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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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
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
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
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
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
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
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
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
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天凉好个冬
最初读到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
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 岁左右）也不行。前几
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羡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
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
因了季羡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羡老的，写成一则
短文：《季羡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羡
老是1911 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 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
察》的时候，季羡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 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
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
的，这样的文章，季羡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 年复刊时，季羡老
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羡林
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40 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羡老与储
安平是朋友。30 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
当时季羡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
表了，当时季羡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
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竞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
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
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
羡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
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
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
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85 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
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
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
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
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
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
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
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
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
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
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 年，吴先生
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
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
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
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
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
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
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
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
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
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
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
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
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
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
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
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陈寅恪与周扬
1949 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
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
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
攀缘之意。1959 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 年9 月3 日《雨僧日记》云：“解
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
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
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 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
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 年我去拜访
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 年几月几
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
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
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
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
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
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
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
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
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
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
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
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
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
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
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
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
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
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1961 年秋在广州谒陈寅
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
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
“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
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
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
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
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
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
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1949 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
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张东荪这个人
90 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
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
写了14 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
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
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 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
人物。30 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
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
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
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
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
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
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
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
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推备写张的传记，
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
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
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
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
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
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
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
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
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
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
40 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
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
（《俞颂华文集》1991 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
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
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
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 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
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
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
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
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
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
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
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
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
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
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10 期210 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
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
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
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
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214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
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 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
日甚。1960 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
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7 月党的30 周年大
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
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
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
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历页，1987 年
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
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
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60 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
察》在4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
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
由主义在20 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
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
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
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
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
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