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7李敖发电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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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在邓小平做了上述谈话后一个月，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他对当时的「美国人」李远哲等人讲了一段话，那天他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李远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时，以「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为主题，告诉他们说：
　　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柢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们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要急起直追。
　　关于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人拿走。看来，只有按「一国两制」的办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
　　统一祖国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台湾现在尽管在经济上比大陆好，但差距在缩小。差距缩小在下个世纪五十年代会表现得更明显。那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陆的实力将大大超过台湾。如果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话，按十四五亿人口计算，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六万亿美元。那时大陆的科学肯定比现在强，人才也会比现在多得多。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香港、澳门、台湾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
　　以上谈话，登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到了第二年，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又注销他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为主题，对日本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的谈话，指出：「『一国两制』是我们的一个新发明，中国存在香港和台湾这样的问题，『一国两制』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又过了一年，一九九０年四月七日，他以「振兴中华民族」为主题，对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复以「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为主题，对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谈话，指出：「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以上两次谈话，分别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五八、三六二页里。
　　收集在上面的邓小平谈话，是我细读「邓小平文选」等相关文献后的总整理，我有意少加剪裁，宁失之冗赘，也要人们能从字里行间，掌握住邓小平一连几年中的真意所在。昨天澳门回归中国了，江泽民发表谈话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唯一正确方针。」他表示：「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希望台湾当局不要违逆历史潮流，不要再为两岸关系发展设置障碍，不要再做损害台湾同胞和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足见他们以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发明为无限上纲，至今一以贯之，所以，忧虑邓小平死后「一国两制」路线松动或改变的人，显然是多虑了。
　　
　　·李登辉的婚外情
　　日前我在「李敖电子报」上发表「徐渊涛『替李登辉卸妆』序」，谈到我的朋友徐渊涛先生即将出版的「替李登辉卸妆」一书，旋在网站上收到读者来信，询问何时出版，这书现正「付梓」中，不日即可出版。
　　徐渊涛先生的父亲徐庆钟是当年提拔李登辉的恩人，两家来往密切，正如我序里所说：「当年提拔李登辉的，让他在国民党官场大发特发的，是他就读台大时期的老师徐庆钟，如果不是徐庆钟向蒋经国推荐，凭李登辉这块材料要冒出头哪有这么容易？徐渊涛先生是徐庆钟先生的长子，早年徐家和李家，关系密切，李登辉发迹过程和个人过往，那能逃得过徐庆钟的眼睛，徐渊涛先生从小看在眼里，当然他很清楚李登辉一家子的底细。」如今，徐渊涛先生终于看穿了李登辉，写出专书，揭发李登辉见不得人的隐私，真令我们既感且佩。
　　书中第九章题为「李登辉的白色恐怖之恋」，其中揭发李登辉怎样有过跟一位「张女士」的长期婚外情。徐渊涛先生说：
　　对于李登辉先生与这位夫人的恋情，我本无心继续追查，甚或公开揭露它，但是，当今年五月间，我阅读了李登辉先生所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包括后记部分，一共有好几个段落的文章，皆在阐述他对夫人曾文惠女士的情深意重，还特别提出对曾文惠女士的感激，字里行间，不断展现他鹣鲽情深、恩爱不渝，李登辉不嫌词费、不断重复述说他「有情有义」的目的，无非是要塑造他在台湾人民心目中「好丈夫」、「好父亲」、「有情人」的「好男人」形象，以换取台湾民众的深切感动，企图永久巩固其不朽形象。
　　看到李登辉书中这几段文字，我不禁感慨系之。我也许可以体谅李登辉在晚年为了表达他对曾文惠女士的亏欠、愧疚及赎罪的意念，但李登辉不能诉诸文字，用这种误导、欺骗的手段，欺瞒台湾民众来讨好曾文惠女士。
　　因为事实真相并不是像李登辉形容的那样，真正的情况已经摆在眼前，李登辉先生曾经在感情生活上，背叛其夫人曾文惠长达二十余年。荒谬的是，甚至在所谓白色恐怖年代，曾文惠女士陪同李先生共患难，共同走过白色恐怖苦难岁月时，也正是李先生感情走私之际，李登辉竟然能眼睁睁地抹杀这段历史，如此欺世盗名，严重混淆视听，知情的我岂能不予揭发，并将所知的事实部分，公诸于众？这是我揭露真相的出发点。
　　徐渊涛先生又写道：
　　由于李登辉这宗「风流韵事」，发生的背景适值台湾白色恐怖最高潮的阶段，岛上多数的异议分子，不是已经被监禁，就是已被处决，　残存的异议菁英，也都是噤若寒蝉，保命犹恐不及。而李登辉却在这个节骨眼酝酿「风流韵事」，故而我姑名之为「李登辉的白色恐怖之恋」。
　　多年以来，埋藏在李登辉内心深处的秘密，不断在太平洋彼岸，一位年逾花甲的张女士心头荡漾，她细数逝去的岁月，回忆着自己大半生坎坷的道路，但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及她和李登辉共同所保有的那个天大的机密令她值得珍惜。虽然，张女士和她的十七位儿孙，都清楚她和李登辉之间的「特殊关系」，也都清楚她和李登辉之间存在着一个近四十年幽渺飘忽的情感世界。只是基于对老人家的爱，大家都不忍心揭开原本遮覆在老人家脸上的这层面纱，情愿这个天大的秘密，有朝一日能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结束，就像飘零的落花，在泥土中化为乌有一样。
　　「张女士」是光复前知名的台北第三高女（现为台北市市立中山女中）第二十一期毕业的高材生，婚后生活美满，可是不幸寡居。
　　就在张女士心灵深处最无依靠的关键时刻，一位男士闯进了她的世界。这位男士，就是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论台北高校的辈份，比张女士的丈夫小。张女士的丈夫是台北高校第十匹届的毕业生。当年，台北高校的学生，是全台湾学业程度最好，学生出身背景也最富裕的一所明星高等学校。而张女士的丈夫也是那时台北高校表现十分突出的一位学生，家里又是万华的名门大户，既有钱又有势。而李登辉则是完全不同的典型，他既无赫赫有名的家族出身，功课也不挺好。李登辉毕业自淡水中学，淡水中学虽说也有悠久的创校历史，可是，一般袭染浓厚门第观念，又有几许阶级意识的台北高校学生，是绝对不会把淡水中学毕业的少年看在眼里的。李登辉是台北高校第十七届的学生，一九四三年卒业，比张女士的丈夫低三届。张女士的先生固然认识李登辉，但是，出身背景高，如何与出身平平之李登辉结交，后来甚而往来密切，不得而知，不过应与李登辉主动亲近巴结有关。
　　李登辉究竟是如何高攀进入张女士的夫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走进张女士的内心世界的呢？据我的深入了解，有两个主要的说法，一说是张女士第三高女一位交情很深的同班同学告诉我的；另说则是和张女士关系极亲近的张女士夫家家族成员透露的。
　　原来，张女士的先生过世后，家中事无大小，几乎都落在张女上一个人的肩头，这个年幼的孩子逐渐成长迈入学龄，并且开始识字读书，偏偏孩子的玩心重，对书本兴趣缺缺。夫家向来很重视门第观念，孩子的教育尤其受重视。夫家家大业大，丈夫年幼时代，公公沿习几代以来的老规矩，延请家教，到家里教大少爷读书。所以，如今孩子到了启蒙时期，自然不能免俗照例得请个家庭教师，到家里督促并教导孩子读书。但是，张女士镇日忙着家务，到底该请谁来担任家庭老师，确是一件令她烦心而难以拿定主意的事。很巧，有天一位曾经在淡水中学担任过李登辉老师之日本友人来访，无意中提及小孩家教事，日本老师告诉张女士，妳先生过去有一位学弟叫岩里政男，妳说不定也见过或者认识，他中国名字叫李登辉，妳应该也认识吧？此人台湾大学毕业，先前在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服务，目前在合作金库做研究员，学问不错，如果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教导令公子，也是很适合的人选。
　　「LEE　TOKI桑」——李登辉的日文译名，这个名字对张女士来说，并不陌生，她想起丈夫在世时，一些台北高校前后期的同窗契友，会聚集到蔡家宽阔的厅房里摆龙门阵，批判现状，嘲骂时政，大伙清谈半天谈饿了，张女士的丈夫就叫厨房准备几桌酒菜，大家饮酒作乐，醉罢而归；其中一位LEE　TOKI桑高大而斯文的身影，高亢而激越的言论，都在张女士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夫家有钱有势，先生的同窗好友知道跟着他，非但不愁吃喝，说不定日后还可大展鸿图。从台北高校时期，前后期的同窗，便自然围绕着蔡家大少爷，结合成一个小圈子。
　　丈夫过世之后，昔日称兄道弟的老同窗，较少出现在蔡府。大家想法里边都认为，毕竟张女士孀居其间，任何大男人上门，终归不便，更何况和张女士也不像她先生那么熟，再说人在人情在，人既然不在了，过往的情谊也就淡薄了；即使继续进出张女士夫家的人，又何尝不是基于过去和张女士丈夫的一点情面，或者说看在张女士夫家终归还是万华一大家族。因此，当多数同窗老友都避讳再到蔡家时，唯独LEE　TOKI桑逢年过节进出蔡家，对蔡家大小嘘寒问暖，问张女士有什么他可以帮忙的，叫他尽管讲别客气。张女士因而对李登辉的热忱留下极佳的印象。
　　更由于日本老师引介，张女士毫不考虑地延聘LEE　TOKI桑，为蔡府「西席」，外边的亲友也都将李登辉进出张女士家门，视为寻常事情，不会将它和什么背离人伦的印象连络在一块儿。自此，李登辉每天从合作金库下班后，就到蔡家帮张女士的几个儿女教导功课，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蔡大少爷的这几位稚龄的少爷、小姐，课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据张女士夫家一位家族成员告诉我另外一种说法，李登辉和张女士的先生已经是旧识，会在张女士的丈夫去世后仍继续出入其夫家，「担任家庭老师」仅仅是对外的一项托辞。事实上，LEE　TOKI桑在张女士丈夫过世不久，即经常出入张女士夫家，为争取家产权益问题，甚至在张女士的丈夫停棺在家期间，李登辉也尽了不少力，张女士甚为感激。后来又以代为照顾学长家族为借口，和张女士的夫家老小及张女士接近，以拉拢关系。当时，张女士的孩子们进入就学阶段，李登辉经常出入蔡家的缘故，经常教导张女士的儿女们读书，补习功课，所以，即使不经由日本老师的引介，李登辉仍然名正言顺会成为张女士夫家家庭老师的。
　　李登辉既然做了家庭老师，对张女士夫家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朱门恩怨，当然了然于心。张女士委身夫家这种旧社会大家族里，又是孤苦无依的妇道人家，要拋头露面料理家族内外各种事务，有时候难免诸多不便。李登辉既然应聘为西席先生，和张女士的先生又是台北高校前后期的同窗旧识，除了好好管教好张女士和学长生的儿女们，李登辉不免使命感油然而生，自认有责任代替已过世的学长照料家小，所以，初入张女士夫家的李登辉，总是极尽细腻之能事地为张女士百般设想。日子一久，张女士似乎也在无形中对这位LEE　TOKI桑，产生了依赖的心理。张女士凡是遇到任何棘手难办的麻烦事，都会找LEE　TOKI桑商量，请他动脑筋出个主意，甚至请他出面帮忙解决；而李登辉也尽量都能不负所托，圆满解决。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张女士，帮学长照顾学嫂，是天经地义的事，帮这点小忙实在不足挂齿。张女士对乐于助人的李登辉，始终心存感激，李登辉协助她渡过了漫长的凄寂岁月，更给予她撑持这个家族的勇气。
　　LEE　TOKI桑的协助，对张女士这位弱女子，该是多大的一股助力啊！
　　李登辉和张女士都受过近二十年日本殖民教育，两人的家庭在日本统治时期，都是所谓的「国语家庭」（作者按：「国语家庭」通常是彻底屈服于日本统治者的「荣誉」表征，只要台湾人全家老小平日都讲日本话、冠日本姓氏、供奉祭拜日本神位，就可以得此「殊荣」，并享受较丰足的战时食物配给）出身，因此两人之间相处很容易就变得热络起来。李登辉的太太曾文惠，亦是张女士台北第三高女的前后期学姐学妹关系，曾文惠虽是张女士前期学姐，曾、张两人在学校时，彼此并不熟稔，两人逐渐熟识，还是因为李登辉担任张女士夫家家庭老师以后的事。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女士对心目中这位满腹学问的LEE　TO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