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花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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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半生成绩的。
但王文的一个说法却让人有点疑惑。她说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按：解放前夕郭“斥反动文艺”，以“桃红色”一枪放倒沈从文，是沈在鼎革中精神崩溃的重要诱因，也导致了沈后半生的“转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著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这样一本书，肯定是珍贵的。不过，我感到它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心情，还不能说有极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多超过现已行世的史料）。当然，这也因为“沈从文后半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已有各方人士对此作过回忆、评论和研究，在此我也不揣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就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乃至黯然神伤吗？真的那么潇洒，无碍无滞，心底毫无心结与心事吗？怕就未必了。完全的雍容从容，得失毫不系于心，那只是理想中的修行。尤其作为被迫舍弃者，至多只是随遇而安，却难以天上人间处处欣然的。
所以还是只能叹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
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同样复杂矛盾，就像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说到，沈在博物馆讲解的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旁人看来却“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但又如刘以达歌中唱的：“其实你的花，跟我的花，也都叫作花”，则又花还是花、人还是“人”。既难言，则惟有存一份怀念的心情了——
“念兹”。
对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感想，要说的当然不止这么一点。沈从文，是我的挚爱。对他，我自问是用心的：读他的书和文章、关于他的书和文章，载录他的资料，甚至还对他作品单篇和结集的出处、出版、版本等，下过些笨工夫，费了些时日好好梳理过——哪怕我也明知这种“个人考证”没什么价值、很无聊，但，正如我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时给自己的最大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沈从文。”仅这个原因就够了。
然而，我之前还从未公开谈过沈从文。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复杂，自知肤浅而无处下手，也怕轻率发言轻慢了心爱；还因为，沈从文是我的“私人证物”。这样与自己生命深切相关的“大爱”、“大美”，是难以言说的，尤其公开示人。——恰巧，得此《沈从文晚年口述》后不久，与一位旧友重新联系上，这个对我的“沈从文故事”和“张爱玲故事”都了解的“知情人”，说到我当年的往事：“大家比较普遍的感觉应该是惋惜，因为先前已经惯看那个诗意美好的景观了。”我回答说对，“诗意美好”，沈从文那样的“诗意美好”；而诗，乃是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才会事过那么多年，竟还总不敢轻易触碰……
可是，刚好购此书还有另一样凑巧，向别人打开过一个话头；所以现在索性借着读时的苍凉情绪，来轻轻触碰一下这“沈从文心事”吧——
是购书前一天的立冬，与一位新认识的编辑朋友会面。聊天中谈到香港平庸影视中不时会有击心的细节，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罗嘉良演的某部电视剧：他准备追求一个女子，请她上自己家作客前，先把旧女友留下的柜子用速递送走。其实她来到也未必会留意那柜子，就算问起也可以大方对答或瞒过去；就算要送走也犯不着花钱速递。但我完全能理解，这样一种整理自己、打扫生命的心情。不惜尽快砍去旧我的一段痕迹，但并不是为了迎接和讨好新欢，只是开始新生活而对自己的交代。这样带痛的狠心，我也曾经历，深能领会。然后，当他把家中收拾得停停当当，烧好了菜，却忽然，那女子说不来了。这是婉拒，但他微笑地说：不要紧。放下电话，他关掉音乐，坐在漂亮而孤单的家中，这个英明神武、英俊倜傥的年轻干探，慢慢在沙发上颓然躺下……复述着这个情节，我忍不住交浅言深地告诉对方：当时我独自在家看完这一段，是如何的伤感。
看这场戏，就发生在上述7年前、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沈从文资料工作的中间。接下来的，我没有说，现把当时笔记那段“题外话”的后半抄录过来：
电视剧播完，我关了日光灯，亮了孤独的台灯——由一片白变成一朵静静呆在一角的黄。走过那光亮照不到的黑暗，空空一屋，披上外套（秋凉了），走回书房。听久违的李国祥那些蓝夜旧歌：“寂寞任意洒下”，“心倦”。我没这么严重。
只是在孤黄一灯下、光与暗的黑夜边缘，静静抽一根烟，对着两本旧书：《从文自传》、《神巫之爱——沈从文早期作品选》。
大学时买的《神巫之爱》并没有读，那时好像只读过《边城》，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当时我倾心的作家。比我更早认识、更早喜爱沈从文的自有人在。那篇毕业论文所写，具体内容已忘了，只记得确乎满纸水气。至于曾送我的《从文自传》，早已转送了人，毕竟，那是“事后”之书。
“再点一根香烟，代替新的开始。”李国祥的歌。罗嘉良的电视剧。沈从文的书。静夜孤灯下，惆怅不能自已，又想起也斯那首《乐海崖的月亮》：
“凉风从天边吹起了。”
“只有文字是我们的旧相识。”
应该解释一下：《从文自传》，1991年9月，把沈从文介绍进我生命的人主动买了一本送我，但我同时已托人代购，遂将前者转送好友周生。我明白送我是一种纪念和好意：即使相别去，也愿好的留着。但，大学时的赠书我会一直珍藏，因为可以重温欢愉共行的美好岁月，这后来才至的《从文自传》，却正记录着当时的离散，对之情何以堪！——十多年了，这样处理的原由，我从未告诉得书的周生（好像要偷偷把一种不忍睹的伤心转交他去帮我保管），更别说最先送书的人了。如果你们偶然刚好看到这些文字，希望可以原谅我怪诞背后的心事，就像我理解送走柜子的罗嘉良。
现在重提这往事、哪怕仅是重看这则笔记（无数伤心的往事和笔记之一而已），我仍会有温瑞安写的“只觉天地间无穷遗恨一一涌来”那样的感觉。——陈香梅回忆录《陈纳德将军与我》中写道：“繁华事散，好梦阑珊，剩下来的就像失落在黑暗里的烟花。我不该说孤独，因为在这儿我有许多友人；我不该说寂寞，因为我有孩子和永做不完的工作。我该说什么呢。我今夜有了一份诗人的哀感：‘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我也正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李国祥歌中唱的“寂寞任意洒下”、“心倦”那么严重。那时时在天地间任意洒下、一一涌来的，“我不该说寂寞”，那只是遗恨。
这是放弃者恒有的哀凉。放弃，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也因为外界环境完全改换，而主动作出的“敢舍”。如前面关于沈从文所述，这里头有“痛苦”、“悲愤”、“凄然”、“惋惜”，也有“潇洒”、“可喜”、“应然”、“更好”；但作为当事人，深心处还有一份再通达明白、再淡然处之也挥不去的，无穷的遗恨。——沈从文与我的“弃”、“转”，当然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情势一样、道理相同，所以，那种遗恨的心情也会相通。
原来，当年带来的沈从文，不但可以对照印证“早年诗意”，还更对照印证“后期舍弃”。这真是一个贯穿生命不同历程的、恰当的好象征、好纪念了。那份氤氲水气，温婉柔弱，却又刻骨铭心；早已淡远，却又缭绕不绝——浸润此生，念兹在兹。
2003年11月23日“小雪”夜完稿。《人在江湖看水云》，本是刚毕业时的笔记名，因这句话正合适他和我，“水云”、“看云”又是沈从文的篇名和意象，乃向自己借用之。
2004年11月22日“小雪”夜补
沈从文第3节 沈吟录：几本传记资料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从文自传》，我于1991年9月购读的是重庆出版社“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版本（1986年12月一版、1991年4月二印。按：该版本有沈从文1980年5月写的《附记》，而“沈从文别集”之《自传集》未收）。关于书外的唏嘘故事，《人在江湖看水云》已叙，在此只抄当时的读书笔记如下：
在“内容提要”中，我敬佩的汪曾祺评曰：“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也许汪老说的是“生活积累”这类意思，可是对这本小书的价值，我却更愿认同编者接着的评价：“提供借鉴——如何做人，如何充实自己，以及如何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学习生活等等。”
或者这两种评价并无太大的矛盾，我在意的只是做“人”和做“作家”之间的区别。活在文艺世界是不健康的，文字只是消遣，不应、也不能取代踏实的生活；生命多少精妙寓于一瓢一饮中，岂是诗文所能穷尽。——这也是我喜欢《从文自传》的原因。
沈从文从小就是弃圣绝知的，他更愿读的是生命的“大书”，“为现象所倾心”，对诸种物事、制作的详细描述，浸透了生命原质的清晰喜悦，而绝非文人骚客对之文艺化地一瞥，从中寻找闲适什么的。
薄薄的小书结束于他步入文坛前。此后，他从一个观察者变为描写者。我仿佛看到主人公走出这本小书，走向他风雨飘摇的一生，由厌文，到从文，再到弃文。合上书细思人生际遇沉浮，确乎如吴方说的，“隐约感到世事无常”，悲欢隐隐彻心。
喜欢沈从文作品的淳朴、清明，但更喜欢文字障之前，那个结结实实的青年沈从文。
在骄阳与暴雨之间
大陆的沈从文传记，以曾与沈从文有过契心交往的凌宇所著《沈从文传》最早、最重要，也最可信赖。我于1998年11月——与沈从文已有不少11月之遇——买到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988年10月一版、1994年5月四印本。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人金介甫所著的西方第一部沈从文传记。此书先后有过几个版本，我2000年6月购得名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的新版（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月一版），接下来那个烈日与暴雨交替的郁闷7月读了，深感其佳，撮录当时笔记如下。
此书的最大价值和特色是：
一、以严谨的态度提供翔实的史料（包括那些含金量丰富的脚注），“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符家钦《译后记》语）。
二、评介了大批沈从文作品，分析价值、考证原型、索隐题旨，乃至说明各种版本的增删情况等。
三、介绍了沈从文与诸多名人的关系，大可据此编出一部详尽索引。
四、深入评析沈从文的生活、创作和思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中反映的时代、社会。我最为重视的是以下几方面：
（一）沈从文拒绝归顺任何一种纲领、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嘲笑一切主义；不参加任何组织；不愿参与文学论争；反对领袖崇拜；用常识来使自己不随波逐流，不相信天才、预言、上帝；认为一切政治都是“统制”，看不起卷入政治的学者，反对政治指导文学，甚至解放前夕，他关心的竟仍只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反对任何流派（虽然他同每个流派都没有仇恨）；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总之，他在时代的喧嚣与骚动中，自外于社会主流一切控制人的桎梏，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当然这说法当不为曾“嘲笑一切主义”的他本人认同）。
（二）这种孤立还源自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背景。于是要谈到湘西。此书详述了沈从文与湘西在政治上的、社会现实上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