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花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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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趣盎然。
——总之，与这些契心弟子谈，周作人总是沉静的，哪怕喜悦。写给他们的，都是典型古代文人风格的尺牍小品，内容如此，即称谓、落款亦可见一斑。我特地翻看了《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所附的《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它按笔名首次使用而列，点一下，当中出处为书信的有17个，属于致沈启无的即有11个，另致废名的3个，致俞平伯的1个等。这些别号多有可品味者，如“苦雨翁”（致俞），“苦雨”、“药庐”（致废），“茶庵”、“苦茶子”、“苦茶”、“知”、“山尊”、“案山”（致沈）；非于写信时首度“发明”的，则有如“知堂”。另周作人称呼受信者也有用其别号的，如“白萍道兄”（俞），“常出屋斋居士”（废），“书廊道兄”、“茗缘道兄”、“茶衲道兄”（沈）等——纯然一派古色古香。
这种“文静”的风格，与收信者有关。我常感到，在通信中受信一方的气质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写信人，不但影响信的内容，且连叙述的口吻或者说文风都会因应有了微妙的、可能写信人自己都不自觉的区别；又或者说，写信人的某种本色，会因与收信者情味相投而焕发出来。周作人写给俞、废、沈三人的信有此独特面目，当属这种情形。（其中，他写给俞、沈的信相对家常一点，致废名的信则特别质朴、“涩”，便因为废名本身有一种近于禅意的“枯”。）
但我可以这样归纳划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周作人早期尺牍能给我这种“整齐”的印象，是有一个前提的：这致俞平伯35封、致废名17封、致沈启无25封，都由周作人本人挑选过，编入《周作人书信》。我并非指周氏在作伪，但总怀疑，落选的信是否也都这样有整齐划一的风格？从道理计不可能，那么应该说，周作人选择这批信出版，是有意给公众一个自身认可的形象。谷林曾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说：“窃以为《周作人书信》其实是当年作者的一种自选集”。我愿进而作诛心之论：周作人当然也知道其他的信不可能永远不出版，那就趁自己还可以有所把握时，亲自编定，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我——既表示自己对于信的态度，也表示对于自身的认定。这点，手头有周作人其他早年书信者（如近年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按这是我喜欢的书，但它极高昂的价钱我认为不合理，买得起也决不支持），自可鉴别；我从《周作人集外文》中找到一封1922年4月15日致俞平伯的信，趣味颇有别之，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周作人等第13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2）
到“后半生”的晚年书信，则是另一种面目了。早、晚年意气，大有别焉。
最突出的，是求援请助的内容。致曹聚仁的信，主要是文章、出版的请托（周作人晚年包括最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在内的一批作品，都通过曹在港发表）。而由此而来的，是频频请款，催要稿费，时有“望眼欲穿”之态。有时这头才得了一笔，马上又提出“设法为第二次汇款，多少不拘，企望之至”。览之令人心酸。
致鲍耀明，则主要托购食物、书籍。这是因为鲍与曹聚仁作为文化界、出版界名人不一样，乃是一业余文艺爱好者，正职是日本商行的职员，能得其便。本来周的托购东西也很正常，但看到其中有求购北京所无的海胆酱“云丹”，以及“日本海产物罐头”（因北京鱼鲜“只是河里的鱼，其味道与海鱼不一样”），总还是令人有点联想。周作人对生活的追求，虽在那样家境困难、不断催款求助的情况下，仍不能改之。
只有个别的，如致鲍耀明一封信的结尾：“北京天气渐渐的暖起来了，院子里有些花木也都发出绿叶”，尚能略存早年致俞、废、沈的好情调。
此外可注意的，是几件周作人念念不忘、再三叙说的事。
其一，关于“变节”。像致鲍耀明谈“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的情况；赞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因他在抗战胜利后、周氏受审时，肯出具他曾以校长身份让周照管北大校产的证明，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本《知堂书信》致徐訏的唯一一封（由黄开发从报刊上编入）。周作人与徐只有一面之缘，但读到徐关于《知堂回想录》的文章，觉“对于鄙人的批评，宽和平恕，得未曾有”，只是“我对于自己的行为向取‘不辩解’主义……但是对于先生却不妨来说明一下沦陷时我的境况，就知道由于我不能丢下家族，所以留在北平”，下细述之，“结果无非证明我意思＇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所以除了对于先生以外，我是并不曾说过。可是我也并不后悔……”
其二，关于晚岁的重要工作。《知堂回想录》下另述之，而对于视为平生心愿、暮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的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翻译，周作人给曹、鲍、徐的信也不时谈到，“告一段落，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可幸的事”云云。
其三，关于鲁迅。按周作人晚年写下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结集过几本书。这对于保存鲁迅资料，是令人高兴、欣慰的。但我们虽不认为周作人是主动“吃鲁迅饭”，然而念及其背景：鲁迅已成为主流的偶像，而周氏却退到时代与社会的暗角，在公众中只留有依附于鲁迅的资源和价值……这一情形，令人黯然。周作人私下对鲁迅的真实想法，也只能在与海外友人的通信间“发泄”。“集大成”的是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的一封，大致一为说不应把鲁迅当作“神”看待，鲁迅墓前塑像是“死后随人摆布”的“最大的侮辱”，“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按这也是周作人为鲁迅说的“好话”了。另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也谈到对此塑像的感觉：“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私下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由是感慨“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事”）；二为指出鲁迅“戏剧化”、“做作”的言行（在另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他也曾指出鲁迅行为和写文“戏剧性”、“小说化”的地方）；三为指出鲁迅早年一些集子杂有他的文章；四为谈许广平对他曾经说明第三点“大为不悦”，而这“偏见”的由来，是他的夫人偏袒朱安，令许“忌讳”而“迁怒”，“但是我只取‘不辩解’态度，随她去便了。”
——这一封信，当年香港出版的《周曹通信集》有专门的编者按语：“此信曾在《知堂回想录》一书首页中原版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层峰追究迫令将该书停止发行，已发者亦高价收回。在书报行业中，一时传为佳话，嗣该书再度发行，即不见此篇。本辑刊出，以飨读者。”这是因一封信而导致了一本书的波折：《知堂回想录》先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出版，7月即改为听涛出版社出版，就是为了抽掉书前影印的上信（连带另一封因版面故也一并抽掉）；到1971年1月复以三育名义再版，换了另一封周致曹的信为插页。事见朱鲁大《〈知堂回想录〉的版本》一文（收入其《近代名人逸闻》一书，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10月一版）。至于该信“引起轩然大波”之具体起因，曹聚仁后来曾撰文反驳“政治说”，解释问题是出在原信涉许广平的第四部分而由他自行决定撤出的：“在老人死后那几个月，许大姐对老人先后作了苛责。我乃把一封老人写给我的信刊在卷前，让后世人知道此中还有一番曲折。可是，此书出版后，一位朋友提醒我：‘既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又何必去念呢？周家的得失短长，又关你什么事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但这解释并不能令海外的研究者信服，多年后，朱鲁大写的那篇文章专门再论之，认为反而是原信涉鲁迅的第一部分，“触犯了当道的大忌大讳”才被迫收回重印。到1987年，另一主事者罗孚才撰文承认，当时认为周信不妥的，既有第一部分也有第四部分。
但这种“版本”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出版的这本《知堂书信》还存在：这封信印出来是没有第四部分的。黄开发在《前言》中说：“有几封信含有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等人的攻击言论，本书均予删殳。”可怪的是，所见书中诸信，又分明有多处对鲁迅的和一处对郭沫若的“攻击言论”；而这段删掉了的对许广平的看法，周作有一封致鲍耀明信又谈了一次，话说得甚还有过之，不过略其名而代以“某女士”，而《知堂书信》照样印出。
谷林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谈到书信结集的删节问题，说：“其有编者认为宜当忌避删削处，应于篇中注明‘下删XX字’以示郑重而便查考。”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是赞成尺牍发表应删去纯隐私部分的，而对一些暂时不便公开的私议如是处理，也可以理解，编者去取的尺度，除作者外旁人亦无权置喙；问题是应该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编辑原则：删去的部分，应像谷林说的那样注明，或至少加个省略号，免得人们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封信就是现在印出来的这些内容。而此书又把《周曹通信集》原编者“……本辑刊出，以飨读者”的按语附后，对比遂成讽刺矣。（顺便说明一句，编印出版这本《知堂书信》为一般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挑出这一小疵批评，但总的来说对编者之功是欣赏和感激的。）
鲁迅之外，周作人这些晚年书信还谈到了其他不少文人的情况。如致曹聚仁的一封，说张次溪得病，他“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此事当与高＇伯雨＇君商之。”——他自己在卖文，也关心着给张次溪张罗一条相应的出路，见出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意。（按张次溪与周作人遭际相似，晚年颇有交往。）
这方面内容致鲍耀明的信更多，这也与身在文坛外的鲍对文坛人事所知不深更未身历交接、而又有兴趣、经常请教有关。而周的去信，也就为我们留下了好些珍贵的文坛资料。
如批评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和绘画。我曾在买了丰译《源氏物语》后得谷林介绍周氏对丰的态度，其中便举了一封信的评语，后来我写入了《架上扶桑》。
又如指沈尹默早年为他写“苦雨斋”扁额时尚未成名，“其字似亦更有其趣”；冯沅君之才似出其夫陆侃如之上；“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
还有说郭沫若当年“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与郭沫若这种态度可作比照的，是一封信中谈到胡适：“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了，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这几句话很平实，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是我这次读《知堂书信》最为感动的地方，虽然正如周作人说的，这其实本是“应当如此”的态度。
此外如介绍《晨报副镌》名称的由来；谈自己“抄书”之道；对散文的看法；对自己一些旧作的喜爱等，都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
（按：本篇底稿打好后，曾见网上有同好者，从周作人晚年书信中爬梳整理了这类文事私谈，是一有心的工作，则我也不必再“深化”为之了。）
以下要谈的是这场读周作人书信及其瓜蔓，一个特别的沉吟感触。
恰在读了《知堂书信》乙编尺牍不几日，购得《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该书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是对俞与周作人、叶圣陶等人的通信均作记载。我乃将俞、周交往部分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并随手做了记录。然后又读了些相关的文章资料，包括《周作人年谱》（增订本）中周氏与俞平伯、曹聚仁、鲍耀明等人交往内容。——由此，很是感慨在周氏“变节”前二人通信惊人地频密，其后则大为疏淡。
我据《俞平伯年谱》的点算（均含明信片，但仅寄赠书籍者不计）结果是：
从1920年10月22日俞平伯第一次致信周作人，到1938年底（次年起周氏正式“附逆”），俞致周氏约250封信，周氏致俞约340封信。
（这里要插说一段雅事：1929年4月、1930年9月、1932年2月，俞平伯曾将所集周作人致他的手简分别整理、装裱成《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三册，各收信为60封、64封、74封，周作人皆为之题跋。周氏也曾拟整理俞本人的信札付诸装池。）
从1939年起到1945年底（即到抗战胜利后周氏入狱时），俞致周氏16封信，周氏致俞5封信。
从1946年起到周氏逝世的1967年——我当时心绪汗漫兼寥落，这一部分未克计算，但总之，是寥寥无几，还常常是周氏主动去信给俞的。
又实际数字应当还不止上述，因为编纂者孙玉蓉态度严谨，无确证者不录，这从年谱中有时记载来信而无相应复信可见出。也正因真正的数字不可能准确（有待研究者为之吧），我就不必再点一次来补那后期之缺了，反正结论应是不会错的：从情热，到冷落。
诚然，这转变里面有时势的客观因素，未必尽是人心的反映。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作人入狱后的1945年12月，俞平伯致信胡适，恳请为周氏设法“薄其罪责”；1946年6月，俞平伯与一批教授出具证明，说明周氏在任伪职期间的实际情况，以求对其轻判；晚年，俞平伯在复周作人的信中，对周氏竟能阅读他发表时被删节以致面目不堪的红学论文，感动不已；周作人则曾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强调，他与俞平伯“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故如旧”……
如果我们不从道德品格上作猜疑长者之论（如我后来读俞平伯与叶圣陶通信集《暮年上娱》所感的，参见“聚书录选”之《重投旗下》），对于周、俞通信往来之变，对于一段曾经如此亲密的交情最起码形式不能“如旧”（倘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那封信不是对“外人”有所遮掩或强作自慰的话，那么，心“如旧”而行不能“如旧”是更大的悲哀），则我们只有唏嘘：造物有情而又不仁，天地间有过怎样好的人情，却又怎样将其毁弃、着其流散……
2002年5月；2005年1月删订。
周作人等第14节 且以永日（1）
黯春三月，收到谷林先生寄来的邮件，拆开，不禁大吃一惊——竟是北新书局1925年5月初版的周作人《永日集》（“苦雨斋小书”之四）！
这是一份再也意想不到的骤然赐赠。隔着数十年岁月、数千里河山，书里、书外，多少情事意态。手足无措，只能从“头”开始慢慢道来——
封面，竖列分三行的书名、作者、书局字样占去大半；上为一幅小图案，浅墨蓝色的木刻，绘茂叶树木，缭绕云朵，掩映山海交接处半轮太阳，在日出日落之间。这样的装帧、这样的小画，简单、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