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花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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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种孤立还源自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背景。于是要谈到湘西。此书详述了沈从文与湘西在政治上的、社会现实上的，生活中的、文学中的，实的、虚的种种关系。湘西是沈从文的湘西，沈从文是湘西的沈从文。自从失去了实际上的地方自治后，自从外来文化进入后，湘西就已“毁”了、“不存在”了，但它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以永远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湘西也供养了沈从文，虽然后来他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洋文明方面都下了大工夫、吸取了大量营养、取得了高度成就，但真正形成沈从文这个“人”的，却并不是那两者，他的源泉在于湘西。这本传记正是用沈从文与湘西的互动关系来开头和结尾的（顺带一提的是，沈从文似乎对“学问渊博”者有些拒斥，他不愿与钱鍾书、梁实秋亲近。这不能简单地归为沈从文一向自视为“乡下人”的心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从身到心都来自湘西，无论是中是西的“学问”，在他都只是后来的自学的积累，因而先天在情感上有隔阂）。
（三）还是与湘西有关，但值得单独提出。我们惯常得到的表面印象，沈从文经常写湘西，是他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必将被侵扰的田园生活的留恋。但此书的独到指证、分析，却让我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湘西人与世无争，并非因为他们的隐逸退让，而是出于仇外心理（这不是沈从文、而是金介甫提出的深刻意见）；沈从文生长在技术落后的社会，因而从未如西人或今之国人般担心科学对人的负面影响；他自小爱机械制作，并不觉得机器生产有丑陋的一面；他批评农村工业化，但在意的并非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对乡下生活方式的消失、手工艺材料的退化以及人跟大地不能和谐相处这一类在如今是热点的问题，都不太关心，关心的只是乡下人道德的衰退；他笔下的乡下人并不曾把自然理想化，只用求实的、非浪漫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的怀旧之情并不在于荒原的消失，反在于湘西的城市由盛而衰；他小说中的角色惊惧于湘西的“毁灭”，但他这样写并非出于对历史文化的怀恋，而是渴望着这片20世纪新创造的荒野上能出现一种反抗力（这跟他的现代派思想有关）……
近年有种倾向，认为沈从文反对现代化、逃避科技和工业对人类性灵的摧残、从而讴歌及回归自然。而读了这本传记（虽然它不是针对此作专门的辩驳），便可明白沈从文的真实想法及其作品的真正题旨。他毕竟不曾离开时代与环境而成为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那些“后现代”的话题与他无关，那只是好心人的误解罢了。
（四）书中还指出家庭出身、地方习气以及从军生涯对沈从文造成的影响，包括青少年时接触的血腥暴力，军队和士兵情结，对知识分子的不喜欢、不信任等。当然沈后来“从文”了，很多方面都已改变，包括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但这些早年痕迹多少还是贯穿其一生，包括留在潜意识里。对沈从文的剖析，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切入点。
除此之外，还注意到一些零枝碎节，是我别有会心、有所感触的。如沈从文对理想从热切追求，到害怕其无用，到最后终于承认其无用，等等。总之，从这部传记中，所得甚多。
说过好话，依照通行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原则，该说说其缺点。
第一，金介甫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此书采用无一处无来历的历史学家的写法，好处是“实”，但学者著述的通病也是“实”。该书有时便显得过于“粘实”，还未能再向高处走，突破、升华。如他留意到了军队、暴力对沈从文的影响，可惜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详加论述。
第二，金介甫是外国人，往往能发大陆学人不能发之言；但这身份也使他无法对中国解放后的社会现实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深入的把握，因而对沈从文的后半生论之过略，没有全面展示沈从文与那个时代的深切关系。他笔下的沈从文，是以其前半生为基础立论的，像我前引的“拒绝归顺”、“自外于社会主流”等，就未必可以全部用来涵盖解放后的沈从文，或至少不能说后半生客观上如此的沈从文主观上也完全如此。比如近年披露的、金介甫未及采用的一条瞩目材料，沈从文与萧乾交恶的内情；不管真相细节如何众说纷纭，但沈从文一度的“靠拢”、“争取进步”是明确的。（按：沈从文对扶持提携过他的人有很深感情，他成名后也注意扶掖后进，萧乾即是其中之一。两人后来的交恶伤痕很深，但据符家钦说，正是萧乾鼓励他翻译此书，还为之推荐出版单位。）
不过，我们也可以替金介甫辩解一番（还是一分为二）：这不够“高”、不够“全”两个不足，前者是源于他做学问脚踏实地，不好高务远蹈高凌虚。我喜欢这种风格；后者呢，则也许是源于他对传主的独特理解：沈从文的后半生已不是文学家沈从文了，他既已无法再“从文”，他和他的湘西都“毁”了、“不存在”了，那还有什么值得详论呢？细说又有什么意思？因此金介甫写的只是一本“文学家沈从文传”，至于那些伤神往事，其既草草，作者也就草草带过算了，多写作甚！
只记取一番相晤
关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尚有一段趣话余事。
原著有惊人的646条脚注，字数几乎是正文的一半。1990年符家钦译本由时事出版社初版时，鉴于人们对西方研究著述的这种体例还不习惯，将它们删去，为此金介甫曾耿耿于怀。符家钦遂一方面将它们补译出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全译本（今中国友谊版也保留了这些我喜欢的脚注）；另一方面，同年他从脚注中选取80多则有故事情节者，结合自己的见闻写成一册《沈从文故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7月一版）。我于1996年4月购得，颇喜爱这样一本由脚注衍生的奇特小书。
沈从文的资料书，还有两种是有点儿特别之处可说说的。
一是杨瑞仁选编的《沈从文研究专题目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一版），得之于云在青天。云兄是湘人，对乡贤沈从文极敬爱，主持有“网易”的沈从文论坛，曾谬赏过我的《人在江湖看水云》等。2004年9月，我与一帮“闲闲书话”的网友欢聚时，沉默朴实、不修边幅、寡言笑却能感受到其诚挚的云在青天专诚带来此册持赠，是本稀罕的好书：身为凤凰人的作者，辑录了二千多条文献目录，按29个专题分列（其中最后一部分是沈从文年表）。我喜欢这种有心人做的资料汇集，自己也曾私下小试过，得是书遂可免许多烦劳；而就算浏览翻看，也是愉快的。
二是孙冰编的《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印象书系”，1997年1月一版）。此书收沈从文的朋友、学生、亲人、研究者的文章，选得不错，里面当然少不了汪曾祺那篇佳作《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1997年5月15日购得，就在次日，汪曾祺也逝世了。如有论者就此所评的：冲淡一路，于斯断矣！
一年后的5月，一个雨天的下午，独自在家读沈从文：“沈从文别集”里的自述，散见各处的他人评述文章，主要还是将断断续续看了一段时间的这本《沈从文印象》读完。里面有不少是重读，对其人其事也不算陌生，可是，依然感动。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份人格、一种人生，使得对他的回忆与印象，本身都常常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好文章！
当时曾想把读后一些杂感整理一下，却因即将装修新居的忙碌而无法为之，“只能记取这个周六午后埋首书丛、与沈从文的相晤。”——而到现在，面对沈从文，最后也只能是那样的心情吧：说不出更多的好话，惟永远记取，生命中那一番相晤。
2004年11月21日，“小雪”前日整理
张爱玲第4节 “我用不着十分懂得他”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白流苏终于可以“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成为名正言顺的妻，这已就是《倾城之恋》所修成的正果了，“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但是且慢，都什么时代了，张爱玲岂还会轻言“大团圆”，因此她要再添几句惆怅的话做结尾：“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作者是明知在小说之外，故事还会自顾自发展下去的，只是“不问”而已。然而这“圆满的收场”后的情形，人们总想窥看，且更有人转“问”为“说”，把“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说下去，“欲知后事如何”，干脆自己分解，这就有了李欧梵先生的《范柳原忏情录》。
这部替张爱玲《倾城之恋》写的续集，说的是范柳原连原著中白流苏所念想的、和谐地共同活个十年八年都做不到，负情而去；晚年则变成了一个纯洁的情圣，写下一封封不寄出的信，在生命与故事都无可挽回时，方才有了真情、痴情，并忏当初之无情。李先生逼着范柳原继续现身，让他老年时追忆忏悔、沉溺不能自解，对这个负心汉作出了最大的惩罚。
但这不会是当年“传奇”的唯一结局。续集，必然有多种写法，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当属“真人”所“写”的了——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和他的《今生今世》。
众论者一致推崇，李氏用他的范柳原，来与从前张爱玲的范柳原产生种种回归与颠覆、互文性、后现代笔法，等等。然而，胡兰成与范柳原的奇妙对应，《今生今世》与《范柳原忏情录》的对比，这种真人与虚构人物、回忆录与虚构忏情的有趣关系，似乎更值得喜爱亦真亦幻文字游戏者关注。范白情缘与胡张故事不妨比照着来看，《今生今世》也可视为浪荡子回顾早年感情、及这感情后来的走向、变化的另一版本。
说续集有多种可能，不仅是基于现实充满偶然、生活变幻莫测、人生道路多歧，还因为对原著会有不同理解。李、胡之别，首先是这个起点不一样。
李著的前提是：当年在《倾城之恋》中，范对待白是浪荡子的游戏、演戏；只是假戏真做了，因为倾了城，才有了“恋”；而旋即又回复原形本色——故此才有后来的“忏”。书中虽则也让范说“我们的故事……背后的感情还是真实的”，但李先生其实正否定了这一点点真实感情，为此，他甚至重写了原著一些细节，从而消解此间的点滴动人情事（如揭示那夜酒店电话的“真实情形”），用范当年的不堪，来衬托（他笔下的）老来浪漫。
而我更赞同胡兰成的看法。
《今生今世》涉《倾城之恋》处，有云那对男女做张做致玩世不恭，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已点出了要害，而铺开来的更精彩的评论，则在他早年初识张爱玲时写的那篇《评张爱玲》里：
范如此这般，然而，“他也是凄凉的……”，“但流苏不能懂得这些，只以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张爱玲笔下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她“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范柳原就是一例，“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这故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划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真的人性……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说得再好没有了。是的，流苏不懂，许多读者也不懂，他们停留在范的游戏、演戏这一表面，或“赞赏”，或批评，而没有看到背后的人性、诚意、爱，等等。什么时候，人的真情可以堂堂正正，不再闪闪缩缩地躲在俏皮话或其他底下，不再需要用抑制和掩藏来自我保护呢？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问题，但却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范柳原并非要到老年时才有真情、诚意，他当初对白流苏就是有爱的。我承认他的种种游戏、演戏，但，当年墙下有情无？我认为：有。墙下就已有了情，而不是战火来了、墙毁时，才忽然逼得他假戏真做。他是戏假情真。
我没看过多少关于《倾城之恋》的评论，只是凭直觉，认为没有人会超出胡兰成的理解了，怪不得能博张爱玲的欢喜，因为一般的读者太多，张是要寂寞的，胡却令她找到了知音。他才不愧是张爱玲的知己。
然而，胡兰成之所以能对范柳原如此会心，也许正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范柳原吧。那么看罢他对小说人物的理解，该看看他的“亲身演绎”了，那是与李版范柳原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晚年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到与张爱玲的往事时，写出当年男女相悦神仙眷属一片好景象，两个人种种的好，张爱玲种种的好，好得让我觉得没有人写张爱玲比他写得更好（一连几个“好”字，是因为实在无可形容，当中妙语美事，如珠玉纷呈、花枝烂漫，处处奇丽，难以摘引）。
他还频频写出自己受张的诸种启发，如何在她那里重新看见了自己与天地万物，受她点拨才明白一些诗文戏曲的妙处，乃至说要点三炷半香敬四个人，头一个是张，因为她开了他的聪明，又坦承没有张就写不出《山河岁月》，而其中有些句子还受了张的风格的影响；
他更原原本本地写出情变的过程和“后事”，包括那些我们可籍以指责他的地方——张爱玲没有述说过两人的前尘往事，有些枝节，如胡不说，恐未必有人知道，后人能斥胡之薄幸，多有赖他的自我剖白。
但是，这不是“忏情”。不曾因已见异思迁而抹杀自己往情、淡化（乃至丑化）旧爱好处、隐瞒自己当初受惠（他写此书时，张迁居美国，风光已过，他用不着为沾张的光才故意说好话），但也没有像李版范柳原那样，演出一个痛悔的老情圣种种痴情样子。他只是这样坦然、平靖地忆述种种，虽不时自暴其短、自显其小，却展示了一个不失磊落清明的情感世界。
“我与爱玲的事……不用郑重认真到要来保存神圣的记忆，亦不用害怕提起会碰痛伤口。”
是的，不必刻意保存。虽然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纵使具体情节有所遗忘，但美好的前事已发生过了，已经“在”了，在两情相悦的当初天地中，不会磨灭：“心里尚留着一种好，那是什么意义或情调都还未有的好……人世只是历然都在，什么扰乱亦没有。”
一切都是明净的，记卿卿我我时节，固然都是赏心乐事，但言其欢、但言其好；即日后情变的记载，亦总是“清润静正”：“我与爱玲在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
这样的回忆文字，可算是对旧情的一种珍重、适当的对待了。
因此，他写收到张爱玲的绝交信后说的那句话：“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让我觉得可信。那样一个千夫所指的人，他在当初也是有过真情的，曾经好过，就是好了，不是要到老来才悟今是昨非，反而不怕以旧情之美映出今时之颓——却又不是痛心疾首地可笑地去追挽。看李氏笔下的范柳原写了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