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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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
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
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
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
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
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
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
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
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
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
不是人了。
学者的道德
前两年我见到一篇书评，是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就有关南极问题研究抄
袭一位西方学者的专著，这篇文章是用对勘法做的，我虽是外行，但看得出
抄袭者的技巧。
还有一位上海某大学的学者，我至少见到两篇文章揭露他的语言学研
究，是抄袭外国学者的。但最近我见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学者，说到这位抄袭
者，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位抄袭者，教授还照样做，还照样给学生讲他的
学术成果。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的这两起剽窃事件，是因为我在刚刚来到的一期《自
然辩证法通讯》（1998 年4 期）上，看到李佩珊、薛攀皋两位先生的文章《是
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揭露了北京某大学生物系蛋
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6 名研究人员（文章署名潘爱华），在一
篇研究报告中，有1／3 抄袭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报告。这篇文章也是采用对
勘比较的方法。文章的作者希望“把这一事件公诸于科学界，对端正学风，
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大有稗益”。
这几起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已经催人猛醒，我们今天从事自然
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确面临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科学道德的问
题。与那些地方大学，小科研单位个别人为评职称而抄袭的行为不同，这几
位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并不存在职称问题，他们已经是教授，而且是中
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国家级科研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这样做，败坏
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声誉，所以对这种
违反科学道德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言论上对这种
行为穷追猛打，让这些抄袭者的名誉扫地。为此，我建议国家教委和有关单
位，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要给予高度注意，如有大量可信的论证材料证明确
系抄袭行为的话，至少要立即取消这些人的高级职称，并公布所涉事件当事
人的学术经历和真名实姓。如果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手软，那是中国学界的
耻辱。发生此类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不了了之。
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
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
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
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
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
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
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
了这样一件事。1959 年4 月15 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
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
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
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
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 册第303 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
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
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 年7
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
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
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
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
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 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
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
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 页）。这封信
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
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
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
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
先生矣”（同上27 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
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
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
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
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 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
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
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
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
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
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
册1895 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
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 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 年7 月9 日，27 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
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
暂
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 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
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
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 年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
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 页）。在同一
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
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
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
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 页）。
20 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
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
介绍（同上第537、541、542 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
桑，今非昔比，40 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
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
在北大旁听”（127 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
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
“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
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 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 页）。
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
中是抹不掉的。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
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
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
方话”（127 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金岳霖的名言
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不了解，大
家感兴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
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
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
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
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
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 册，
2293 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对金先生的变化，
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
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
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
失了。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
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
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 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
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这些话在
许多回忆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这些还不是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
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28 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
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
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
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
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
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
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
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
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
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
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
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
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
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
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
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
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
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
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
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 页）毛泽东可以算
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
四个月的小职员。
40 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
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 页）
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
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 年4 月30 日，毛泽东给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
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
改
期》，《读书》1998 年第3 期第122 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
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
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
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
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
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
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
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
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
仍旧
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
个职
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
了一
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
几
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
据
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
情，
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
毛泽
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