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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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又非常诚恳，你对我的努力劝说又让我不忍拒绝，我没有办法不参加你的大会了。你跟狄拉克以及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转告他们，我将非常乐意担任由这两个组织联合举办的大会的主席。至于什么时间合适，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认为什么时候合适，都可以，我没有意见。”说完这些话，他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表示祝福。
就这样，在浦那，我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这些博学、公正和无私的颇有名望的人的帮助，在这个美丽而朴素的小地方举办一次集会。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并且对我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更加充满了信心。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之前，巴拉宋达朗的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次集会上反映出来了，人们对我非常热情。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在我的演讲经历中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但是听众却很耐心地认真聆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要销售那本《绿皮书》，这次是经过修订的第二版。我为这次大会准备的一万册书，顷刻售罄，像刚出炉的点心一样受人欢迎。我的报告是面向说英语的公众讲的，但是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不需要一万册这么多的数量。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对这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与我讨论，给了我不少指导意见。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还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办，我也就无所顾虑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也对这件事情深表同情。我记得，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朋友大多给了我无私的眷爱，并且对我的事业和我从事的工作给予了热心的帮助，他们是如此的伟大，我对此非常感激，并永记在心。我与他们的友谊毫无隔阂，即使我不得不用英语和他们交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第2部·南非生活争取舆论支持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我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那里，我人生地不熟，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我在大东旅馆住下了。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叶勒妥贝先生。他请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起初他还不知道当地有一条禁规，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后来知道了，他只好把我带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当地英国人还存在这种偏见感到很难过，并为不能请我到客厅去而感到抱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偶像”苏伦德罗纳斯·班纳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被一帮朋友簇拥着。他对我说：“恐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困难。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阇·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摩诃罗阇·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对公众工作非常热心。”
我又分别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得到什么效果。他们待我很冷淡，都说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很不容易，如果要取得什么成效，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吉。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艰巨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态度更不好，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是即使在别人全都走光了，他还是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当我苦等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很忙吗？像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对我的恶语相待。《孟加拉人报》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担心没有消息可登，何况南非问题在当时是罕为人知的。
我退一步想，不管我所遇到的问题有多么严重，遭受的苦难有多么深，我只不过是闯入这位主笔办公室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问题。这位主笔怎么能够对每一个人都加以接待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非常有限，甚至连他的办公室的门槛都难以跨越。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我还是继续去找其他各大报社。和以前的做法一样，我还是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的主笔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在各自报纸上全文刊登了我的报告。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并把报纸的一部分工作交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进行随意修改，所有关于此问题的发文校样要先送给我看。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通过这件事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答应尽其所能为我的工作提供帮助，而且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后来他和我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能够有幸得到了许多这样无私的友情，它们往往是在不经意中产生并发展的。宋德斯先生对我如此爱护，是因为我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表示同情与支持之前，曾对我进行了至为详细的询问。他因此了解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向他作了详细而公正的说明和评价，并不夹杂个人恩怨。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对待。
宋德斯先生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热心帮助，我于是开始有勇气去设想，如果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从德班发来的一份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说明我匆忙离开加尔各答的原因，并立即出发赶赴孟买。在动身之前，我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定好开往南非的最早一班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艘名为“戈兰”的汽轮，他坚持要我搭那艘船，并答应给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乘坐的优惠待遇。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就这样，我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外甥，于１２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当时还有一条“纳德利”号轮船也在同一时间开往德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８００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