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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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
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
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 年，鲁迅辞
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 月，中
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
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
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
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
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
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
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
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
教授的收入为300 至400 元，最高可达500 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
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 至200 元；助教为80 至140 元；一般职员30 至
100 元；工人9 至25 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
是一般工人的20 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
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 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
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
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
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
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
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
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
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
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
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
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
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
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
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
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
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
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
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 年5 月17 日《大公报》“星
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
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
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
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
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
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
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 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
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
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
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
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
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
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
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
让人肃然起敬。
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
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
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
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
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
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遥想教授当年
1994 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
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
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
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
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
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
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
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
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
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
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
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
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
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
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
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
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
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
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
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
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
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
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 年入西
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
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
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 年。。。正在这时，从垂
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
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
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
霖。
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
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
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
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
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
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
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
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
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
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
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
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
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
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
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常风先生
十多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套两卷本的《英美散文六十家》，
封面绿白相间，简洁淡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书署名为“高健编译，
常风审校”。从译者的序中，不难看出他对常风的一种特别的尊重。这引起
了很多人的好奇：常风是谁？
常风先生1995 年是整整85 岁高龄了，但精神一直很好。去年重病一
场，他已不能下床，但思维和记忆都好。
常风先生总是平静如水，他的修养极好，每次访他归来，我都在想，
年轻的一辈，怎么才能像他们那些老人一样，一切都那么天然挚朴，没有一
点火气呢？
常风先生是1933 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在30 年代是很有名的书
评家，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刘心皇的《沦陷区文学史》中都记载了常风
先生当年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但这一切常风先生都是在他晚年才知道的，记得当我把这些有关资料
拿给常先生看时，他总是平静地对我说：“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常风先生
在30 年代初期帮助朱光潜先生办《文学杂志》，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是《文
学杂志》从始到终的参与者。在《新月》将关门的前几期，他又是一位主要
作者，写了书评和一篇很长的散文。抗战军兴。
常风先生留在北平，这一段时期他和周作人有过一些接触。40 年代常
风先生出版了《弃余集》、《窥天集》，还有一本编好的《茅茨集》，由于时局
的变化没能出版。常风先生50 年代初由北京回到故乡，在山西大学教书，1957
年被划为右派。常风先生一回到山西即离开了文学界，没有参加过一次山西
文学界的活动，山西文学界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这位30 年代介入过中国文
坛中心的评论家。常风先生对这一切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以他当年给《新月》、
《大公报》写作的资历重新回到山西文学界，怎么可能呢？他的甘于寂寞，
期待平安，一切以平常心待之的人生态度，换得了晚年的安康。
常风先生对关心他当年文字生涯的年轻一辈十分感激，每次见他他总
要问起邵燕祥、姜德明、陈子善、韩石山。。感激之情总在心中。
常风先生真正的文字生涯并不长，最能写的时候赶上抗战，留在了沦
陷区，接着又不能写了。1957 年以后，还说什么写作呢？晚年能写了，但
精力已不支，写字手也抖，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常风先生还坚持写了近十万
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朱光潜先生》、《回忆周作人先生》、《回忆叶公超
先生》都是超过万字的长文，经历的丰富、文字的老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多次对我说，关于凌叔华、张申府都可以写，只是写
不动了。
今年陆灏、赵丽雅二位要重印他的《弃余集》，常风先生还写了前言，
对年轻一辈，常风先生总是在默默中表示自己的感激。
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
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
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
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
鲁迅。
四个人中，除了丁玲以小说知名外，其余二位都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
家。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
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
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
不喜欢冯雪峰？
冯比毛小10 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3
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
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
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
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1949 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
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
说是很高。1954 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
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
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
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
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
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
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
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
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
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
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1957 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
《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人柏林后的大火，作于1945
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
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也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
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
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