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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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
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
人。1948 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
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祟尚自由的人。他的理
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
做点事情”（《文集》497 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
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
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
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
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
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
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
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
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
集》507 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
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
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
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
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
的自我批判》，在50 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
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
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
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
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
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
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王瑶当时
的处境，从他1951 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
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
题）”（《文集》602 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
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
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
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
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 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
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 岁上下），也耽
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 页）痛哉斯言！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
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
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
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
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
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
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
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
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
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
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
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
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
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
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
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
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
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
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
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
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
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
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
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
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
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
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
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
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
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
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
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
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
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 年生人，
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
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
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
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
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
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
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
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
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
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
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
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
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
就不选文天样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
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
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 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
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
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
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 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
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
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
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
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 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
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
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
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
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
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百年潮》1997 年第2 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
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
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
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
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
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
书处听到的，可见80 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
‘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
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
（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
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
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
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
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
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
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
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
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
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
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
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
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
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
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
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再说张东荪
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
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
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
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50 年代初的经历本
身就没有人能说清，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
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1951 年，距今已40 多年，按《档案
法》30 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
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很给
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专说张东荪案件，
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
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
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
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214 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
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
的，但千家驹1986 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
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
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 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踏
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伪时期，张
东荪坐了6 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 年出版的《观察》
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 卷13— 17 期），这是许多人
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
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
反共”，1949 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
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
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 年1 月1 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
判的6 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
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
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 页，北京出版
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
“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
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
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
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58、59 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
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下所做的检讨，多
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