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花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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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中行的“回想录”——不称回忆录，又“所想未必写”、“而所说则必是己之所想、所信”，用减法但不用加法，以至写法上的“小题”体，等等，皆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相类，为我喜欢。
读的感受，是仿佛这老人放舟于岁月长河，我溯洄从之、溯游从之，追随着一路看来，也被那百年烟波水气湿了一身，为之感慨、感动，甚而感同身受，对那些有感于心的碎影摩挲再三。
“流年似水，逝者如斯”的忆往感伤（所记人事，由名流俊杰至普通人等，本身亦多有可赏可叹的闪光片段）；“人生实难”，洞察一切无奈；顺生随缘，率性不问天；安之若素、安于自欺，然而于大关节则端严；行止有度；明瞭情与理、理想希望与事实、文艺与生活、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的恰当关系，对旧爱与婚姻有恰当的态度和认识；自甘寻常，于家常俗世既即之又离（超脱）之；对人与人性宽容体贴；珍惜人生点点滴滴的可意；有见识，通情，达理；能反观乎己，懂得自嘲；平实，平和，散淡，沉静自守；谦逊自重，也偶尔能狂；清醒，理智；诚实，正直，厚道；尊重事实与真理；重常识，倡导自由、容忍、理性、怀疑主义；文笔可诵……这一部《流年碎影》，集中体现了张中行的可敬可亲处，再度重现了多年来我对此老的心仪、私淑种种。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后半生风雨三十年间社会状况（及由此触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劣根性）的记述、思考、抨击。它们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和见识，在张中行过往作品中也时有表露，于这部回想录则集中凸现出来。而张中行自己也颇以此为重，曾撰短文《安于此岸》谈本书，专门只叙这方面，记老友启功读后劝他要自求多福勿自寻烦恼，他不敢从之，因为写下这些，是要使后代多福。如书中说的，他渴求一个“有知识而不迷信，心地平和而不狂热，对人宽容而不憎恨，人人有安全感而不心惊胆战”，“把人当人看”的好社会。
这正是金刚面目（这部分的文风有别于他别的文字之冲淡），菩萨心肠。
然而言者痛心疾首，有违自求多福之道只求后代多福，听者呢？只怕人类的拿手好戏是变着花样地重蹈覆辙吧。
不管这份苦心能否生效，我且还是要感谢、感激、感铭。寒冬中读此流年回想，一方面，如开头说的，是烟波水气湿一身的凉意沁骨，但另一方面，又时时感到温暖慰藉。——从当年的负暄到他回顾平生的碎影，张中行于我，冷冷暖暖，总是关心。
据1990年2月、1994年10月、1997年12月、2000年8月等笔记
2005年1月整理删订
钱锺书第20节 到底还是喜欢
谷林先生于2002年6月来信末顺笔谈到，有人贬损钱锺书，“说钱的‘博闻强识’，无非是一个‘上网’问题，买架电脑，悉数解决云云。其信然耶？”随信惠赐先生近年发表于《书友》报的大作一批，当中恰有篇《新世纪的期待——〈宋诗选注〉读后》，文中以该书所收陆游的末首《示儿》为例，说钱氏写的“两百多字的注提供如此丰富的资料，还足可抵当一篇美文读……古诗选注多如牛毛，而淹博睿智堪与斯人方驾的麟角并世焉求？”——遂再次勾起了我对钱锺书、对陆游以及此书的兴趣。
我中学时读《围城》已深生景仰，但真正倾倒于作为学问家的钱氏，且产生欢喜的共鸣，则正与陆游有关。八十年代后期念大学时，因颇喜《卜算子·咏梅》、《钗头凤》、《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剑门道中遇微雨》等作，便专门读其诗词集，一心以为类似珠玑当俯拾皆是。孰料读毕甚为失望，掩卷一叹，大呼上当；但又心存疑惑，不知是否自己浅陋，看不出好来。恰在那期间，在图书馆开架书库见到《谈艺录》，随手翻到第37节《放翁二痴事二官腔》等有关章节，见钱锺书痛斥陆游“好说梦”，“好谈匡救之略”，“矜诞无当”等等，雄才傲气，英风逼人，大畅吾怀；得一本有好感者作依傍，遂可放心在笔记写下“放翁之作，如无奇大木，徒粗壮耳！常纸上谈兵，少潜心诗内，疏而无韵，何可耐读！”等结论或谬论。（这一端，是促成我购置《谈艺录》的因素之一，不过，此外还有更重要的私人因素，那是更值得一说的故事，但应放到别处来记述了。）
“钱缘”有此“前缘”，因此看了谷林先生的文章，便翻出《宋诗选注》，专门去读其中的陆游部分，有点“重认起点”的意思，疏离既久，籍此进一步了解一下陆游及钱氏之评。
在陆游本论中，钱氏指出放翁“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报国复土；“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烫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这纸上谈兵的“武人化”与“文人情调”两方面，陆游都做到了极致。《剑门道中遇微雨》“此身合是诗人未”之问，当然如钱氏之注，是陆游在掂量自己“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陆游对自己的身份定义为诗人，始终心存侥幸的疑惑。这原是中国传统下文人的共有思维：文艺只不过或者是小道，或者是进身之阶与经世济民的工具，或者是无奈的退路，一心还在入世甚而殿堂。但除了少数人外，他们真正能做得好的、能留诸后世的，还是诗文，“文人”才是他们真正的自身价值；世事由不得人，即使确曾身临前线、有过军旅实践的陆游亦概莫能外。他的《秋声》，“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在我看来是他勉力要破除、压抑自己伤春悲秋的文人情调那“一方面”（下面写道：“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无非自夸能文能武，重点还在大写特写的“壮士抚剑”、“唾手擒胡”之类）；《春残》，“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则仿佛在提醒别人：别忘了我除了文那“一方面”还有武这“一方面”；因此《小园》中的一首：“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便并非闲适、豁达、历尽沧桑后的返归澹然，而是不忿与委屈，就像他在另一处（《月下醉题》）说的：“闭门种菜英雄老”……可是，虽然他作了许多努力，但排除钱锺书指出的特定时代气氛的影响，单纯从文学的角度，陆游成功的，终究是文“一方面”的作品，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等文人情调一类。借用其名句，陆游“诗中征尘杂酒痕”，我喜欢的是其“酒痕”而非“征尘”，例如《度浮桥至南台》的尾联，“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听横笛坐榕荫”，恰是那两个方面的并列，但可堪吟味的便是下句而不是上句。他武人化的“征尘”方面内容，能使我欣赏的，只是“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这种能放大到整个人生、广及整个人类的深远喟叹；或者“楼船夜雪”、“铁马秋风”、“铁马冰河”这些其实与文人情调方面相通的、“烫贴景物”之句。
《宋诗选注》中，钱锺书对陆游没有了《谈艺录》里逞笔为剑般的放言无忌，但还是不无言语背后的含蓄微意，尤其于“打虎”一事的注释，讽刺的味道已跃然纸上了。
曾有陶喻之氏撰专文《此身死去诗犹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96年5月31日），谓《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对陆游的评价前后矛盾；《谈艺录》之议陆游或另有所指，借之警醒文人消除功名之念云。
联系到《谈艺录》著于抗战时期，陶说也不无道理。问题是陶称《宋诗选注》对比《谈艺录》对陆游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在我看来是他没读懂钱氏在特殊时日选注宋诗的不得不的隐晦含蓄，甚至把钱的反话当正话读了。其另一例证，说《宋诗选注》所收以陆游一家最多，也说明不了什么，选家之难，身不由己，钱氏在五十年代的初版《序》和八十年代的港版《前言》都已讲得很清楚了，此书的选目并不能完全反映钱氏真正心意。如果我们非要采用别的因素，那么《槐聚诗存》所录1989年的《阅世》诗，自注用了陆游诗的典故，难道我们就可以凭此说钱氏到老都对放翁念念不忘、独有心得？
可说明钱锺书对陆游评价没有“前后矛盾”的，是《谈艺录》六十、八十年代时曾作几与初版等量的“补订”，（按钱氏诸作之补订绝少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论点，且分别列出，而非暗中偷换，甚得识者称赞，见出其堂堂正正的学德，及一向反感篡改历史、改造回忆、“自我整容”，而不屑以身试之。）对陆游作了篇幅更多举引更繁的批评，尤其于武人化那“一方面”，指其好言兵论战不仅“作态”甚而“作假”等等，比当年贬斥得更严厉，嘲讽得更辛辣。又据陶氏说，撰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也有对陆游的贬词。（按《管锥编》与《谈艺录》研究范围一前一后，以唐为界，它研讨10部古代典籍，其中并无论陆游的专章，可能一如钱氏惯有的纵横瓜蔓，在汪洋恣肆的笺注旁笔中及之吧。）这些，陶氏归之为或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影响”，或是钱锺书“滑稽游戏”的幽默笔法——前者恰好颠倒过来了，反而我们可以抬杠般以之解释，为何《宋诗选注》会对陆游的评价收敛那么多，及选了那么多陆诗，因为此书是公开出版的公家任务、应命之作，而陆游正是当时主流推崇的爱国诗人；至于后者，则简直是无话找话的扯淡了。
《宋诗选注》体现了钱氏治学一贯的特色。对于其学术，争议并非从近年始，如早在1948年，《谈艺录》初版刚出，钱的好友夏承焘便在9月17日日记中评为：“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次年1月7日夏于日记云：“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但不久批判《宋诗选注》的风向稍转，夏应何其芳约所写“挽回影响”的评论文章，却只对该书之“选”甚加好评，而对其“注”则不作详论，不知是否仍不能同意其“注”的方法所致？
至于近十多年来，指钱氏积卡片、掉书袋、堆砌片段、不成体系等等更不绝于耳，到网络通行的今日，马上又有了谷林所听到的那种应景之议了。
事实上，钱锺书最看不起的是学究，《管锥编》“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已成名论，他又怎会仅仅做些寻章摘句的死工夫。对《宋诗选注》，他后来表示不满意其选，因为迎合了时风；但却颇自得于其评注，“还算有价值”。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也有相同的看法。可见钱氏及识者对这种治学方式的肯定，他是有意为之的。
后人称《宋诗选注》的意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与评论结合起来”。“结合”也者，是将观点与材料相融为一，材料出观点，却又不为之所囿，而能以观点统领之，以至到了材料组合的注释自可成论，甚而“抵当一篇美文”的化境——谷林先生此语并非吹嘘，与谷林兴味相投的止庵，曾写过一篇《说钱》，那么巧，也专门举《示儿》一诗的注文，说钱锺书“才情识见应有尽有，所嫌略少者但是一点（周作人那种）苦味耳”，若于钱文中求此，则如这篇注文，便是他“最喜欢”的云。他正是将其当文章来读了，虽然是别有所取。
按此注文举陆游死后宋与蒙古灭金、及元灭宋时人们相应的两首诗与之对照，不作任何评说，然已尽见世事的沧桑、历史的诡异、人的微渺，愿望竟可以变形异化而实现之，无言中自寓“讽刺与感伤”的悠长感叹，的是大手笔。可见钱氏的“博闻”，容可“上网解决”，然搜集资料后的取舍剪裁、以出己见，则非大才不能办。在这里，我情愿望文生义把“博闻”后的“强识”别解为“见识”的“识”，没有超常的见识为主导引领，给你“买架电脑”，哪能搞出钱锺书那种水平的东西来——虽然谷林先生未曾尝试过上网收集整理资料，故有来信中的疑问，但他称赞钱“淹博睿智”、“并世焉求”，却是完全成立的，要紧的正是淹博的背后有睿智也。
至于钱锺书直抒心得的评论，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读《宋诗选注》陆游部分，并瓜蔓而及其他，便好好的再次领略了其学力、心眼和风采，读来每觉会心微笑，真觉神气为之清朗，在偷闲的晴好绿窗下，得销片时夏炎。
钱氏其他著述文章也时令人得类此的赏心。如这本《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便使我感觉他把平常射向虚妄人间的“讽刺和感伤”之箭也射向了自己，好像微笑说：我是明白的，但一样免不了在时代中人的悲哀与缺憾。而他又是如此清高洒脱，不怕把那悲哀与缺憾展示给后人看。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在那份无奈与幽默的混合中正显现出大智慧来。这种钱氏作品中屡屡可见的智者心怀，尤使我叹服不已。
只是到近年，钱氏晚年引起媒体关注、成为新闻热点的几件事，其处理，主要是杨绛的处理，我认为很不得当，也不得体，因而有所腹诽，情份略减了。不过，终究叹息如此聪明，世间聪明人难得，也就爱惜难舍——我前面所谈，仿佛是要加入一个已冷的战场，“为钱锺书声辩”，实质并非如此。我也认为钱氏无论治学还是为人确有可议之处。但我有幸在他尚未被在大众范围内炒热、未被捧为“文化昆仑”前就倾慕之，个人的敬意不曾掺了任何杂质和外界之力，干干净净是自己的选择；后来也从来没有在心中神化过他，或假情假义地把奉为宗师。我只视钱为一位可亲可近的、时时令我欢心的聪明才子，所以无论别人的攻击、自己的微词，原也不曾太有损对他的喜爱。
谷林在《期待》文中讲了一件“令人难忘”、“石破天惊”的旧事：《宋诗选注》刚出版即遭批判，叶圣陶先生却在公开场合，“举起书朗声说道：‘不管他们怎么讲，反正我喜欢这本书！’”我想，“喜欢”比起容易引起失望的“尊崇”，是对一个聪明才子更恰当的态度。谷林“期待”“新世纪里，又一位钱先生将重临人间”，然而要这样的人才再现，岂是易事。所以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喜欢。
（按：谷林先生惠寄的《期待》一文复印件，除一如既往自行标出排印之误外，还在所引陆游《示儿》注文、钱锺书原引的“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一语的第二个“书”字旁，标了一个问号。他所据的《宋诗选注》是人民文学社1979年第三次印本，我手头的是该社1989年9月第二版、1994年4月第三次印本，仍作“《书陆放翁书卷后》”，但在前面的陆游本论第二条注中，也引了林氏此著，却作“《书陆放翁诗卷后》”；我未见《霁山先生集》，推测文意当为“诗卷”而非“书卷”。——《宋诗选注》后来至少重印过三次，收入人民文学社今年出版的“大学生必读丛书”，以及三联社去年、今年分别推出的“钱锺书集”繁、简字体本；尤其后两种，均声明各做了修订错讹的工作，但这一处都未曾改过来，对比之下，无疑使人感佩谷林先生的细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