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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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再卷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后来《实话实说》邀请我去说说心里话，我谢绝了，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委屈，但是和面对新的天气相比，它已经不太重要了。
不能说副台长同志的表态有什么错误，因为这次“道歉”和解释的确不是行政领导所布置或安排的（后来记者们全都忽略了我在节目中表达歉意的同时，还解释了预报失误的原因），因为预报失误的确不必要道歉。
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必要道歉，并不等于禁止道歉。天气预报本身仅仅是由数字和符号组成的，但天气预报节目不是。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牢骚，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化解牢骚；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神秘感，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消除神秘感，既然天气预报时常有失误，那就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做平常人，别把议论失误当成禁区，“权威性”不是靠努力避免别人发现你的错误建立起来的。
从进入气象预报这个行当的第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你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把预报做得越明确越容易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往往第二天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况且你的错误与每个人都具有相关性，大家在议论、挖苦甚至漫骂你的时候会有共同语言，使得社会上关于天气预报如何不准确的笑料很多，很容易流传。如果你不能面对这一切，那就说明你还缺乏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素质。当然这也许是多余的话。
很快，一些朋友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在媒体上的表态，都猜想我一定会因为这个看起来“画蛇添足”的道歉，而面临严肃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从结果看，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行业内部一切都很平静，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议论或许都是在我没有听到的情况下进行着。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反倒是我和那位副台长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探讨最多。直到今天我们俩还在同一个课题组工作，很融洽，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遗留心理阴影。
14日我很偶然地看到敬大姐在《东方时空》中提及这件事，她的一句“道歉真美”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随后白岩松也在《东方时空》中更鲜明地支持了我，他的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好像代我陈述理由一样（确切地说，是辩护律师）。一年后我和小白一同出差才初次相识，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好像和对方已经相识很久一样，毕竟他曾是“律师”，我曾是“当事人”。
在我的“道歉”故事发生几年之后，有些地方气象台也针对预报失误而向公众道歉。的确，预报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它并不承担道歉或者赔偿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从事气象工作的人心中不应该有歉意，并不等于说面对失误或瑕疵可以心安理得。在那个雪后的晚上，我只是说了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面对预报失误的一个共同感受，想告诉观众，我们很歉疚；也想毫不隐晦地告诉观众，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并不是想订立一个规矩，使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产生压力。
四年过去了，我没有再道歉，也没有再解释过预报失误，但是每当再有失误时，我歉意犹在，并在歉意中追求完美。
“道歉”的故事，只是一件小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还放在心中，而我之所以忘不了这件事，是因为想对别人表达歉意都曾经很难，很难。
我总想，我们都是凡人，错误在所难免，而如果我们的错误触及到他人，假如有合适的场合道个歉，不丢颜面；假如没有合适的场合，心存歉意，也不伤身体。
杨丹：非常遗憾的是，宋英杰道歉的那期节目被我错过了。几天以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讨论“道歉事件”的狂潮，我才知道的。见到他问起时，他有些许无奈：“我只是做了一个在错误后的正常的解释，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当时还听说局里要对他的“私自行动”进行内部通报批评。其实，内部也有两种声音，有认为他没有经过局领导批准就在电视那么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道歉，这种行为非常欠妥；也有赞成的。而外部反映都是大声称快的。
尽管很多年都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都记得这次“事件”。每次，都有网上的朋友提到关于宋英杰道歉的问题，问我怎么看？并且问我是否会这么做？对他的做法，我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一场没有报出来的小雪造成了北京交通陷入瘫痪，很多人下了班直到凌晨才回到家，难道我们不该对公众有一个坦诚的交代吗？对伤口视而不见，伤口会化脓，最后变成难看的脓包。换作是我，当然也会有那样的心愿，只是恐怕我没有宋英杰那样的魄力。
一次正常的解释和道歉竟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也足以看出人们是多么的“受宠若惊”，就好象婆婆突然给了常年受气的媳妇一个好脸色。不能把老百姓当无知的、当傻子，他们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就象宋英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不做主持人的N种选择/杨丹
如果不做主持人我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多选题。最有可能做的是歌手，我有一个曾经在市歌剧团工作的妈妈，我遗传了她的好嗓子。从有记忆开始就听妈妈边干家务活边哼唱“洪湖水浪打浪”“一树红花照碧海”等等，优美的歌曲启发了我爱好音乐的心。还在上小学我就已经开了数场“个人演唱会”，家里的大床是我的舞台，邻居的小伙伴和弟弟是我的听众，穿着妈妈的裙子，把插在花瓶里的塑料花别在头上美美的，“文艺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女声独唱，表演者杨丹”，当然下一个节目的表演者还是我，整台晚会策划、表演、报幕都是我，至于听众需要用些小点心才能让他们保持积极性。
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中，走上了真正的舞台，尽管面对台下数百名的同学老师，紧张得手在抖，腿也在抖，声音却没抖。从此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金嗓子”里有了我的名字。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爸妈很为我将来做什么发愁，幸亏我还有这样的特长。于是妈妈把我领到她以前在歌剧团的同事刘老师面前“咪咪咪，吗吗吗”开始随着钢琴上不断爬升的音高，练起了民族唱法。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是考取中国音乐学院。高考时我同时报考了播音专业和声乐专业，最后选择了播音，因为爸爸更希望看到的是我在电视里一本正经的播新闻，他说做歌手诱惑太多。
除了音乐梦，我还有武侠梦，如果不做主持人，我还可能成为武林高手，没准进了国家武术队，在奥运上拿个名次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年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电影《少林寺》激起了我的武侠情结，总是热血澎湃的幻想自己披着黑色斗篷飞檐走壁，出没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为实现这个梦想苦练武功，没有老师就跟着电视电影里学。蹲马步太累，练练压腿就行，轻功不错，飞来飞去好神奇，于是我和弟弟还有邻居一帮狂热者，在腿上绑了沙袋，太高的跳不上去就跳床，看谁跳得轻盈、看谁落地无声。武器我选择剑，总觉得舞起来姿势优美。我的第一把剑是家里用坏的木把雨伞，把其它内容去掉，光留一个伞把很象一把剑的样子。每天早晨闻鸡起舞，晚上睡前还要和弟弟跑到楼下的洗衣台，跳上跳下，打得热火朝天，把脚崴了第二天一瘸一拐的去上学，心里还在琢磨着招式。后来爸爸送了我们一把木头做的剑，被我和弟弟把玩得木头都泛光了。多年研究武学的结果是，高中体育老师说我的弹跳能力一流，前段时间去报健身俱乐部，做体能测试时，柔韧度一项电脑给我的评价是优秀。
如果不做主持人，我还可能成为美术工作者。小时候喜欢看戏剧，对里面各种旦角那闪烁华美的服饰升出无限的向往，向往之余拿起了从学校捡来的粉笔，就在我家的地上凭印象画起了仕女图。画得最多的是披霞戴凤，凤冠上还插着两根野鸡毛神气的抖来抖去的穆桂英一类的角色。当时我画的女人大都没有鼻子，总觉得干干净净一张脸弄个鼻子在那里很碍眼。当然也常拿着儿童画报、少年文艺、或者小人书照着上面的图画临摹，那时还流行把自己喜欢的诗、文章抄在小本上，我的小本本里面的插图都是自己画的。想来如果当时培养一下这方面的才能，也许现在我正坐在某家杂志社或者报社的电脑前设计插图呢。但现在我只是在开会无聊的时候，忍不住会在我那本该记下会议内容的本子上涂涂画画。
如果不做主持人，我还可能会做……当人生可以有假如，那我们就会有太多的选择，如果我能重复我的人生，那我会把这N种选择一一体验。可惜人生没有假如，可惜生命从不回头，所以面对人生，我们只能义无返顾的做着单选题，所以我现在是气象节目主持人。
宋英杰：上小学的时候，喜欢画画，于是课本上、课桌上、家里的墙上，有很多我“创作”的人物画像，但渐渐地发现那是一种很严重的“环境污染”。初中的时候，受了《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影响，非常想研制点什么具体的东西以实现一种造福感，但是看了爸爸亲手做半导体收音机是那样的复杂，亲手修理自行车也显得笨手笨脚的，于是就转而希望能做一项利用头脑或者口齿而不太需要考验动手能力的事情。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非常痴迷于做个翻译，最好是同声传译。这样可以把两种语言通过我的头脑和口齿进行流畅而准确的转换。所以在学校里，我很专注地学外语，尤其是口头的表达，并且一直觉得听力的最高境界是通过电话交流而完全不借助表情的辅助；表达的最高境界是可以用外语谈恋爱，用最准确的方式表达极其细腻的情感。当然这种观念早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人们用并不纯熟的外语谈恋爱早已经屡见不鲜并且卓有成效了。后来一不留神做了说天气预报的人，虽然没有实现翻译梦，但也毕竟是做着和头脑和口齿有关的工作。有人说我们是一群每天专门“泄露天机”的人，专门“漫游未来”的人，定位很高，其实我们也只不过是把明天的天气先装在脑子里然后再用嘴说出来用手比划出来的一群人而已。小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天底下还有这种工作！
人生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来。如果有来生，不妨从小就天天看天气预报，然后超越今生。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节目中的错误和罚款/杨丹
每天我们要制作20几档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和编导都是掐着时间到演播室，这个做完赶紧下一班人马上，制作人员则是在台子前不停的做图、切换等等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变成千手观音。天气预报节目在制作的过程中，难免偶尔会忙中出错。为了保证节目品质，减少差错率，单位公布了严格而细致的差错惩罚条例，几经讨论最后开始实施。根据差错大小从罚款50元到500元甚至一个月工资再加年底奖金不等。尽管大家是陪着十二万分的小心，但是常在河边走怎会不湿鞋，一年下来，统计了一下被罚款金额加起来也快上万了。因为工作纪律原因被扣就不说了，光说说节目中出现的差错，种类也不少。
全是粗心惹的祸
1、“冷锋”的小齿被画反了，罚编导100元、主持人50元。我就是这次错误的当事人，那天忙着思考要说的内容，尽管手指着被画反的冷锋，眼里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担任当天编导的是我们的老气象专家了，这个反向的冷锋就是她画出来的，其实也不是故意，只是在图形自动生成系统里某个选项被编导错点了，于是就反着出来了。节目播出后立刻有气象局内部的同志打电话来指出了错误，于是就有了以上被罚的结果。制作人员本来也该被罚，但是当天的制作组长说了一句“这图好像有问题”。尽管后来问题没有被纠正，但是制作一干人等的100元因为这句有觉悟的话被省了下来。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以后上来做节目，大家都先对着图说“这图有问题”，出了错就不会被罚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们所犯的是低级错误，完全可以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的，但是这个错误偏偏在十多只眼睛底下溜走，结果让观众看到了错误的信息。
属于同类错误的还有：“冷锋”字幕被打成了“冷风”。虽然冷锋的到来会带来冷风，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打字员手指在键盘上敲错了位置，导致了这个错误。这还是因为大家眼睛看得不够仔细。类似的还有把“减轻干旱”打成了“解轻干旱”；把“降温幅度”打成了“降温辐度”；冷空气“极强”打成了“及强”。
2、日期2004年被标注成了2003年，还是一个数字的差别让时光倒流了，我们变成了在说去年的天气。这种错误一般在每年年初时最容易出现。
3、主持人的嘴里说着“东南部”而手却落在了“西南部”。其实倒不是主持人不熟悉地理位置，只是做节目的过程中，脑子要想着台词，要说得精彩、流利，又要来回指点，还要照顾着表情动作是否自然、协调等等，常常一心多用，就有思想和行动错位的时候，明明心里想的是西南部，偏偏顺手就指向东南部去了。就好象有时候我们给城市配音心里默念的是28到13度嘴里读出来的却是28到18度，这种错位时有发生，绝大多数情况是被编导及时发现纠正过来的，碰上编导眼睛耳朵没照顾到，就酿成了这种“声东击西”的错误。
类似的还有把“火灭了”说成了“火险灭了”。火险，是发生火灾的危险性。我们在节目中分森林（草原）火险预报和警报，“火险”这个词说习惯了，于是脱口而出。
4、“今天是第35个世界地球日”被说成了“今天是第34个世界地球日”。编辑和主持人都没有认真核对，就播出去了。
概念的错误
夏至当日的节目中，主持人说：“三伏，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九天”。但其实所谓“三伏”（初伏、中伏、末伏），是从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算起的。
强沙尘暴能见度是500米却被主持人说成了300米。主持人和编导各被扣100元。正确的概念是：当水平能见度低于1000米，称为沙尘暴；低于500米称为强沙尘暴。
这完全是主持人平时没有气象知识的积累，所造成的概念性错误。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主持人都是非气象专业出身，但是作为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你在说什么，这要求我们平时在工作中主动去了解基本的气象知识，比如沙尘天气的分类，降雨级别的划分，多少度以上才能叫高温天气等等。这样我们在说天气的时候才可以尽量避免概念性错误。但说实话有些主持人，比起需要了解的知识，更在意自己的外表形象。有一回我到地方气象影视中心出差，给他们做了一期节目，大家看后，编导说我说天气的方式很新鲜很人性化，抓重点抓得很到位。主持人却问我：哎呀你的眼线是怎么画的呀？你看我的眼睛往上吊我怎么画才行啊？我问她：那你注意我说什么了吗？主持人茫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