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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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
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
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
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
照明了出来。”“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
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
集》第3 卷348 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
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
联想。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
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
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
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
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
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
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
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
些都还是个谜。
1946 年2 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 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
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
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
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1948 年6 月19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
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
1993 年2 期第8 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1948 年起，毛就认为
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
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
雪峰杂感集的最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
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
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
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
多历史变幻。
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
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
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
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
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
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
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
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
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
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
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 卷6 期）。虽是学林
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
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
1974 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
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
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 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
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
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
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
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
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
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
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
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
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
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
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
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
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
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
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 页，上海远东出
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
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
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 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 年底以前。“金先生于
1949 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
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
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
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
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
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
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
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 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
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
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
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
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
255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
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
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
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
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
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
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
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
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问，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
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
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
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 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 次饭有关，
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
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
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
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
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
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
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 年，金岳霖28 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
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 年12 月4－5 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
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
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
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
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
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
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
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
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
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
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
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
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
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
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
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
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
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
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
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
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
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
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
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
新中国成立，65 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 年中央研究
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
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 年9 月，听到政协
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
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
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 页，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 年11 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
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
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 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
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 页）50 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
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
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 年
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
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 年代的
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
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
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
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
高于郭。40 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
商榷处颇多。”（167 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 年12 月25 日，郭沫
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
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
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
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
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
很少有什么阻碍。
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
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
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
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
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
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
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
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
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400 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
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