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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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了，走吧。”说着他拉着我的手进了路边的一个小咖啡厅。

　　张卫军是我的老邻居，比我大几岁。我小的时候和我家同住在新华街的一个大杂院里。那时候的邻里关系很好，每家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谁家包了饺子炖了肉都会给街坊们送一点过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吧。而老张家和我们家的关系尤其的好。

　　张卫军的父母是第一批反城的知识青年，回城后他父亲分配到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工作，还是同一个车间。再加上在一个院住，一来二去两家也就混熟了。那会儿的张卫军异常淘气，经常带着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出去玩，在院子里打沙包、捉迷藏、拍画片甚至打架。

　　初中毕业后张卫军没有考上高中，就在街头自己弄了个电话亭兼卖些香烟啤酒花生米之类的东西。再后来我家搬家了，就失去了联系。

　　“你现在怎么样，干什么呢？”张卫军慢慢地品着咖啡，谈谈地问我。

　　“我还是在报社呢，每天瞎忙，饿不死撑不着吧。你呢？”

　　“我病好后什么也没干，一直在家里闲着。今天来这儿边找人，正遇上了你。”

　　“哦，那你的身体没什么事了吧？”我小心地问道。

　　他放下咖啡杯，两只手握到一起撑住下颚，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说我病好了你相信吗？”

　　“我不知道，所以想听你说说。不过感觉你似乎现在很健康。”

　　“你的那个同事和我一样，是肝癌晚期，不同的是我活了下来。”他长长的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他和我在一个病房，他走的那天我也在场。”

　　“那你的病确诊了吗？”

　　“当然，你见过在重病监护室住一年，进行了放化疗没有确诊的病人？”

　　“那你……”我有些语塞了。

　　“我不是刚才就和你说了吗，人生充满了偶然或是必然。”

　　我慢慢地品味着他的话，像在喝白开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

　　张卫军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扔给我一根，然后自己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我是在父亲插队的偏远农村出生的。生下来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三天二头闹病。即使没病的时候也整天哭个不停。村里离县城的医院有三十多里山路，每次我生病都是父母抱着我坐着村支书安排的驴车连夜往医院赶。可是往往一到了医院我就没了动静，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那怕是一丁点。

　　后来日子久了父母习惯了，也就不在送我去医院。可是我的依旧哭闹，饭也吃得极少。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办法，用我父亲的话说，好像我出生就是来讨债的。

　　我六岁那年的冬天冷得要命，有一天早上母亲一开门就发现我家门口的屋檐下蹲着一个人。我父母都出身在知识份子家庭，俩人也都是一般的好心肠。他们连忙把这个快冻僵的人抬到屋里，给他弄了点姜汤喝下去让他盖上被子躺下睡觉。为了这人父亲还请了一天假。

　　那人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穿得破烂得不能再烂了。他足足睡了一天一夜，才清醒过来。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谢我们救他，好像什么也发生似的转头接着睡了过去。

　　就这样他在我家住了下来。那时候要挣工分换粮食，每天父母都要去干活。家里就剩我和那个老头俩人。开始的时候父母还有点不放心，过一会儿父亲就偷偷回来看看，后来发现没什么事也不管了。老头从来不说话，和我一起的时候也是静静地各坐各的。但也不客气。每天开饭的时候他主动过来跟着吃，听父母说他每餐吃得极少，也只有这样粮食才勉强够吃。

　　我父母都是好面子的人，既然他救了就不好意思再撵他走。粮食够吃也就算了，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知道我家有这么一个吃白食的人。村支书几次找我父亲让他和老头了解清楚情况。我父亲也总是开不了这个口。

　　这段时间我渐渐大了，也不在哭闹。但身体还是虚弱得很，甚至不能下地和村里的小孩子们玩。因为我多走几步都要摔倒。忽然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老头望着我对我父母说道：“这孩子被鬼上身了。”

　　这是他来我家多半年第一次说话，我父母都惊奇不已，一直以为他是个哑巴。我母亲小心地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小虎子被鬼上身了。”老头咬着窝头说，小虎子是我的小名。

　　“被鬼上身？怎么可能，你又是谁？”我父亲问他。

　　“我叫天宁子。”老头不紧不慢地吃着窝头。

　　天宁子是当地道教正一派最大的道观天宁观的主持，文革前他在当地非常有名。文革开始时天宁观被红卫兵烧了，听说天宁子也死在火场。没想到这老头自称是天宁子，我父母当场就惊呆了。

　　“本来我不想泄露身份。不过为了这孩子我必须这样做。”天宁子看着我父母，接着说道：“如果让他这样下去的话，他活不过八岁。”

　　“那……那你的意思？”我母亲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不过我当时痴痴呆呆地也是实情。

　　“这孩子阴气很重，天生容易招鬼神。即使活下去这辈子也是灾难重重。除非让他认个鬼母。”天宁子对我父母说道。

　　“什么叫鬼母？”我父亲问他。

　　老头子看着他们，好一会儿才说：“就是请一个鬼做小虎子的干娘，让她保佑小虎子。”

　　“这怎么可能，无稽之谈！”我父亲的话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后来天宁子也没有提这个事，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了。

　　天宁子走后二个月，我又大病了一场。等病好以后身体愈发虚弱了，甚至连下地都成了困难事。母亲每天以泪洗面确无可奈何。

　　大年二十九那天半夜，突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是天宁子回来了，他背着一个大包回来了。

　　“必须给他请鬼母！”天宁子一进门，顾不得掸落身上的积雪就说道。那语气坚决地好像不容我父母有一点反驳。

　　“您……”我母亲后来说她当时完全相信天宁子了，她拉着天宁子告他只要能救我怎么做都可以。当时父亲也没反对，他说他不想让我母亲更伤心。

　　“现在已经到年三十了，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今天请是最合适的。”说着话天宁子从背着的大包里取出香炉、檀香、铜钱等物品。最后还拿出一张约七寸的大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不过很清晰。一个身着古装白纱的漂亮女人在照片里微微笑着，她笑得很甜。天宁子说这个女人就是我的鬼母。她生前是剧团的演员，刚刚结婚。因为不同意和丈夫家划清界线夫妻双双服毒自杀了，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这张照片是他的舞台照。

　　后来的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天宁子给我举行了一个小的仪式一类的东西，然后把我的血滴在那张照片上烧掉了。再后来他就告我父母说已经完事了，给我请了鬼母，她也接受了我。最后他拿出一个小木盒子说道：“这里面的东西你们现在万万不可打开，把他留到小虎子三十三岁生日的时候再打开看。”说完就走了，他也没提鬼母到底是谁，姓什么叫什么。我也再没机会问他，因为从此以后我就没见过天宁子。”

　　“那后来呢？鬼母和你病好有关系吗？”我喝干了杯中的咖啡，示意服务员再上二杯，迫不及待地问张卫军。

　　张卫军看着我笑道：“你一点都没变以，还是那么性急。”

　　“后来我的身体真的慢慢好起来了。而且每个月我都会到做同一个梦：在一条两边种满了红花的崎岖小路上，一个身着白纱的漂亮女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笑着。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慈爱和怜惜。那笑容是超脱于世人的，是凌驾于永恒的爱凝集而成的。我知道，那是我的鬼母来看我了。

　　托鬼母的福，我的身体和生活也如其它从一样健康快乐了。每个月一次的梦也如吃饭睡觉一样，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份。梦中的鬼母从来不说一句话，确能带给我最温暖的另一份爱。

　　前几年我父亲去世，再加上生意不好，我开始整天酗酒解愁。最后你也知道，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是肝癌晚期了。那时候我的心情一落千丈，感觉到了自己人生的灰暗。因为我已经没有了未来。

　　还同以往一样，我还会经常梦到鬼母，她依然是那么年轻漂亮。不同的是她脸上的微笑消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关切和悲伤的神情。她轻轻地摇着头，那种难过的神伤溢于言表。我能感觉得到，她伤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

　　我开始自暴自弃，想放弃治疗。那段时间我每天晚到都能梦到鬼母，能梦到那开满红花的崎岖小路。除了忧虑、关切和悲伤，我从她的眼神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种坚毅和力量。她圆睁着双目，狠狠地注视着我，似乎在告诉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坚持下去了，可是鬼母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相隔的越来越长。一直到我最后确珍痊愈后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病好后很想她，整天地想，整日地想。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渴望可以梦到她，渴望鬼母能再来看看我。因为我不清楚她为什么不来了。有几次我梦到了那崎岖的小路，梦到了那开满了路边的红花，但就唯独没有了鬼母，小路上空空荡荡。”

　　说到这儿张卫军又了一根烟，接着说道：“前几天我过三十三岁的生日，老母亲打电话让我过去。她交给了我一个木盒，就是当年天宁子交给我父亲的那个。”

　　“那里面有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卫军没有说话，他从羊绒大衣口袋里摸出一件东西来。

　　“好像今天遇到你是上天注定的一样，因为我正好带着他。”说着他递过一个木头小盒来。

　　“无巧怎成书？”我说着接了过来。

　　木盒比我想像的要小，有点像木头做的眼镜盒。打开后我才发现里面有一张照片，一张草纸。照片是黑白的，一个身着古装白纱的漂亮女人在照片里微微笑着。她笑得那样动人，充满了爱，充满了慈祥。

　　而草纸上只写了四句话：

　　人生离别事无常，

　　多灾多难请鬼娘。

　　续命要把恩来报，

　　魂飞播散其甘当。

　　剧场版之四——附体

　　你知道阴气最重地方是那里吗？

　　你想说是墓地？停尸间？抑或是殡仪馆？

　　错了，都不对！虽然这些地方阴气也很重。

　　那么到底是那儿呢？

　　别急，我会告诉你的；也许它离你家不是很远哦！

　　……

　　冬日正午，艳阳高照。

　　我和纪颜应邀参加朋友的婚礼。本来我个人是极不喜欢参加这类事情的，因为看着别人结婚想着自己依旧只影孤单的样子总有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不过这次结婚的好朋友是我和纪颜都认识的，想推也推不掉，只好硬着头皮上阵。

　　例行交钱、上桌、吃饭。因为来的人多，所以新婚夫妇也无暇顾及我们两个单身汉。我们便自己一边吃饭一边和同桌的几个人聊天。大家互相都不熟悉，所以话题也就无聊地东扯西谈，说着说着聊到了结婚及所谓的选日子上。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然要选个好日子，听说专门有吃这口饭的。而且还挺挣钱呢。”一个胖胖的小姑娘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说道。

　　“当然了，从古至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做这一行的，不会例外。”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矜持地挟着菜，慢慢地说道。

　　“说到这个，我倒想起一件事来，挺怪异的。”坐在我身边的一个青年汉子用餐巾纸擦着嘴，攒着眉头说。他的声音很大，一时间满桌人都抬起了头，不解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

　　“老大，到底是什么事，你倒是说呀。”小姑娘看他愣神，不满地催促道。

　　青年汉子憨厚地笑了笑，忙摆手说：“别叫我老大，我是大头（就是我结婚的朋友，即今天的新郎）的叔表兄，我叫王瑞华。”

　　“别管你叫什么，快说吧。”小姑娘显然对他叫什么不感兴趣，急得有些不耐烦了。

　　“好，既然你们愿意听那我就说说。”王瑞华放下筷子，点了根烟才娓娓道来：“这是前几年的事情了，当时我刚从部队复员还没分配，就到山西一个远房亲戚的朋友那里当保安。那个人是开煤矿的，姓吴，我们都管他叫吴老板。是个非常有钱的主。

　　吴老板的煤矿是个彻头彻尾的小煤窑。雇了几百个工人挖煤，也基本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所有的工人都是苦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大部份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发工资都是像杨白劳卖女一样摁手印领取。就这样他也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了，因为这比务农要挣得多。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目地其实很单纯，仅仅为了生存的需要。

　　矿里有一个小名叫二憨子的孩子，只有十五六岁。平时和矿工们一样下井挖煤。闲下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块聊天。二憨子很健谈，经常给大伙讲故事。他不向其它矿工那样话题总围绕着女人说来说去，他讲的都是些捉鬼乱神之类的东西。每次都是刹有其事似地郑重。

　　“二憨子，你的这些事都是从那听来的？”有时候有人不信，就问他。

　　每次听有人问，二憨子总是嘿嘿地笑着。然后用手摩挲着下巴说：“这都是听我奶奶说的。这是她年轻时候经历过的事情。”

　　“你奶奶不是会是个跳大绳（方言：即巫婆神汉一类）的吧？”

　　“当然不是，我奶奶可比他们能耐大。”说到奶奶，二憨子总是据理争辩。这倒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此时的二憨子倒颇有几分他的味道。

　　二憨子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总能给寂寞无趣的煤矿带来欢愉的笑声。

　　不过这笑声没持续多久就永远地消失了。”

　　王瑞华似乎有些伤感，他揣起杯子里的啤酒一口喝干，然后一一看着不解的我们，缓缓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有一天我睡到中午才起来，因为那天我要上夜班。我们保安宿舍离煤矿挺远，我走到矿上发现似乎有些不对头。所有的人都神情木然，而且吴老板的那辆高档小车也停在路边。一般情况下他是不在的。

　　“这是怎么了？”我问一个上早班的保安。

　　他姓李，我们平时叫他小李子，来吴老板煤矿好多年了，干瘦干瘦的。他神秘地向四围看了看，才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昨天晚上井下爆炸了，听说死了好多人。现在吴老板和队长他们正在处理呢。”

　　“啊！昨天晚上谁的班？”虽然隐隐感觉出事是迟早的事情，不过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我还是有些震惊。

　　“昨天是二憨子他们班下井。”小李说着拉起我往保安室走，道：“队长刚才说了，等人到齐了要开会。”

　　后来我们才知道，本来头一天晚上矿工们是拒绝下井的。理由是井下的抽风设备已经坏了好几台，极不安全。几个老矿工带头罢工。后来吴老板亲自赶来游说他们，开除了几个老矿工，又对二憨子等人许诺了奖金和马上更换设备等措施，才哄他们下井。可没想到当天夜里就发生了矿难。井下的几十人无一生还。

　　我们那天会议的内容无非是这几天取消休假，全天上班。而且对外要严格保密等事情。其实那几天我们想走也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