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 -卡西尔-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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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研究作补充。他宣称，对于历史知识的每一分支来说，都有一门与之相应的科学，它用来处理这些历史对象逐渐形成的一般条件，并且探究在人类现象的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的那些因素。十九世纪不仅是历史学的世纪而且是心理学的世纪。因此，设想语言学历史的原则应当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去寻找，就是十分自然甚至不言而喻的了。这也就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石。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指出：　　　　　
　　“　保尔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仅仅研究印－欧语系，并且由于他们对描述问题的忽视而拒绝对那些其历史尚是未知的语言进行研究。这种局限性使他们远远不知道非印－欧语系的语法结构类型；而后者本可以使他们看到，即使印－欧语法的基本特征　……　在人类语言中也决不是普遍的。　……　然而，在　〔对语言的〕　历史研究的伟大洪流之旁，却另有一股虽小但却在加速流动着的一般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　某些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描述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自然联系。　……　历史－比较与哲学－描述这两种研究趋势的合流，已经弄清楚了一些对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印－欧语派学者还不清楚的公理　……　对语言的所有历史研究都基于对两套以上的描述资料的比较。这种研究的精确性和完善性仅限于描述资料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而要描述一种语言，则绝不需要任何历史的知识。事实上，一个让这样的知识来影响他的描述的观察者，必然会曲解他的资料。我们的描述如果要给比较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就必须是不带成见的。　”　　　　　
　　这个方法论原则在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哲学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初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典的表述。威廉　·　冯　·　洪堡　Wilhelmvon　umboldt　最早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某些基本的类型。为了做到这一点，使用纯粹历史的方法是不行的。他所研究的语言不再只是印－欧类型了。他的兴趣确实极为广泛，涉及到了语言现象的整个领域。他利用他兄弟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从美洲大陆探险带回来的丰富资料，第一个对美洲土著语言进行了分析性描述。洪堡在他论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巨著第二卷中写出了第一部关于美拉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这种南岛语系的比较语法。然而，对这种语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历史资料可以利用，这些语言的历史完全是未知的。洪堡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走出他自己的道路来。　　　　　
　　然而他的方法仍然是严格经验的方法，它们是基于观察而不是基于思辨。但是洪堡并不满足于对特殊事实的描述。他直接从这些事实中抽取出极为广泛的一般结论。他强调，只要我们把语言看成只是　“　语词　”　的集合，那么要真正洞察人类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不可能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　“　世界观　”　Weltansichten　的差异。一种语言并不只是语辞的机械聚合。把语言割裂为许多语词，就会把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这种做法对语言现象的任何研究来说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有害的。洪堡坚持认为，语词，以及根据我们的普通概念组成语言的各种规则，实际上只能存在于连贯的言语行为之中。把它们看作分离的实体，　“　只不过是我们笨拙的科学分析所带来的死板产物。　”　语言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能　energeia　，而不是一种功　e　rgon　。它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达思想的不断反复的劳作。　　　　　
　　洪堡的著作不仅在语言学思想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它也标志着语言哲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洪堡既不是专门研究特殊语言现象的学者，也不是象谢林或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他追随康德的　“　批判　”　方法，并不耽迷于对语言的本质或起源的思辨。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甚至从未被提及。在他的著作中占显著地位的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单单靠历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在现在已是被公认的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都一致强调这个事实，描述语言学决不会由于历史语言学而变得多余。因为对我们直接可以理解的那种语言的各发展阶段的描述，始终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从一般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事实是饶有趣味而又引人注目的，即语言学在这方面也经历了我们在其它知识分支上所发现的同样的变化：原先的实证主义被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新原则所取代。古典物理学曾深信，要发现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总是必须从对　“　质点　material　　　　　
　　point　运动的研究出发。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稍后，被法拉弟和麦克斯韦尔发现的电磁场定律，趋向于相反的结论。显而易见地，电磁场不可能被分割成单独的各个点。电子不再被看成是有其自身实存的独立实体，而是被定义为作为整体的场中的一个极限点。由此，产生了新型的　“　场物理学　”　，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古典力学的旧概念。在生物学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流行起来的新的整体论，已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机体的古老定义。他们坚持说，在有机界里　“　整体先于部分　”　。这些理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但是他们不再用达尔文和正统达尔文派的看法来解释这些事实了。至于心理学，整个十九世纪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遵循着休谟主义的路线。解释心理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些现象都还原为最初的元素。一切复杂的事实都被看成只是简单的感觉材料的积累聚集。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批评和排除了这种思想，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新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道路。　　　　　
　　如果语言学现在采取这同样的方法并且越来越关注于结构问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以前的观点丧失了一切重要性和人们对它们的兴趣。然而语言学研究已不复是在一条直线上运动，不复是专门论述言语现象的编年史次序，而是正在描述一个有着两个不同焦点的椭圆曲线。某些学者甚至认为，把描述观点与历史观点　它是整个十九世纪语言学的鲜明特征　结合起来，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错误。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在他的演讲中宣称，　“　历史语法　”　的全部观念都必须被抛弃。他坚持说，历史语法乃是一个混合概念。它包含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这二者不可能化简为一个公分母，不可能溶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对人类言语的研究并不是一门科学的课题而是两门科学的课题。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时刻区分开两根不同的轴：即　“　共时性之轴　”　axis　ofsimultaneity　和　“　历时性之轴　”　axis　　of　suc　cession　。语法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索绪尔在语言　lalangue　与言语　laparole　之间划了泾渭分明的界线。语言是普遍的，而言语的过程，作为一个时间过程，则是个别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说话方式。但是在对语言的科学分析中，我们并不关心这些个人的差异，而是在研究一个遵循一般规则的社会事实　——　这些规则是完全独立于个别的说话者的。没有这样一些规则，语言就不可能完成其主要任务，就不可能作为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的交流手段。　“　共时性　”　synchronical　语言学研究不变的结构联系；　“　历时性　”　diachronical　语言学则研究在时间中变化和发展的现象。语言基本的结构同一性应当以两种方式来研究和考察。这种同一性既是质料的同一性又是形式的同一性；不仅体现在语法系统中，而且也体现在语音系统中。语言的特性就依赖于这两种因素。但是，音位学的结构问题要比句法或词法的结构问题发现得晚得多。而在言语的形式中有着一种秩序和连贯性，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对这些形式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明确的规则，就成了科学的语法的首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还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完善了。近代语言学家们仍然提到约成于公元前350－250年的巴尼尼　Panini　的梵语语法，把它看作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丰碑之一。他们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其它语言被这样完善地描述过。希腊语法家们对他们在希腊语言中发现的言语的部分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且对所有句法的和文体学的问题都很感兴趣。然而，问题的质料方面在那时是未知的，而其重要性直到十九世纪初仍然是未被认识到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语音变化现象的最初尝试。近代历史语言学家开始研究相同语音的对应性。1818年，拉斯克　R。K。Rask　指出，日耳曼语的语词在语音上与其它印－欧语的语词有着规律性的形式上的联系。雅各布　·　格林在他的德语语法中，对于日耳曼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语音上的一致性作出了系统的阐释。这些最早的观察材料成了现代语言学和比较语法学的基础。但是它们仅仅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被理解和解释的。雅各布，格林正是从对以往历史的浪漫向往中获取了他最初和最深切的灵感。同样的浪漫精神也引导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去发现印度的语言和智慧。然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被另一种理智冲动所支配：唯物主义的解释开始占了上风。所谓　“　新语法学家们　”　的宏伟抱负就是想要证明，语言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相同的。如果语言学想要成为一门精确科学，那就不能满足于那些描述特殊历史事件的笼统的经验规则，而应该去发现在逻辑形式上比得上一般自然法则的规律。语音变化的现象看来证明了这种规律的存在。新语法学家们否认有什么孤立发生的语音变化。在他们看来，每一种语音变化都遵循着不容违反的规律。因此，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把人类言语的一切现象都追溯到这个基本的层次　——　语音规则上。这种规则是必然的，不容例外的。　　　　　
　　在特鲁别茨柯伊　Trubetzkoy　的著作以及在《布拉格语言学派著作集》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中所发挥的现代结构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它并不放弃在人类言语现象中寻找出　“　必然性　”　的希望，相反，它还强调这种必然性。不过对结构主义来说，正是必然性这个概念本身应当重新解释，它应当在目的论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单纯因果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并不只是音和词的集合，而是一个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系统秩序不能根据物理的因果性或历史的因果性来加以描述。每一种方言在形式和质料两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结构。如果我们考察不同语言的音素，就会发现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是不能归之于一个一成不变呆板僵硬的模式之下的。在选用这些音素时，不同的语言就表现出了它们自己独有的特性。尽管如此，我们总是可以揭示出，在一种特定语言的音素中存在着一种严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假设的，不是必然的。我们不可能从一般的逻辑法则先天地演绎出这种联系，而只能依据我们的经验材料。然而即使是这些经验材料也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连贯性。一旦我们发现了一些基本的材料后，我们就能从它们身上推得另一些与这些材料有必然联系的材料。布吕达　V。Bondal　把这个新结构主义的纲领表述如下：　“　我们必须研究语言结构的各种条件，把音位学和词法体系中可行的和不可行的，偶然的和必然的东西区别开来。　”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人类言语的物质基础甚至语音现象本身，就都必须以新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来加以研究了。实际上我们不再能承认有单纯的物质基础。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区分乃是人为的，不适当的。言语是一个不可分解的统一体，它不可能被分割成形式与质料两个独立和孤立的成分。正是这个原则构成了新的音位学与旧的语音学之间的区别。在音位学中，我们研究的不是物理的声音，而是有意义的声音　significant　　sounds　。语言学感兴趣的不是声音的自然性质，而是声音的语义学功能。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学派曾深信，语音学和语义学需要根据不同的方法分别加以研究。言语－声音被看成只是物理现象，从而能够而且必须根据物理学或生理学来加以描述。从　“　新语法家　”　的一般方法论观点来看，这种概念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他们的基本论点　——　语音学规则是不容例外的　——　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语音变化独立于非语音的因素。既然语音的变化只不过是发音习惯上的变化，它也就被看成是必定在每一偶发事件中都会影响一个音素的，而不管包含这个音素的特殊语言形式的性质如何。这种二元论在晚近的语言学中消失了。语音学现在不再是一门独立的领域，而成了语义学本身的组成部分。因为音素不是一个物理的单位，而是一个意义的单位，它已经被定义为　“　辨义性语音特征的最小单位　”　minimum　－　unit　　of　distjnctive　　　sound　－　feature　。在任何音调的众多声学特性中，有某些特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总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差别，而其它特性则无辨义作用　nondistinctive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音素系统，即辨义系统。在汉语中，音的抑扬顿挫是改变语词意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其它语言中，这样的变化则并无意义。每一种语言都从无限多的物理声音中择取有限数量的音作为它的音素。但是这种择取并不是任意的，因为这些音素构成了紧凑连贯的整体。它们可以被归并于某些一般的类型，归并于某些语音形式。这些语音形式似乎是语言中最稳固最典型的特性。萨丕尔　Sapir　强调指出了这个事实：每种语言都具有使自己的语音型式维持原样的强烈倾向：　　　　　
　　“　我们将把语言形式　——　语音形式和词法　——　中那些重要的一致性和歧异性归之于语言的自发倾向，而不是归之于忽而这样聚合忽而那样聚合的一些单独而零散的特性的复杂结果。语言或许是一切社会现象中最富独立性、最具坚韧性的了。要分解其独特形式还不如消灭它容易。　”　　　　　
　　然而，一种语言的　“　独特形式　”　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当面临这个问题时，我们总是有进退维谷之感。我们必须避免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的解答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不适当的。如果每种语言有其独特形式这个论点，是指不必在人类言语中寻找任何共同特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纯粹语言哲学的思想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是，从经验的观点来看，容易遭到责难的主要不是这些共同特征的实际存在，而是对这些共同特征的明确表述。在古希腊哲学中，正是　“　逻各斯　”　一词暗含着并支持着认为言语活动与思想活动有着根本同一性的观点。语法与逻辑被看成是具有同一对象的知识的两个不同分枝。即使那些其体系已经大大背离了古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