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0-西方死亡哲学 :生命之旅丛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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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现代美国心理学家和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和弗·伊尔克讨论5～10岁儿童的死亡意识时曾经指出：5岁的孩子还想象不出一个死者或濒死者同他面前任何一个活人之间的差异；即便他们中有些也模糊地意识到死亡的严重性，但却很可能认为死亡是可逆转的，即认为死者可以复生，而且整个说来，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极其冷漠。
《西方死亡哲学》 第二部分西方死亡哲学远景前瞻（4）
而在6岁的孩子身上，已开始萌生了对死者情感上的反应，例如担心母亲死去会丢开他不管，但他们却往往把死亡看做是他人杀害所致，而且也不相信有朝一日他也会死去。只是到了7岁，他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有一死；而达到这种认识的决定性一步，孩子们通常是在8～9岁的时候才迈出来的A。Gesell；F。ILg。TheChildfromFivetoTen。NewYork：Harper，1946。pp。439—449。
在成年人的眼里，5～6岁的孩子们对死亡的认识该是多么肤浅和幼稚可笑！诚然，并非每一个成年人对死亡的看法都能达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和海德格尔那样的理论高度，尽管常人在濒临死亡之际对死亡仍涌现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的矛盾心理，但是，与其孩提时代相比，他们对死亡的认识毕竟要深刻得多和成熟得多了！然而，有谁能够否认，他对死亡的深层认识正是由童年的稚见发展而来！
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黑格尔曾经把哲学比做一道“洪流”，说哲学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愈加汹涌澎湃。今天，当我们回首西方死亡哲学的“源头”时，决然见不到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一泻千里的气势和浩瀚无垠的景观，然而，现代死亡哲学的“滚滚洪流”不正是由那些处于其“源头”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吗？！离开了古人对死亡问题的幼稚见解，离开了人类对死亡认识的点滴进步，现代西方死亡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死亡问题是一个差不多和人类同龄的古老的文化问题。人类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之日起，就开始面对同类的死亡思考起死亡问题来了。“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真的会死吗？”“人为什么会死？”“一个人会死，但他所属的群体也都会死吗？”……或许这些就是出现在原始人头脑中的问题（现在它们还不时地出现在孩子们的头脑中）。诚然，他们尚不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然而他们却还是以别的形式，例如以原始宗教活动、原始神话、丧葬仪式乃至原始文学艺术的形式，把问题提了出来。
老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道出了一句震烁千古的名言：“哲学始自诧异。”死亡哲学也正是从人类对死亡及其本性的上述诧异、疑惑和震惊中产生出来的，尽管为此西方人度过了几百万年的漫长阵痛时期。没有原始人对死亡的诧异，是决然产生不出死亡哲学来的。
西方人对死亡及死亡本性的诧异，不仅是西方死亡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古代西方死亡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动因。事实上，作为西方死亡哲学历史起点的古希腊的死亡哲学所环绕的中心问题即死亡本性问题（包括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灵魂的有死性与不死性，死亡的必然与人生的自由等问题），从实质上讲不正是西方人早在几百万年以前就开始苦苦思索的那些问题吗？尽管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死亡哲学里，这些问题不再取原始宗教神话和原始文学艺术的形式了。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在对西方死亡哲学历史进行哲学叙述之前，先行地考察一下西方死亡哲学的史前时期，即西方人的原始死亡观，对于我们就十分必要了。
《西方死亡哲学》 第二部分西方死亡哲学的酝酿
1“人猿相揖”与西方死亡哲学的酝酿
前面说过，死亡问题是一个差不多和人类同龄的古老的文化问题。原始人从“超出动物界”之日起，至少从直立人开始向智人过渡的时代起，就开始面对同类的死亡思考起死亡问题来了。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及人类思维能力极其低下，人类尚不能对死亡作哲学的思考，甚至不能用人的眼光和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这就使得人类的原始死亡观普遍采取非自然的宗教神话的形式。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生产力与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才挣脱原始死亡观的束缚，以自然的、人的眼光重新审视死亡，迈进了死亡哲学的门槛。
原始死亡观的基本特征
在人类发展的较早阶段，死亡问题是同原始宗教神话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而作为同原始宗教神话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原始死亡观的最根本的特征，则是对死亡的反抗和否定。《人论》的作者恩斯特·卡西尔曾经强调神话是关于不死的信仰。在他看来，宗教神话关心的，与其说是死亡，毋宁说是不死。他指出，那种认为人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终有一死的概念，是与神话思维和原始宗教思想格格不入的。“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07
现在我们就来尝试着分析一下以宗教神话形式表现出来的、以否定性为特征的原始死亡观的基本内容。
死亡不是不可避免的
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是原始死亡观的一项基本内容。
在发展了的人类看来，人固有一死，不过是迟早而已。诸如身体器官的失灵，年老而至的体衰，都是人必有一死的明证。但原始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在死亡问题上也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尚无因果必然性概念，他们并不把死亡看做人类固有的一种必然属性，在他们看来，年老体衰和死亡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见到一些年事很高的人依然健在吗？而且，年老体衰本身不也和我们患上别的一种疾病那样，完全由外在的神秘力量所致吗？例如，仇敌不是可以把人杀死，巫术不是可以使人染上致死的疾病吗？
在原始人中间流行的关于死亡起源的种种神话进一步确证了原始人的上述死亡观。许多原始部落都认为，人原本是不死的，死亡之来到世上只是由于手持不死赠品的使者传错了神的旨意所致。
G。默多克在他的著作《与我们同代的原始人》中曾经记述了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神话：月神曾经派虱子向人担保让其不死：“像我死又在死中活一样，你也将死又在死中活。”兔子在虱子的半路上赶上了它，答应它把这个信送给人类。然而，兔子忘掉了信的内容，于是乱说一气：“像我死又在死中腐坏一样”云云。返回月亮后，月神气冲冲地刺了它的嘴唇一下，从此以后，兔子的嘴唇就裂开了G。Murdock。OurPrimitiveContemporaries。NewYork：Macmillam，1934。p。501。
总之，原始人不是从死者本身来寻求死亡的原因，而是从死者之外，从他人，从神或天使那里寻求人死亡的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原因。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指出：“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要想象‘自然死亡’实际是不可能的。须知这是一个和其他观念毫无共同之处的独特的观念。”〔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69他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既如此，在原始人那里，人的死亡只具有偶然的性质，而不具有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性质，也就不足为怪了。
《西方死亡哲学》 第二部分不是生命的绝对终结
死亡不是生命的绝对终结
原始死亡观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
在原始人那里，例如在古代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那里，死亡并不被设想成生命的绝对终结。他们对人的不可毁灭性抱有非常确定的信念。许多原始部落执著地相信“死人活着”，从来不把“死亡”这个词正面地用在自己的部落上面，只是偶尔地把它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敌人身上。
原始人虽然非常确定地知道活人与他的尸体之间的明显区别，但他们却认为，无论如何这人的身体在死后依然存在，而且虽然它也腐朽，但是显然总有一些部分永远存留下去，并认定这就是人的不可毁灭性的可见证据。
原始人相信人死后继续存在的另一个根据是对幽灵或游魂存在的信仰。默多克的研究成果表明：我们时代的原始人全都相信人具有一个灵魂，它在人死后依然以幽灵的形式继续活着。例如，塔斯马尼亚人、萨摩亚人和北日本的阿依努人都相信有一个精神的幽灵，即一个人死后仍然继续存在的灵魂。他们还往往用在梦中死者有时以梦幻形式把他们自己显现给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原始人对死亡终极性的不信还基于死亡的可逆转性或再生这样一种观念。例如，人们在东部美国和加拿大的奥吉布瓦人中发现，如果一个人死了，人们还是相信，他和活着时一样依然有感觉能力，他的死只是简单地妨碍他同活人以一种他们认知得到的方式交流沟通。他的灵魂完全有意识，依然具有人的全部渴望和欲求。这灵魂在死者大地上漫游旅行，一直到他来到一颗巨大的草莓前面。如果他吃掉了这颗草莓，那么他就不可能复活，再回到活人大地上；如果他不吃，他就仍旧有可能回到世上。
原始人不相信死亡是彻底绝灭这一点还可以从原始社会的丧葬文化获得佐证。从现有的人类学资料看，随葬是原始部落普遍流行的风俗。据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载，在澳大利亚，死者的帐篷要立即予以焚毁，他生前使用过的一切也都一并毁掉。死者的渔网、武器则放进坟墓里。在俾士麦群岛，死者的一切动产都放在坟上，待第三个星期后烧毁。更有甚者，不少原始部落还有殉葬的风俗。例如，非洲的土王死时其后妃至少有一部分要殉葬。据有关史料载，我国氏族社会也盛行随葬和殉葬制度，即便是穷人的坟墓也要设法放进一两件陶器。而且，我国民间也流传有把棺材叫做“寿材”或“灵柩”的说法。原始社会的丧葬文化典型不过地说明了原始人是相信人是有死后生活的。
《西方死亡哲学》 第二部分超个体灵魂是不死的
超个体灵魂是不死的
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是原始死亡观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氏族公社制度是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超个体灵魂的信念。依照这种信念，每一个氏族或部落都有一个集体的同质的不死的灵魂，亦即这个氏族或部落的“守护神”。虽然这种超个体的灵魂主要通过氏族或部落的首领体现出来，但却不以某个首领的寿命为限。因为这一超个体的灵魂是他从前任首领身上继承下来的，在他死后，又被传送到他的接班人身上。而且，这个不死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个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原始人所具有的这种超个体灵魂的信念实质上是一种由原始社会公有制中生发出来的集体不死的信念。
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曾提供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该书谈到巴隆加人始终保存着一个叫“穆罕蒙巴”（mhamba）的东西。它是当头领死的时候，把他的手足的指甲、头发和胡须等东西拔下来，然后把它们跟他死的时候杀死的公牛的粪便掺合在一起做成的一个粪团。当这个头领的继任者死时，又做成第二个粪团，与第一个合在一起，如此一代代地做下去。巴隆加人把它看做本部落的护符和至高无上的宝贝，除非这个部落的成员死绝了，否则，它断不能落入别的部落手里。列维布留尔在这里所谈的使今人忍俊不禁的叫做“穆罕蒙巴”的东西，实质上正是巴隆加人部落的超个体灵魂〔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5。
这种为原始人所特有的以原始宗教神话为表现形式、以否定性为特征的原始死亡观，是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原始公社所有制以及原始人的认识能力相适应的，因此在原始社会的漫漫历程中一直禁锢着人的头脑。只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原始社会的瓦解，它才最终崩解，并最终为一种全新的死亡意识所取代。
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与人的死亡的发现
人的死亡的发现是随着以“非自然的原因”解释死亡的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开始出现的。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演进过程。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当社会制度和人类认识能力出现了重大转机之后，这种崩溃和发现过程才得以完成。
那么，使原始死亡观崩解与人的死亡的发现得以实现的社会历史因素或先决条件究竟有哪些呢？
《西方死亡哲学》 第二部分人的个体化
人的个体化
人的个体化是原始死亡观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如前所述，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居生活，是原始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因此，原始人最本质的属性便是集体性，便是他之属于他所在氏族或部落的一员的特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原始人产生了一种以无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始心理，滋生了对超个体灵魂的崇拜和信仰，由此也就获得了一个否定死亡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重要根据。但是，这种状况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作为新的社会结构单位的家长制家庭的出现而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超个体灵魂的信仰就不再必要了，而基于超个体灵魂的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终极性的否定也就变得无力和可疑了。
一些西方学者非常看重“人的个体化”在人类达到死亡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认识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保罗·L。兰兹伯格在《死亡的经验》一书中就曾指出：“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一旦“个体实现了唯他独有的内容……他就必定超越这个氏族的界限，超越这个氏族再生的界限”PaulL。Landsberg。LExpériencedelaMort。Paris：DescléedeBrouwer，1933。p。18。如果我们依照我们的哲学立场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就是：新的死亡意识是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原始公社所有制开始瓦解、私有制开始出现的社会历史产物。
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
原始死亡观崩解、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
“人的个体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否定死亡终极性的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但却不能导致死亡终极性观念的确立。因为从人的个体化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便是：由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过渡到对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也就是说，它使不死的超个体灵魂原子化或个体化了。因此，为要达到死亡终极性的观念，就不仅要破除灵魂的超个体性，还须进而破除个体灵魂对于身体的超越性或独立性。
一般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