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之死_余华-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页叙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着前面十多页的工作，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身体继续动荡不安，让他的内心继续兵慌马乱，而且这才只是刚刚开始，接下去还有五百多页更为漫长的痛苦生涯，拉斯柯尔尼科夫受尽折磨，直到尾声的来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威廉·福克纳对沃许·琼斯杀人后的所有描叙就显得十分温和了。这样的比较甚至会使人忘记福克纳叙述上粗犷的风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威廉·福克纳竟然像起了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乡巴佬。谁都无法在叙述的疯狂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不仅仅是威廉·福克纳。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力量拿出二十页的篇幅来表达他当时惊心动魄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是如此直接了当，毫不回避地去精心刻画有可能出现的所有个人行为和所有环境反应。其他作家在这种时候都会去借助技巧之力，寻求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放弃了对技巧的选择，他的叙述像是一头义无反顾的黑熊那样笨拙地勇往直前。最后一个例子应该属于司汤达。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三十八岁的作家倒是一位绅士，而且是法语培养出来的绅士。可以这么说，在十九世纪浩若烟海的文学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的作家可能是司汤达，尽管两人之间的风格相去甚远，就像宫殿和监狱一样，然而欧州的历史经常将宫殿和监狱安置在同一幢建筑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也被欧州的文学安置到了一起，形成古怪的对称。我指的是阅读带来的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叙述似乎总是被叙述中某个人物的内心所笼罩，而且笼罩了叙述中的全部篇幅。拉斯柯尔尼科夫笼罩了《罪与罚》，于连·索黑尔笼罩了《红与黑》。如果不是仔细地去考察他们叙述中所使用的零件，以及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的方式，仅仅凭借阅读的印象，我们或许会以为《罪与罚》和《红与黑》都是巨幅的心理描写。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都无与伦比地表达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于连·索黑尔内心的全部历史，然而他们叙述的方式恰恰不是心理描写。司汤达的叙述里没有疯狂，但是他拥有了长时间的激动。司汤达具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的能力，当他把一个人物推到某个激动无比的位置时，他能够让人物稳稳坐住，将激动的状态不断延长，而且始终饱满。
第二天当他看见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的目光奇怪得很，他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他正要上前和她决斗交锋。
正是在这样的描叙里，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令人不安的浪漫史拉开了帷幕。在此之前，于连·索黑尔已经向德·瑞那夫人连连发出了情书，于连·索黑尔的情书其实就是折磨，以一个仆人谦卑的恣态去折磨高贵的德·瑞那夫人，让她焦虑万分。当德·瑞那夫人瞒着自己的丈夫，鼓起勇气送给于连·索黑尔几个金路易，并且明确告诉他——“用不着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丈夫。”面对德·瑞那夫人艰难地表现出来的友好，于连·索黑尔回答她的是傲慢和忿怒——“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是我绝不卑鄙。”他以不同凡响的正直告诉夫人，他不应该向德·瑞那先生隐瞒任何薪金方面的事情，从而使夫人“面色惨白，周身发抖”。毫无疑问，这是于连·索黑尔所有情书中最为出色的一封。因此当那个乡村一夜来临时，这个才华横溢的阴谋家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选择了晚上十点钟，对时间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对自己勇气的考验，并且让另一位贵族夫人德薇在场，这是他对自己勇气的确认。他的手在桌下伸了过去，抓住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司汤达有事可做了，他的叙述将两个人推向了极端，一个蓄谋已久，一个猝不及防。只有德薇夫人置身事外，这个在书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在此刻却成为了叙述的关键。这时候，司汤达显示出了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对技巧的关注，他对于德薇夫人的现场安排，使叙述之弦最大限度地绷紧了，让叙述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充满力量的掩盖所联结的脆弱里前进。如果没有德薇夫人的在场，那么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紧握的手就不会如此不安了。司汤达如同描写一场战争似的描写男女之爱，德薇夫人又给这场战争涂上了惊恐的颜色。在德·瑞那夫人努力缩回自己的手的抵抗结束之后，于连·索黑尔承受住了可能会失败的打击，他终于得到了那只“冷得像冰霜一样”的手。他的心浸润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瑞那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结束了。
司汤达像所有伟大的作家那样，这时候关心的不是人物的心理，而是人物的全部。他让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说话，为了不让德薇夫人觉察，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声音宏亮有力；而德·瑞那夫人的声音，“恰恰相反，泄露出来情感的激动，忸怩不安”，使德薇夫人以为她病了，提议回到屋子里去，并且再次提议。德·瑞那夫人只好起身，可是于连·索黑尔“把这只手握得更紧了”，德·瑞那夫人只好重新坐下，声音“半死不活”地说园中新鲜的空气对她有益。
这一句话巩固了于连的幸福……他高谈阔论，忘记了装假做作。
司汤达的叙述仍然继续着，于连·索黑尔开始害怕德薇夫人会离开，因为接下去他没有准备如何与德·瑞那夫人单独相处。“至于德·瑞那夫人，她的手搁在于连手里，她什么也没有想，她听天由命，就这样活下去。”我想，我举例的任务应该结束了。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写作会出现这样的长度，几乎是我准备写下的两倍。本来我应该在一篇文章里完成这次讨论，现在我觉得分开在两篇文章里进行讨论可能更合适。我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在重温威廉·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某些篇章时，他们叙述上无与伦比的丰富紧紧抓住了我，让我时常忘记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使命，因为我的使命仅仅是为了指出他们叙述里的某一方面，而他们给予我的远比我想要得到的多。他们就像于连·索黑尔有力的手，而我的写作则是德·瑞那夫人被控制的手。这就是叙述的力量，无论是表达一个感受，还是说出一个思考，写作者都是在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似乎是叙述里最大的难题，我个人的写作曾经被它困扰了很久，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又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那里看到了这样的风格如何完整起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以为这是二十世纪文学特有的品质。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这两个与内心最为亲密的作家破坏了我这样的想法。现在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无限文学中共有的品质。其实，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经警告我们，他说：“……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的反弹；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
什么是一个作家的看法
我曾经被这样的两句话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位很早就开始写作，后来又被人们完全遗忘的作家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在这里，他们都否定了“看法”，而且都为此寻找到一个有力的借口，那位辛格家族的成员十分实际地强调了“事实”；古希腊人则更相信不可知的事物，指出的是“命运”。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事实”和“命运”都要比“看法”宽广得多，就像秋天一样；而“看法”又是什么？在他们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片树叶。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
后来，我又读到了蒙田的书，这位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家告诉我们：《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他说：“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满矛盾？多少昨天还是信条的东西，今天却成了谎言？”蒙田暗示我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个世纪以后，很多知名人士站出来为蒙田的话作证。１９４３年，ibm 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森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５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１９２７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我知道能让蒙田深感愉快的证词远远不止这些。这些证人的错误并不是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地拥有着上述看法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就像１８９９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有趣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未来却牢牢地记住了他们，使他们在各种不同语言的报刊的夹缝里，以笑料的方式获得永生。
很多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知道的事就不要说。这似乎是谨慎和谦虚的品质，而且还时常被认为是一些成功的标志。在发表看法时小心翼翼固然很好，问题是人们如何判断知道与不知道？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大加议论，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并且乐此不疲。这是不是知识带来的自信？
我有一位朋友，年轻时在大学学习西方哲学，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天他告诉了我，他说：“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口池塘，别人的书就像是一块石子；石子扔进池塘激起的是水波，而不会激起石子。”最后他这样说：“因此别人的知识在我脑子里装得再多，也是别人的，不会是我的。”
他的原话是用来抵挡当时老师的批评，在大学时他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学生。现在重温他的看法时，除了有趣之外，也会使不少人信服，但是不能去经受太多的反驳。
这位朋友的话倒是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发表看法的人，很可能经常将别人的知识误解成是自己的，将过去的知识误解成未来的。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笑话。
有一些聪明的看法，当它们被发表时，常常是绕过了看法。就像那位希腊人，他让命运的看法来代替生活的看法；还有艾萨克· 辛格的哥哥，尽管这位失败的作家没有能够证明“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但是他的弟弟，那位对哥哥很可能是随口说出的话坚信不已的艾萨克·辛格，却向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格的作品确实如此。
对他们而言，真正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当别人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似乎是路口，那些交叉的或者是十字的路口。他们在否定“看法”的时候，其实也选择了“看法”。这一点谁都知道，因为要做到真正的没有看法是不可能的。既然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同样可以行走，一个具备了理解的人如何能够放弃判断？
是不是说，真正的“看法”是无法确定的，或者说“看法”应该是内心深处迟疑不决的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看法就是沉默。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发出声音，包括希腊人、辛格的哥哥，当然也有蒙田。
与别人不同的是，蒙田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怀疑主义的立场，他们似乎相信“任何一个命题的对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
另外一些人也相信这个立场。在去年，也就是１９９６年，有一位琼斯小姐荣获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私人基金会设立的“贞洁奖”，获奖理由十分简单，就是这位琼斯小姐的年龄和她处女膜的年龄一样，都是三十八岁。琼斯小姐走上领奖台时这样说：“我领取的绝不是什么‘处女奖’，我天生厌恶男人，敌视男人，所以我今年３８岁了，还没有被破坏处女膜。应该说，这５万美元是我获得的敌视男人奖。”
这个由那些精力过剩的男人设立的奖，本来应该奖给这个性乱时代的贞洁处女，结果却落到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手中，琼斯小姐要消灭性的存在。这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对那些好事的男人来说，没有性肯定比性乱更糟糕。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了一起。
由此可见，我们生活中的看法已经是无奇不有。既然两个完全对立的看法都可以荣辱与共，其它的看法自然也应该得到它们的身份证。
米兰· 昆德拉在他的《笑忘书》里，让一位哲学教授说出这样一句话：“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的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
这句话很受欢迎，并且成为了一部法文小说的卷首题词。这句话所表达的看法和它的句式一样圆滑，它的优点是能够让反对它的人不知所措，同样也让赞成它的人不知所措。如果摹仿那位哲学教授的话，就可以这么说：这句话所表达的最重要的看法在于看法的不存在。
几年以后，米兰·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旧话重提，他说：“……这不过是一些精巧的混帐话。当年，七十年代，我在周围到处听到这些，补缀着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残渣的大学圈里的扯淡。”
还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指出什么，也不是为说服什么，仅仅只是为了乐趣，有时候就像是游戏。在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故事《特隆·乌尔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里，叙述者和他的朋友从寻找一句名言的出处开始，最后进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那句引导他们的名言是这样的：“镜子与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同样使人口数目增加。”
这句出自乌尔巴尔一位祭师之口的名言，显然带有宗教的暗示，在它的后面似乎还矗立着禁忌的柱子。然而当这句话时过境迁之后，作为语句的独立性也浮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