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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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吴世昌40 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
智的选择。1962 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
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
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
《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
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
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
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
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
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
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
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
解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
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 年代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
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
所偏差。想想40 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
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 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
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
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
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
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
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 岁生日时，
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
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
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 页）
1986 年8 月31 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
78 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
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
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
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
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梁思成是无能为力的。
今天回头一想，人们只好叹息。当时的气氛下，拆了城墙，推倒牌楼，还算
是走得不远，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连故宫也应该拆掉。我在1955 年10
月的《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
柞庥），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
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
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
这些缺点。”（见该杂志17 页）我读到这里，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
一介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还有什么呢？
过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
以及当年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他不应该退得那么快，或者说，跟得那么紧。
1952 年梁思成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
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 月18 日），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能泼的污水全都浇
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抛弃的，一个读书人写文
章自我作贱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但这类文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
是有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很
少有人没有写过这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读的时候，我先怀疑是否他们
亲笔所为，再是怀疑这类文章可能都是组织上逼出来的。这些文章虽然各有
角度，但几乎都像是一个人做的。梁思成1952 年写的这类文章肯定不止这
一篇，这一关他算是逃过来了。
经过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说该是一个新人了，但奇怪的是1954 年梁
思成在当时《新建设》、《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论文又差不多
都是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甚至就是在1952 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
方面他又说过：“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适履。”这样的话，在当年是
多么不合时宜呀。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他
们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顺应，甚至公开表态，写文章作贱自己，但在内心深处，
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是不愿或想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梁思成是这样，其他
人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你会发现，在当时愈是毫无遮拦作贱自己的知识分
子，内心好像愈顽固，我有时就想，也许他们早已把那种作贱自己看成一种
无法不进行的游戏了，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
又还在使用自己旧有的武器。
1955 年前后，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随后而来的1957 年，
梁思成也逃过来了。在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让人想起1952 年他
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过这回他批判的多是当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从《新
月》的旧账里拿出一些东西，批判罗隆基。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国的知识
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中度过的。眼见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个个从政坛
和学界消失，梁思成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呢？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1959 年，梁思成在第19 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
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10
年！多么幸福的10 年。”（17 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
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对中国知
识分子来说，这时期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武
训传》也批判过了，还有胡适，再加一个胡风，这样就到了1957 年。隔过
一个大跃进，梁思成就写出了前面这篇文章。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个出身名门，修养极好的大学教授在自己感到万分幸福的时候，难道他的
内心就没有波澜吗？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样也是我们想走近梁思成的人的
困惑。
晚年曹禺
在今年第3 期的《收获》杂志上，我读到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回忆他
父亲的文章《灵魂的石头》，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后，我读到的最好的一篇
怀念文字，当然这与作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女儿，万方是理解自己父亲
的，她用真诚的心灵，写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我以为从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
两个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不光是他们在文学上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二
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虽是两种结局，但内心深
处的悲凉是一致的。
我曾听到一位曹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过曹禺在清华的一些旧事，
这位老人对曹禺在文学上的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个性却留有余地。我理
解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触发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几件让知识分子
不理解的事，尽管只是写几个字，签个名之类的小事，但由于他出身清华又
多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这失望，
读了万方的文章，人们又会多少能体味到他晚年的处境，其实他晚年的内心
世界是极其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 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
他是1910 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无论是50 年代的
《明朗的天》还是70 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让人感到这不再是当年的曹禺
了。对于曹禺40 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
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
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
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472 页）。晚辈
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对于朋友和晚辈的批评，曹禺是从内心接受的，而且他还把黄永玉给
他的信装裱成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在他生前
终于没有得到爆发，他在平静中怀着痛苦离去，据说他本来还要在一次重要
的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没有再给他这一次机
会。。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从冯友兰、钱端升到曹禺、钱钟书那一代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
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
彻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
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
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
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
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 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
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
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 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
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殊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
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
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
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
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
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
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
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 岁以后赶上了一个
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
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
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
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
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
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
住。”但40 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
“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
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
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
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
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
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
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
说起：我已经80 多岁了，90 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
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
多岁的老人，难到还要非等那个90 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
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
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
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
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
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
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
10 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
陈旭麓是1918 年生人，比王瑶小5 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
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1949 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
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
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
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
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
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50
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 年代初，在学术
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也有
这样的特点。
1949 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 岁就写出了《初中本
国史》，40 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
《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