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6-觅渡:梁衡第一本自选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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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凤阳，几天后报上公布了新消息。党中央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再延长30年。
凤阳，真是一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验室和博物馆。
（1988年10月记于合肥，1999年4月改于北京）
《觅渡》 第一部分领袖如父
领袖如父
2001年3月11日上午，当我坐在河内友谊宫，面对台上越南党旗、国旗和胡志明的半身塑像时，我脑子里突然跳出这个题目。这里正举行越南《人民报》创刊50周年庆典。
在越南，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办公室、会客厅，都有胡志明塑像，除清瘦和蔼的半身像外，还有立像、坐像等。西贡机场休息厅内是一尊披着上衣，右手伸起的全身塑像。在我们经历的所有正式会见或一般谈话中，主人常要提起胡志明的功绩。胡志明的确是越南的国父，他缔造了越南党和这个国家。因为在国内已见不到这种场合了，所以每次总引起我思考有关领袖的一些问题。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族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一个领袖的功过是非，常常也不是他个人就能说得清和担负得了的。
作为旗手、灯塔，人们希望领袖是神，希望他没有一点错，无所不通、无所不对、无所不灵。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一项大的运动和事业确实需要权威，所以，中国古代有“为名人讳”，维护名人权威。叶剑英在打倒“四人帮”后讲：江青这个坏人早该收拾掉，就是顾及毛主席的形象，投鼠忌器，当时是为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权威。同样，在一个家庭中也要维护父母的形象。这叫维护主流，树立威信，塑造形象。形象是无形的力量，父亲的形象对于家庭，领袖的形象对于团体同样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和群众来说，很长时间内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命令，就是力量，遇事用不着解释、动员，就会照着去做，哪怕赴汤蹈火。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谈到二战时期斯大林的领袖作用说：由于是斯大林下的命令，我们完成了许多平常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这就是领袖的威信、威力。但这威信、威力又需要具体附着在一个形象上，一个内外都完善的形象。记得苏联解体前，我访苏，在博物馆里见到一幅列宁素描像，下巴上没有留胡子。陪同说，这是当时的真实。后来电影、画上的列宁都有胡子，于是也就不改了，有胡子的列宁形象就定格在人的脑子里。形象不能变来变去，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是一脸大胡子，现在他在人们脑海里的形象没有胡子。胡志明是一缕稀胡子。对这三位领袖来说，胡子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借助胡子定格的形象，又透过这个具体形象在人心中树立的抽象的高大形象。人们为自己的领袖树立、塑造一种形象，这和中世纪造神有一点近似。只是其区别在于，当人们处于一种无知，并对神秘的自然、未来的命运十分惧怕时，就造出一个神来信奉以求保佑；当人们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取得巨大的胜利时，就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领袖，就希望这个领袖如神一样威力无边，无往不胜，就不自觉地神化了他。教徒对主的神化是被动的、愚昧的、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神化。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是主动的、半清醒的并带有理想色彩及从维护团体利益出发的神化。
但领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普通人犯错误，不影响事业，领袖犯错误，危及全民，危及整个运动。当然最好是领袖不犯错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庐山会议后就看出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私下难过地说：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爱之弥深，言之最切，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领袖一旦有了错误，不但给事业带来损失，给广大深爱领袖的人们也带来隐隐心痛。这有点像家里做父亲的有错（比如触犯了法律），别人尽可不管，甚至鄙视、斥责，但做子女的再大义灭亲也会陷入一种难言的痛苦。但领袖之错又不只是个人的错，除个人能力、性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时势使然。正如领袖的功绩一样，领袖的错误也常是历史的必然。当这种历史事实不得不加于我们时，我们只好接受，只能客观、辩证地对待。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议论，明确指出：这个旗帜不能丢，不能再抹黑。丢了领袖就是丢了事业，自招其败。苏联解体，就是先从诋毁领袖做起，最早可追溯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就像父亲有了错，这个家庭必须共同背着，共同负责善后一样，不能把父亲扔出去了事，这里有割不断的血缘。当我在越南访问时，就这一点，我真羡慕越南人民的幸福，他们曾经有一位没有或较少犯错误的胡伯伯，他们也就免去许多难言之痛和许多尴尬。他们对领袖还是爱得那么单纯，那么神圣。而我们因为“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却深化了许多认识，更加理性。
当然，也有客观原因，胡志明一直是在激烈的战争中领导国家，他未能看到南北统一便去世了。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洗涤剂。未夺权前，战争中的领袖由于主要矛盾的单一和突出，不大容易犯大的错误，战争期间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是这样。到了和平时期，对领袖们又是另外一种考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坐在河内一个大礼堂里，对着胡志明的塑像，感觉着会场的气氛，不觉就有了这一些感慨。
（2001年3月）
《觅渡》 第一部分马列公园赋
马列公园赋
与颐和园只一路之隔，还有一座园子，也极大，极美，且又极静。论风景，在北京西郊也是一个数得上的去处。她的正式名字叫中共中央党校，但这严肃的称谓并不能掩盖她美丽的容颜。我从心里叫她马列公园。
说是公园，是因为她有山、有水、有湖，有亭、有桥、有榭，但最多的是花、草、树。这里的花从春到秋是相连不断的。春寒未尽时便有迎春，灰褐的枝条上还未及吐叶，就先缀上一串黄黄的花瓣。还有玉兰，干硬的枝干还没有被春风吹软，便爆出了一个个拳头大的花朵。让人想到那接力赛中跑第一棒的运动员，人还未到便急着将棒伸出，就抢这一刹那的春光，好个春的使者。接着是紫牡丹、红芍药、丰腴的木槿、恬静的桂花，直到秋霜已降，白色的玉簪花才用她那细嗅又无的寒香一收全年的色味。花之外便是草，一色碧绿铺满除却房和路的各处。草地上有树：杨可参天，柳拂人面，松柏、银杏、古槐及核桃、柿子等果木，或随路延伸，或依山起伏，或在湖畔水边成林。总之是一片海绿的波涛，翻腾着一直溢到园子的外面。
这绿色波涛间屹立着两座岛，就是门前的主楼和广场前的礼堂。主楼是用一色青石起座，直上七层，石条又故意不打磨平整，粗犷凝重，像一个巨人敞露出结实的胸膛和坦荡的襟怀。顶层却用黄色琉璃制成柱檐，夕阳中与对面万寿山上的佛香阁交相辉映。这是一座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城堡式的厚重，宝塔式的庄严，殿宇式的高朗，两侧的附属建筑又曲折而成廊式的天井。礼堂则一色黄砖，中高三层，两翼平展，全用拱顶，敞亮大方。这是全校上课和集会的中心。主楼与礼堂外便是散布于园中各处的楼，都不高，大多是三层，就更被埋在绿阴之中，像是海面上时隐时现的礁岩。楼中间的路其实是看不见的，你只要找到一行白杨，一行垂柳，或一行白蜡，一行银杏，你便知道这下面必藏着一条路了。
到这里学习的人都是来自紧张的第一线，难得有这样一个环境对过去作一番反思。因此，在园子里散步便是最好的享受。四周繁花压枝，绿柳拂面，鸟雀并不怕人，在枝头和草坪上自由地嬉戏。这恬静使人舒坦、使人松弛，人们的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每当我在园子里，头发触着轻柔的柳丝，或仰面感慨白杨的伟岸时，我就想起，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候，将树砍了，锅砸了去炼钢，“左”得多么可笑，那是建国后我们摔的第一个大跟头啊。第二个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了。我默默地徘徊在主楼下，抚摸着那凸凹不平的青色石面，这个屹立的巨人曾经历了多少风和雨！至今两侧漂亮的墙面上还依稀可见“文化大革命”标语的痕迹。那是一个除红色以外什么都不要的时代啊，连自然界的绿树花草都要砍光拔尽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那个红海洋中走出来的，痛定思痛，现在终于走到这一片绿阴中来了。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大动之后必有大静。革命需要刀枪剑火，需要流血流汗，但更需要理论，更需要思考。只有1848年的欧洲革命而没有大英博物馆里被马克思的双脚磨下的沟痕，便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太行山上呼啸的大刀、江南新四军的枪声而没有延安窑洞里的整风学习，便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离不开思考，思考离不开安静，安静不能没有绿阴。美术家早有定义：红是暖色，是亢奋，是激烈，是胜利；绿是冷色，是沉着，是冷静，是思考。所以这处园子里的绿绝不是一般公园的柳浪闻莺，供情人掩身，供儿童嬉戏。她已超出物而有了理的含义。相对于火热，她表现为冷静；相对于喧闹，她表现为沉思。春天，当大地还没有苏软自己冻僵的身子，园子里的垂柳便在河边、楼旁似有似无地描出一条条绿线，指示着理想，预告着生机。夏日，暑热蒸腾，沿着几条主要的路，白杨挺起伟岸的身躯，筑起一道道绿墙，如墨如黛，这时你在树下漫步会感到沉稳坚实。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松柏的绿了。当秋阳中落叶树只剩下一片静劲的疏枝时，油松、雪松、龙柏、冷杉等便一起收紧它们的针叶，仿佛将这园子里四季的绿色都收在它们身上，在秋的萧疏与冬的料峭中显出一种刚毅的气质。特别是主楼后面广场上的那一片翠柏，更有一种庄严的肃穆笼着它那深深的凝绿。如果说绿色是生命的结晶，这片翠柏简直是思维的凝聚。它们盘地而起，每一棵都如塔如钟，贮满沉思，然后又渐渐收拢枝叶，束成一长矛似的尖顶，带着一种神圣的启示直向云天刺去。欧洲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便是以它特有的尖顶把人的思想引向天界，我不知那建筑师是否受过这种树的启发，只是我一到树下时便真的做着天上之想了。我想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可知道他的伟大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可知道这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艰苦与不易？这时隔着树林，透过这层肃穆的绿，再看主楼那庄严的青，更感到路虽漫漫兮，我们终将胜利。
多么美丽的园子啊，一片圣洁的绿海里藏着一块红色的理论阵地，这大约正是辩证的统一。一个人经过几天的劳累，尚且希望到公园的绿椅上小憩一会儿，何况我们一个伟大的党呢？她风尘仆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一程又一程的长征，是该有一处浓阴能让她和她的儿女们歇歇脚，擦把汗，想想来路，再计划一下前程。马列公园，你该有这么多的鲜花，这么多的绿。
（1986年3月30日 ）
《觅渡》 第一部分广安真理宝鼎记
广安真理宝鼎记
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百周年。家乡广安有感于小平于国功大、于民恩深，遂略修旧居，以供凭吊；又新铸宝鼎，是为纪念。鼎为青铜所铸，传统式样，圆形、三足，周身饰以夔龙、扉棱之图，高10米，重41。8吨。庄若苍岩，稳如泰山，立于渠江之畔，城东高岸之地，仰对青天，俯视大江。
想当年，正当“五四”潮起，马列初兴，时代变革，风起云涌，16岁的邓小平胸怀寻求真理之大志，肩负救国救民的理想，就是从现宝鼎脚下的渡口出发，毅然告别家乡，买舟东下，经渠江，入嘉陵，假长江，东出太平洋，漂泊月余抵达法国，勤工俭学求教于异邦，又转而东行，研习马列取经于苏俄。后应召回国，先受命南下领导“百色起义”；又东赴江西，追随毛泽东创建红色政权。之后北上长征，立马太行，逐鹿中原，决胜淮海，挥师渡江，问鼎金陵，直至横扫西南，底定江山，功莫大焉。遇文革罹难，再困于江西。后得复出，绵里藏针，勇斗四凶；举重若轻，收拾残局。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率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从此党纲重振，国运再兴，河山生辉，百姓安康。神州上下，举国同赞：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感谢邓小平。
向来铸鼎如同立碑，是为醒世记事；铭文胜于碑文，更求标高证远。广安真理宝鼎是为了纪念邓小平自16岁起投身社会寻求真理，特别是他后期总结“文革”教训，坚持真理标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立的。鼎正面之铭为“解放思想”，背面之铭为“实事求是”，座基刻着小平的另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而面江之整壁石墙则书有小平南方谈话全文。古人云，一言九鼎。小平这几句话兴邦定国，安土乐民；其理灼灼，其效隆隆。铸之于鼎，足可前证国史，后启来人。
宝鼎之下，渠江滚滚，千船竞发，波起潮涌。想风流人物，时势英雄，自古逆挽狂澜，中兴大业，能有几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立，为人民幸福，为民族昌盛，奋斗牺牲凡28年。然建国之后路更长，行更难。试承包、变体制，走走停停几回摸索；跃进潮、文革浪，起起落落多少风云。其间探求殊多，争论殊多，教训殊多。更一度思想僵化，如履薄冰。是小平1978年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披沙见金，拨乱反正；1992年又巡视南方，再破陈规，急促发展。从此敞开国门看世界，大胆改革走市场。我古老中华重又跟上时代步伐，崛起民族之林。
宝鼎之侧，巷陌深深。故里情怀，桑绿荷红。千窗洞开忆往事，石板小路寻旧影。树高千丈不离土，伟人永在百姓中。想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物，起于垄亩，败于庙堂。惟共产党人，种子土地，永让于民。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其言何真，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