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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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了周扬压力
《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
说到周扬。
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
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
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
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
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
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
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
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
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
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
但了解50 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
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
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
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
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
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
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
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
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
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
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
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
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
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
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
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
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
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
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
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
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
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
谨慎态度的。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
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
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
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
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
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
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
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谈陈寅恪谈得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
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
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
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的选择带有
那个时代的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
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 年，“香港陈某寄
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它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
退还。”（该书170 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
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比陈寅恪还年长的
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
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
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
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
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
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
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
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歇己》，辽沈书社版）陈寅
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
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无奈的群体
50 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
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
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
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最
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这些资料都是50 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摘
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
解50 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态度，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在1950 年6 月13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6 月北大毕业）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
是题“五四”。
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说：
你离开祖国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
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
… 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
土改，
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诸先生默默无语。（《日
记》
第16 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 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恐
惧的。1951 年11 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比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
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
这些人在胡适离开大陆不久，就说出了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
合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诒
昌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的事实，可以确定林诒昌的话是真实的。冯
友兰、罗常培当时变得比较快。1952 年7 月8 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
了罗常培的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
了自己过去和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诒昌的信是1950 年5 月4 日
写给胡适的，从两年后罗常培的转变看，林诒昌说“罗常培亦非常热心”的
判断是准确的；说“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默默无语”，也是真实的。特
别是周炳琳表现得很有个性。1952 年4 月21 日，毛泽东在一份《对北京市
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的批语中写到：
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
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
过关
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
至各
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建
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 册第422 页）
其中所谓“对周炳琳的作法”是指，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
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于“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
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周炳琳谈话，张奚若、马寅初和周炳琳谈话以后，并
由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
的批评，进一步做思想检讨。
从林诒昌对几位教授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50 年代初，并不是
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
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如梁漱溟当时就“不肯洗脑”，对此，胡适在
日记中说：
漱漠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
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漱漠今天的行为
也是
“殉道者”（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
“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日记》第17 册）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
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
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
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1952 年下半年，他
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的前言中，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
他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政
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
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
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
长编》第6 册第2293 页）给胡写信的林诒昌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到了香
港。《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他1948 年3 月18 日写给胡适的一封
长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
昌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 年代末许
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
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
资格，
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第353 页）
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
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
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
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
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
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
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
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
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
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
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
生物学家胡步曾，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的81 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
院士，1955 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
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
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
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
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
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 年5 月30 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
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
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 册第1257 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
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 年5 月22 日的
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
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 册）
这是194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
增湘，1948 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
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 页）中也有一
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
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
清楚
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
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 年在东京时
我曾
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
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
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