话，称这才是最美的国语；很多人讲起话来就滔滔不绝，据说是经常参加辩论和“竞选”所形成的职业病。
飞机撞世贸大楼，这件事，远远超过了好莱坞导演的想象力。
那一年12月7日下班高峰时间北京开始下的一场小雪，使北京真正成了一座“堵城”。
那一年中国赢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赢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赢得了WTO的通行证。那一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第二天凌晨要值班，没有加入到7月13日晚上“我们赢了！”申奥成功后北京狂欢的人群中。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一直想哭，又一直忍住眼泪，因为节目中不能出现我一双红肿的眼睛。而在2004年奥运会期间，遵循着雅典时间观看比赛，也同样抑制着泪腺的分泌，用一双没有哭过的眼睛面对观众。
2002年
那一年3月19日的漫天黄沙强化了人们对沙尘暴的痛恨，那是我印象中北京最昏黄的一天。
那一年，天气预报中主持人手里指示杆不见了，我们开始用手来“指点江山”。
那一年八月的高温闷热天气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天气名称：桑拿天。后来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又诞生了另一个天气名称：疑似桑拿天，用来形容潮湿沉闷，但气温只在30度左右的天气。
那一年，我身边有手机的人和“有车族”队伍迅速壮大了。
2003年
因为非典，我在感动中记住了钟南山院士的一句话：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2003年的春天如果没有非典，那是一个完美的春天，是我的记忆中沙尘最少的一个春天。
那一年我留下了很多戴口罩的照片，出差之后被隔离在家的日子显得无比漫长。
那一年，神舟5号和杨利伟成为全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众多经常给FANS签名的明星都争相请杨利伟签名。那几个月当中我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杨利伟的同乡和同龄人。当然，最让同行们自豪的是，在杨利伟“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过程中，他们承担了天气保障任务。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和天气/杨丹
十七岁以前我的记忆大都和雨纠缠在一起，南方的雨一旦下起来就象是丢了孩子的祥林嫂一样罗嗦、单调、没完没了，路面总是汪着泥水。雨季里，每个人的鞋面、裤腿都溅上了泥点子。走得小心谨慎的，泥点的密度就稀疏一些；走得豪放的泥点自然也密密麻麻一片。不管多或少看起来总是不雅，于是雨季里一项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大街小巷都是带着小木箱蹲在商店、饭馆、舞厅门口给人擦鞋的人。给一块钱，几分钟，面目全非的皮鞋重新变得光鲜油亮。
最不喜欢初春和深秋的雨，冷冷的没人情味。那时我去上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路面到处是泥水，怎么跳来跳去，到了学校鞋子里面还是浸湿一块，上课一坐就是45分钟，脚就被冷冷湿湿的鞋子包裹着，很不爽。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我的脚保持干燥温暖。
当我带着入学通知书来到北京，那里的阳光和我的心情一样灿烂。带来的雨伞躺在角落里已经染上灰尘，洗完的衣服奇迹般的一会就干。我的鞋面和裤脚不再被溅上泥点，最重要的是我的脚终于不再被裹在湿冷的鞋里了。尽管干燥的天气让我有流鼻血的冲动，我仍然喜欢，我喜欢这里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阳光下我们走过学校那有着一排排小白杨的道路，穿梭于课堂、食堂和宿舍。清晨迎着朝阳找一棵小树或者一面墙对着开始练声“八百标兵奔北坡”等等。黄昏在楼顶和朋友对着夕阳弹唱。在阳光下发呆、在阳光下笑着哭着爱着。有一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一群北京少年成长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叫的非常贴切。北京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00多毫米，差不多一年只有五、六十天有机会看到雨。所以在北京的日子不可能不灿烂。
很多人都会问我作为天气节目主持人喜欢什么天气，我总脱口而出喜欢北京的阳光，但是当我光滑的皮肤被干燥的气候和北方的风沙打磨出质感，当头发总是因为起电变得怒发冲冠，当春天的杨絮弄得我鼻子痒痒不胜烦恼，当我看到偶尔飘落在北京的小雨，我开始怀念那些淋湿在南方的17年记忆，那湿润的空气、那空气中栀子花的清香、那溅满泥点的裤腿。
宋英杰：我在东北长大，对于天气的记忆和杨丹恰恰相反。对雨水没有反感，对阳光也没有渴望。只是对寒冷有一种又爱又怕的感觉，因为冬天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中走着，冷得想哭。总是想冲到有炉子的地方烤烤火。冬天在校园里同学们主要是靠打雪仗来锻炼身体，增进感情。
冬天上体育课，滑冰是主要运动项目。那时的学生证，除了姓名、班级之外，就是鞋号。每次你用学生证来租借滑冰鞋的时候，校工就可以按照上面的鞋号进行分发了。
滑冰课，分速滑和花样，速滑的测验及格标准是1500米不能摔倒，即使摔倒也必须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花样，大家可以自编动作进行组合。于是冰面上总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身影。如果谁能身轻如燕地玩花样，顿时他就会成为全班天王级的偶像。最快乐的时光总是在冰上度过的，虽然脸冻得红红的，嘴里大口吐着白白的雾气，屁股被摔得疼疼的。
北京比东北干燥很多，雪也少，雪经常下得神出鬼没的，也下得很吝啬。记得大学的专业课，有师哥感慨地说：如果你能条理清晰地预报出北京冬季的第一场雪，你就及格了。一年里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是白色的。
北京的阳光实在太好了，尽管杨丹喜欢北京的阳光，但是每次大晴天，她都很仔细地戴着墨镜，打着阳伞，和阳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喜欢在阳光下游泳、打球、流汗，比她和阳光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当然总是盼望大晴天在阳光下晒被子，让睡梦有阳光的味道。
北京的阳光总让人的心情很明亮。
但是，北京的沙尘改变了我对于春天热切期待的心情。北京的春天是黄色和绿色相互辉映的季节，有一年春天，因为沙尘天气，杨丹差点放弃了她的职称外语考试，最后还是我晓之以理的劝说，她才同意冒着风沙考试。其实每年3—4月间的风沙，都是对我们情绪的一次考试。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最难忘的一次主持/宋英杰
天气本身就是“过眼烟云”，发生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淡忘。即使是那些来势汹汹的台风，也只有几天的兴风作浪时间。
对于我这样一个由于职业习惯，喜欢铭记天气的人来说，过去了的天气，也只是一段段封存在心底的故事，很少再去触及它了。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一次看似平淡的天气过程，却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即使现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记载和评论。
故事已经发生很久了，那是，1999年12月13日，当然这个故事和所谓不吉利的13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12日，是我主持天气预报，因为考虑到一股很弱的冷空气会在当天晚上开始进入华北地区，因水汽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预报华北13日会有4到5级的北风，不过很难出现降雪。结论就是这样，节目也就这样播出了。
可是，13日一大早，我醒来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是雪后一片静静的洁白，主持天气预报许多年以来，天气从未让我感到如此地惊讶。当然惊讶的感觉很短暂，之后持续性的感觉是歉疚。我可以猜想到，其他人看到降雪，惊讶之后，肯定是在骂天气预报或者嘲笑天气预报。想到这些，我开始变得局促起来。因为13日仍然是我值班，我开始构思当天的节目中我如何面对这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回避，有很多顺理成章的理由：因为我只是错误信息的发布者；这样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或许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我们预报错了；在国内整个行业内部没有道歉的先例。
我也可以选择不回避，同样有很多令我心潮澎湃的理由：在观众看来昨天的错误是我制造的；把错误摊开而不是捂着、掖着、藏着、盖着，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因为天气预报客观上存在科学局限就自己心安理得地迁就自己；国外有过类似的先例让我敬佩。
当然，最后挑战传统的勇气战胜了尊重传统的顾虑。我决定在当天的节目中向观众表达歉意，并且说明前一天预报失误的原因。
当时我也在想，除了媒体的责任感之外，天气影响的本身也很重要。假如不是冬季的一场小雪而是盛夏的一场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的不该是道歉，而是谢罪；假如是我们阴天报成了晴天，我进行道歉、解释的必要性又不够充分。这个时机恰到好处，预报的确漏报了，区域不小，反响也不小，但是在华北，人们惊讶之中也有惊喜的成分，因为这是一场瑞雪。心情愉悦的时候，别人的歉意很容易被接受。
当天上午，我找到节目编导（一位老专家），把我的想法和她一沟通，她很爽快地同意了。她的爽快让我惊讶，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理由用于和她争辩。想必前一天的节目也令她辗转反侧很久了，预报员都是这样，对于预报的成败很少喜怒于形，独处的时候却经常深思熟虑（其实后来对于“道歉”的争议中，她同样承受着压力，甚至承受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只是外界并不知晓罢了）。
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节目中直面这次预报失误。
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外，是因为昨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这场降雪。昨天我们注意到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华北，也预报了会刮风，但是对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估计得不足，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们只有总结每一次失误，才能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让人们满意。”
对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为了避免争议而放弃，我的工作所带给我的对公众的歉意会越积越多，我和我所在的节目有义务让大家了解科学的局限和我们面对错误的一贯心态，这次预报失误只是一个很巧合的时机罢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节目播出后一个小时内，电视和平面媒体的一些记者开始给我打电话，一些朋友也纷纷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一是反响如此强烈而迅速，二是记者的灵通，他们居然能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很少给人留电话号码。
当晚，从一些记者的口中，我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已经对记者表示，我的“道歉”属于个人行为，预报失误不需要道歉等等。来自内部的争议被摆放在报纸的同一个版面，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再卷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后来《实话实说》邀请我去说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