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上的舞者-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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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很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调戏中国女学生，是老大哥的样子吗？喝醉了酒倒在校园里，是老大哥的样子吗？作为校方，是不是应该反省我们的专家政策？”
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发言（7）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在他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惟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强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干部或技术干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发言（8）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转移，由较小的地方押遣到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里的政治空气被认为浓度不够，他便被押遣到哪里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里，哪里的政治空气就活跃了。好比养鱼的人，见哪一塘鱼欠生动，放一尾狗鱼进去，别的鱼们就游得欢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二十二年中，据柳自己说，他至少被批斗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几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几名中专毕业的青年技工午休时间闲得慌，胡乱批斗他一通则就解了闷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单位是禁止午休时下棋打扑克的。于是批斗他等于下一盘棋，或打几轮扑克。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批判者也能与他这名“右派分子”联系起来，认为他当年在不足论道的鸡零狗碎的小事上伪装“反苏”，其目的无非想麻痹人们，使人们对苏联的认识由而不能着眼于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小骂大帮忙”的伎俩……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于是和他自己当年一样，引起关注，被赏识，继而由工人而班组长，而入党，而车间主任什么的。也有人被抽调到写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传员，继而成了脱产的政治宣传小干部……
他的话给我这么一种印象，当年的他仿佛是一块靶子，许多人可以通过射击他而训练成射击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尸，许多人可以通过解剖他转行当政治“外科医生”……
据柳自己讲，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调回原大学的途中，受到了某县一位副县长的数日款待。原来对方也曾是“射击”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运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对方还因为经常写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而竟成了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并且，果然写得一手好书法。起码在他看来是那样。他临行之际，人家赠他条幅，上书八字乃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话。
在文言，“中”通“冲”。“不如守中”，意谓不如默默保持虚静，压制冲动。
二十二年如梦魇，柳悄无声息地回到他曾任过宣传部长的那所大学。有一位“平反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余岁，对他的接待态度客气而又周到。请他不必着急“平反”以后的具体事项，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时间为好，若有什么要求来日方长。那些日子，相比于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无比。终日无所事事，睡到十点钟才起也没人干涉，仿佛神仙过的日子。其寂然回归，直可用“神出鬼没”四字形容，很有那么点儿重新“潜伏”下来的意味儿。最初的日子，吃饱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间，他的身体感到严重亏损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脑不失时机地，强烈反射着一种急需补足的本能。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在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树老了，楼旧了，路多了几条，看见的都是生面孔了。别人不知他是谁，他也认不得别人。即使从前的同事或上下级擦肩而过，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终于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开会了。一次，两次，数次，都是关于肃清“文革”流毒，促进思想解放的讨论。他早早地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牢记着当年他那名学生送给他的话，以及那位副县长赠他的条幅，自封其口，自缄其舌。
有次参加会议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代表，也有三四十岁的教师，一名学生发言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社会主义之中国，好比一口大锅，一幢大厦，锅已裂纹道道，厦已东倒西歪。莫如趁着思想解放的热情高涨，一举砸碎之，推倒之，从头再来一遍！好比用橡皮将纸上杂乱的铅痕擦尽，使之重是一张白纸，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拨乱反正”年代，青年人口无遮掩，一旦亢奋，过激言论时有发生。主持会议的人即使不以为然，一般却也不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会议的人是预知这一点的。脸色一时就特别的难看。想予以批驳，一时组织不成一番有力的话语；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几乎等于怂恿……
这当儿就见有人站起来说：“我也要发言。”
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
主持会议的人不认识他，惟恐他再说出什么不像话的话，灵机一动，宣布休息几分钟。
不料他坚持道：“我请求此刻发言，过会儿我也许不愿开口了！”
他脸发红，唇发抖，特别激动的样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会议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会议的人只得同意他发言。
他大声道：“同志们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现在终于又和你们一样有公开发言的权利了，又有称大家同志的资格了！我想说，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无怨无悔地爱国的胸怀啊！刚才那位同学不是说，社会主义这口大锅已经裂纹道道了吗？那我们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样，仔仔细细地把它锔好啊！社会主义这幢大厦即使真的已东倒西歪，那我们就要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用我们的脊背将它抵正抵稳啊！倘需要，那我们就要心甘情愿地化作石柱，永永远远地支撑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祖国母亲的自白！……”
发言（9）
之后，他抑扬顿挫、情感充沛地朗诵了几句诗：
无论这样，
还是那样，
我的国啊，
我爱你！
无论贫穷，
还是富裕，
我的国啊，
我爱你！
……
他的发言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如泉喷涌般的感染效果。一个命运浮沉与发言这种“中国特色”之事结下难解之缘的人，在你方言罢我开口的热烈的发言气氛中，那是很难做到坚决地不发言的。其发言的冲动不被激活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主持会议的人也已站了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伸出一只手说：“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让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点儿懵懂地向对方伸出了一只手。
他的手立即被对方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对方噙泪说：“老同志啊，现在，‘我代表党’这句话，已经不是哪个级别的党的领导者都可以随便说的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我是新任的党委书记。老同志啊，我代表党感谢您的一番发言，感谢您的一片忠诚！”
他的泪水也顿时夺眶而出。
校党委书记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发言及时拨正了讨论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两难之境得以摆脱。
一片肃静。
无数双眼呆呆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