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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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群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
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6＇。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
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
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7＇。
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对国共两党的分析评价完全一致。对
于自由主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
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
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
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系。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
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执政者：“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
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
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
止暴力。
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
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
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
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
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8＇。自由主义可能是件感觉头
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
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杨人楩的忠告，在近半个
世纪后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6＇《观察》第2 卷第11 期第3－6 页。
＇7＇《观察》第2 卷第11 期第3－6 页。
＇8＇《观察》第2 卷第11 期第3－6 页。
杨人楩在《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一文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
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这是他在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另给储
安平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在
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
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
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
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
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
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杨人楩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在内战中
所承担的责任而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其进行批评的，他认为：“自
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9＇。
＇9＇《观察》第3 卷第10 期第11－12 页。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
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以回应。
李文基本上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所言自由主义者与共产
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文在历数了自由主义与共
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
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
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
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0＇。李孝友认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
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
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并指出，历史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
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
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
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二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
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
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
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
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
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11＇。 ＇10＇《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7－9
页。
＇11＇《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7－9 页。
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对共产党的评价上，杨人楩更深
刻而有远见，在和平到来之后，中共并没像李孝友认为的那样，有容纳异己
的雅量，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动，被杨人楩说中了。不过李孝友在文
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
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
《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12＇。 ＇12＇《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批评杨人楩及其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
是集中阐发自已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施是主张走中间派
的政治路线的。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
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
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
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
“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
义的经济”＇13＇，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
任。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
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13＇《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
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
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
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
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
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
是正确的道路”＇14＇。 ＇14＇《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刀身的
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
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
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
施复亮在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
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
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
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
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
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15＇。
＇15＇《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
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
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
‘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
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
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
更不会失败”＇16＇。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16＇《观
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
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在这
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朱光潜这篇文章是有份量的。朱光潜与杨人楩、
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
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
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
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
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
持一个中立超然底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17＇。 ＇17＇
《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20 页。
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
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
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
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
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
谋福利的。因而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18＇。
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
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18＇《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20
页。
朱光潜对于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
难，“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
他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
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底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
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关口重考虑一番”＇19＇。
＇19＇《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20 页。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从《观察》创刊
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在杨人楩的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
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论《读〈自由主义宣言〉》＇20＇，
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
LIBERAL·LIBERLISM》一文，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说了自己
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
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后张又在一则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表示不同意见
的信。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
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所以就不多
介绍了＇21＇。 ＇20＇《观察》第4 卷第3 期第3－6 页。
＇21＇《观察》第4 卷第6 期第5－6 页，张东荪来函《观察》第4 卷第
8 期第2 页。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
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
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 年代，张
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
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
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
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
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22＇。“用计划经济以
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23＇。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
是推祟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
我认为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
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
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24＇。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
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
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
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
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
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
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
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
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25＇。 ＇22＇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4 卷第1
期第3－5 页。
＇23＇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1 期第3－5 页。
＇24＇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1 期第3－5 页。
＇2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1 期第3－5 页。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
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在文
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
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
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存
在。
1948 年10 月，杨人楩又发表了《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
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杨人楩保持了他一
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
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
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
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