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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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
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2 卷第21 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
这篇文章写于1947 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29 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
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
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
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
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
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
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
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
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
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
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
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
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
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
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
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
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
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
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
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 年10 月起至1965 年8 月，
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 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
年代初，他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
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
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
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
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
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
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
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
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
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
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 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
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
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
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
舒芜：回到起点
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 年第2 期），我是别有一
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
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
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
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
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
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
历史中，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
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寅恪所不选择的东西。这一代学者不管后
来命运如何，他们在过去已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
代人固然是一个耀眼的群落，但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呈现的是另一种悲
剧。我在阅读舒芜先生的回忆时，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脑中浮现，冯友
兰他们是一代，中间储安平、费孝通、王瑶他们又是一代，在这两代知识分
子中，又可按那个时代流行的说法，每代人中，又有左面的和右面的。虽然
当年的人生道路有别，但在命运的悲剧性方面，又可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
这两代人之后，更有一类人的命运充满复杂性，这就是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
舒芜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显示了另一种更深的悲剧。
这一代本世纪2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在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差不多没
有赶上什么好时候。舒芜的经历在同时代人中又有特殊性。舒芜出身世家，
从他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看，他本来是一个在学术上早熟或者说早年求知渴
望特别强烈的人。但舒芜这样有才华的人，却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没有能
够进入当时的大学读书，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学者。舒芜的未
能进人大学，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舒芜是一个
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可以先设想一下，如果具有这种气质的舒芜，
在那个时代能进入当时中国著名的学府，先去接触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那些
教授，那么他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理解就会和后来不一样。按舒芜的年龄
（1922 年出生），他是能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批自由主义学生的行列的。而
舒芜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却在当时的安庆中学遇到了表兄姚圻，舒
芜说：“我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风行，可以说是一代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姚圻带来的书里面，却无
此书，而有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厚厚一大本的《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读，却强
烈地吸引了我，觉得这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
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进
而读了姚圻带来的其它马克思主义的书，更进而自己跑书店，搜读各种马克
思主义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政策的书刊。”当时舒芜还读
了徐懋庸译的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
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40 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
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
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
自由主义真话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
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
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
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
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
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
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
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
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
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
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
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
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五信马克思主义，六尤信马克思主义
与“五四”精神一致，七反法西斯，八尤反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法西斯。从这
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反抗”，这是那个时代的
主要精神，至于靠什么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怎样，依赖反抗的思想武器本身
是否也会值得反抗？他们还未深思。
这种以反抗为基本思想特征的倾向，遮蔽了许多东西，舒芜这一代知
识分子的悲剧，在初期实际就埋下了种子。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可以设想，如果40 年代初期，舒芜遇到的
不是胡风，而是像胡适、储安平或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舒芜也许就会
是另一个舒芜了。因为在舒芜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仅比他大两岁的殷
海光。尽管最终胡风和储安平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舒芜一生中，似乎是命运
在安排，总让他和另一种思想倾向强烈的人接触。
1949 年前夕，舒芜总结说：“我虽然还继续努力，可是越来越发现权威
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我
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虽然仍在撑持，但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
调，胡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舒芜如果能够一直困惑下去，并最终
能够由困惑而怀疑，那舒芜也不会再糊涂下去。他在新时代表面的繁荣面前，
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压力面前，就连困惑和怀疑也不敢有了，悲剧就这样发
生了。
舒芜的经历使我想到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
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的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
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他与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
只有表面的亲和性，而实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
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
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
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
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的问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
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
那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而这些经历舒芜没有。
舒芜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后来在学术上
的成就，也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他说：“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达到‘那
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
了的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
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
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
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一个学者晚年的成就
不是建立在多了点什么上，而是少了点什么，这很让我们惊奇。就思想而言，
舒芜先生后期所努力的只是从最初的思想中抛弃什么，而曾经抛弃了的“个
性解放”，他还大致能够寻回来。
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起点上，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范文澜的无奈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和反右这样的历史事件将成为许多历史研究
者关注的对象，由于这两次事件的重要性，有关这两次事件的专题研究将成
为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比如“文革学”和“反右学”的研究，现在有了许
多成果，国内外已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努力。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
各种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禁区将被冲
破，这些都为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日益开放的研究
空间中。我以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研究者自身在如何使用“文革”、
反右中的资料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这两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
的检讨性文字，由于是在强烈恐惧心理和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他们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还有从
1949 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
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
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
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必要指
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
忽略此点，由于时间的推移，将使后人难以分辨这些文字产生的特殊历史条
件。现在许多外国学者研究“文革”和反右时，常常简单地依靠已公开的文
字资料，并以此为据推断许多事件，这些研究在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看来，就
觉得很隔膜。比如在50 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胡适的高潮中，当年胡适的许多
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以文字来推断是非，到了
“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
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
“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
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
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
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
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
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 页）范文
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50 年代
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
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
到的求生智慧。那个年代的检讨性文字，也许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
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性办法，从范文澜的那些说法中，我们能感受
到他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
说到周扬。
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