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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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
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6 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
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
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
＇1＇。 ＇1＇《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3 页。
《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 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
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
戛然放手了”＇2＇。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
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
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
储安平以支持”＇3＇。 ＇2＇《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3 页。
＇3＇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山西《黄河》杂志1994 年第2 期第74
页。
储安平是1946 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十二期《客观》
周刊，从第十三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
栏，从13 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
观》原定在重庆出版十二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 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
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十二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
十二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
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4＇。
＇4＇《客观》周刊第12 期第2 页。
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客观》在
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
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
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
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
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
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
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
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
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
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
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5＇。储安平
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
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
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 ＇5＇《客观》周刊第1 期第1
页。
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
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
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
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
《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
察》周刊定于9 月1 日出版”＇6＇。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
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
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
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7＇。储安平对办好《观察》
充满信心。 ＇6＇《上海文化》第8 期第25 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7＇《上海文化》第9 期第6 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
“《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在前十二期中
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六期为吴世昌撰写），是了解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的重要言论。
安平的《客观》政论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
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的众多周刊，充分表明了所有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
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所以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
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
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
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观察》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
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
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以下我着重评
述对国共两党的分析，其他各点大体与同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相一
致。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
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
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
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1＇。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
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
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
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
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
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
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
＇2＇。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
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
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3＇。
＇1＇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 期第2 页。
＇2＇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 期第2 页。
＇3＇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 期第1 页。
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
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的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
首先，储安平对共产党前途的判断是失误了，他认为：“我个人不相信
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即得政权，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败事有余，成
事不足”＇4＇。虽然在具体前途的判断上储安平失误了，但在《客观》时期，
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却是相当深刻和极富远见的。储安平认为，共产
党有她的长处，但也有的她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
于祟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
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5＇。 ＇4＇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
《客观》第2 期第1 页。
＇5＇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第2 期第1 页。
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
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
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他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
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
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
中国人民所接受”＇6＇。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
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
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
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7＇。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
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
因果的”＇8＇。 ＇6＇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
观》第2 期第1 页。
＇7＇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 期第1 页。
＇8＇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 期第1 页。
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
产党的祟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
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
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
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
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我不
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
民主。”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
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
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
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
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
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
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
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他对共产党不仅作了理论上的分
析，而且指出他在自己统治区域的现实。据此，他质问道：“因为唯有承认
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
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
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
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
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9＇“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
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
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
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
的民主”＇10＇。 ＇9＇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 期
第2 页。
＇10＇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 期第2 页。
储安平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
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
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
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
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11＇。储安
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他过分早熟的
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的理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
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大学教授这个范
围内储安平的言论行事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
多的人时，他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11＇储安平《中产阶级及自由分
子》，《客观》第12 期第1 页。
《观察》始末
一、《观察》诞生的历史背景
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注意把中国近代知
识分子以“代”来划分，从康有为、梁启超算起，中经毛泽东直到1966 年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1＇。
这种思路对于清晰地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定启发意
义，但这种以“代”划分的方法有失于笼统。因为在每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实
际上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追求目标。比如在“五四”一代知识分
子中，如果单从活动和生活的时间概念上着眼，我们会把鲁迅、胡适、陈独
秀、李大钊等人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来对待，但如果细察，我们会发现，在这
同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中的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间所信奉的思想
来源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个明显的事实提醒我们，在观察中国近现代知识分
子思想历程的时候，必须以他们当时所信奉的某种思想和追求目标来判断他
们所处的具体位置，否则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可能会离他们的实际
思想不相吻合。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0 页，人民
出版社1979 年第1 版。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有两种思
想特别值得注意。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革命主义思潮，
他们一般都主张革命，非常推祟苏联的革命实践。另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
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地倾向于走欧美国家的道路。从这
两种思想文化潮流主要代表人物的留学背景考察，主张革命者以留日的为
多，主张改良的以留欧美的为多＇2＇。这一背景极富启发意义。中国近现代
历史的发展，与留学生制度的设立有很紧密的联系，在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
中，我们必须以对传教士和留学生所带来的影响给予特别注意。如果我们把
留学背景和每一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大体上发现留
学背景在这种思潮代表性人物身上的集中体现。在留日和留欧美的问题上，
从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的经济状况上分析，留日的人数要相对多于留欧美，因
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且有语言上的联系＇3＇。而留欧美的一般为中国东南沿
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富家子弟，所以留日的学生天然地带有低层贫民的倾
向，而留欧美的学生则带有中产阶级的特征。从留学生的数量上看，留日的
学生要比留欧美的多＇4＇。 ＇2＇拙文《试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
特点及留学情况》，山西《晋阳学刊》1991 年第3 期。
＇3＇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6 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年4
月影印本。
＇4＇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6 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年4
月影印本。
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