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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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
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
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
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
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
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
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
＇26＇。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
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许超然，杨人楩则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
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
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作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
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
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
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
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
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
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
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
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
张票更有价值。
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人类文
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
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27＇。杨人楩在
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
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
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
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终极价值和进步的观点
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及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
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
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
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懂得在当时国共两大势力对立的局
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
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28＇。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
知识和科学精神，坚定不移地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
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
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
潮流来考验吧”＇29＇。 ＇26＇＇27＇＇28＇＇29＇《观察》第5 卷第8 期第
3－5 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还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所信奉的价值，虽然在这场讨论后不久，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很快即为
新的执政者所扼杀了，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却依
然保留了独立的价值。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
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
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
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
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
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
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30＇。 ＇30＇《观察》第4 卷第14 期第
19 页。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
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
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
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
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
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
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
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倩，亦可说一种精神”＇31＇。张东
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
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
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
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
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
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32＇。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
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
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
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
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
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
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33＇。在这场
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他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
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
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别，但在追求文
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31＇＇32＇＇33＇《观察》第4 卷
第14 期第19 页。
《观察》这场讨论，随着它的停刊而结束了。但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
题，思考的深度并没有随着《观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义，半个多世纪后，
我们重新回顾这场讨论，简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今天
面临的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和当年一样，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自
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作了他们所能作的努力，虽然结果不甚理想，但其
精神却感人而伟大。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
1947 年下半年，以《观察》为主要阵地，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
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尤
以梁漱溟、张东荪、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郭叔壬也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但以往几乎所有中国现
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不公正的。
为什么会对这场以知识分子发起的论战作否定性的评价呢？其深刻的
根源在于从1949 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
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
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
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
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
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
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我持
如下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宽容和理解的
胸怀去对待每一个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声；其次，我们应当想到他们毕竟不是
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面临分裂、
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
了解，坦诚地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
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绝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书生论政，
要紧的是讲出自己的良心话，而不是以投机的心理，审时度势，违心地迎合
势力强大的一党一派，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我重新从尘封的历史中去捡
读他们当时所发出的那些议论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是那样地爱着自己
的国家。希望她强大，希望她能健康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批知识分子
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天然的对国家对社会所抱有的巨大责任，如果我们不计较某一具体理论在短
暂历史中的偶然得失，那么我要说，他们当时的议论是极富远见的，从人类
发展的长时期上考察，最终有生命力和讲出真理的是他们。另外，对于这场
争论，虽然它是在中华民族关键的历史时刻，一批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具体评
价，但我们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完全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来看
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一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
景，而无什么党派的政见，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场自
由的学术论争。
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 年7 月，梁漱溟在《观察》第3 卷第4、5 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
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敏感的问
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心病，从
当时历史情况看，作为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宪政是一个好东西，但
好东西是一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
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
很长时间。一般说来，凡是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
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
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持怀疑和抵制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
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
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
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我以为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
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
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
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力陈他曾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
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
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
＇1＇。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
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
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
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1＇《观察》第3 卷第4 期
第5－10 页。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
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
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能见出自己的性格，他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
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一整套主张底，并不止政
治制度一项”＇2＇。梁漱溟是一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
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
的体察，另外，他是一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
读他的论著，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
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一度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缘故。
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
了。梁漱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
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
政治上很幼稚＇2＇，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梁漱溟一生曾
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
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
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梁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3＇。
＇2＇＇4＇《观察》第3 卷第4 期第5－10 页。
＇3＇参阅艾恺著《梁漱溟传》中译本第290 页，湖南出版社1988 年12
月第1 版。
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为
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
7 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
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
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
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观点。他说：“最近《大
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颇得
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
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人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橛
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