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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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但那时，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
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毫无成效之后，屈从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教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
世界事务的重要性在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表示出来：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
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
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分析作一比较，世界结构的根本变化将显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如此根本，以致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的到来。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
对比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公认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上大炮，享有象铁制武器化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如同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更加有利的优势。
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蒙古人取代阿依努人那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过程中，欧洲人首次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地区性的阶段，开始了全球性的阶段。
地图
人类在整个历史上的活动范围是由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的。
技术愈原始，活动的范围愈有限；相反，技术愈先进，活动的范围愈广阔。因而，，据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温暖的非洲大草原；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行走人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带；而拥有更复杂的技术的人类则将活动范围进一步推进到欧亚北部、美洲和澳大利亚。
技术进步不仅使活动范围扩大，而且还导致人口增长。技术愈先进，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愈有效，因而，能在一定地区内生存的人口也就愈多。
人口爆炸自然仅限于那些参加技术革命的种族。因而，有些种族人口增长，上升到现在所居的统治地位，还有一些种族人口减少，沦于湮没无闻的境地。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口增长方面的悬殊差别不仅使一些种族兴旺、另一些种族衰落，而且还引起从事农业者的增长和狩猎者的减少。拥有较先进技术的农业者的人数远远超过狩猎者。
农业革命使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
文明最初仅出现在最适于农业生产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因而，早期的文明如图6“公元前3500－1500年的欧亚古代文明”所示，是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个小岛。公元前二千纪期间，操印欧语和闪语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制服了这些古代文明，从而为继其而起的古典文明扫清了场地。
这些古典文明区和帝国包括的不是与世隔绝的大河流域区，而是一个个完整的地区。例如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诸地区性帝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地区性帝国一起构成了欧亚核心区，即一长条由诸文明区和诸帝国组成的连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地带。
古典文明同古代文明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为新的欧亚范围的入侵浪潮所推翻。在欧亚大部分地区，一个个帝国组织最后被重新建立，并得到巩固，但是在西方，短命的加洛林帝国由于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新的入侵浪潮而被推翻。还有另外两次大的入侵浪潮也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时的欧亚大陆，这就是始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的入侵和13世纪的蒙古人的入侵。
这些入侵虽然开始时具有破坏性，但确也起了联结的作用，创立了一个比在古典时期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欧亚核心地。这一新的中世纪核心区已有商路网和周游范围广阔的旅行者。
中世纪后期，西欧不再实行自卫，转而采取攻势。这一扩张主义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和宗教好战诸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促成东侵的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也有世俗方面的考虑；东侵向四面八方展开。
由于西欧在全球探险中起着领先的作用，所以人们常常忽略15世纪初期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一系列探险活动比起同时期西欧的探险活动，要雄心勃勃且范围广阔得多。
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差别同样惊人的是，东欧的拜占廷人和俄罗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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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 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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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 第81节
作者： 斯塔夫理阿诺斯
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曾地括整个地中海流域，但在以后数世纪里，疆域不断缩小，只是个别时期里恢复过原状；到15世纪时，仅剩两个很小的立足点，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个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北面，情况正好相反，俄罗斯人正在俄国的领导下四处掠取土地。
在这同时，与欧亚大陆类似的发展正在非欧亚世界展开，只是其速度比较慢。
农业和冶铁技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后，促进了当地经济、商业的发展和帝国的建立。在美洲，农业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且非常成功，因为那里驯化、栽培了大量的植物。但是，由于美洲与世隔绝，冶铁技术从未象它从欧亚大陆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到达过美洲。
不过，繁盛的农业为建立可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帝国相比的国家，提供了基础。
作为上述所描绘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到1500年，也就是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第一次使所有地区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之时，世界各地区已达到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欧洲人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扩张的路线和速度。
海外地区的发展愈迟缓，欧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压倒之势；相反地，海外地区愈先进，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则愈有效、愈持久。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本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
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全书各章后所附选读书目，我们没有翻译，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可与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相媲美。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的具体关心和大力帮助。他还为这一中译本撰写了导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是分头译出的。前十章和地图部分为吴象婴所译，余下的后半部分和插图说明为梁赤民所译。第十一章前四节曾由许企平初泽，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满意我的《全球通史》能与中国读者见面。
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
环顾20世纪后期的世界，我们将意到一个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世界，看到一个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一切都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界。
不仅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全球如此，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如今，这三个世界都在转动着它们的车轮。
由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日益落后，因此，尽管在“联合国发展的几十年”期间，我们作了种种努力，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正在加大。
联合国那几十年的发展失败惨重。以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处境比它们过去作为殖民地时更加恶化，因而，它们现在进入的不是“发展的几十年”，而是“生存的几十年”。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同样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
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夸口说，到198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将超过美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在当今新的尖端技术方面，并不是一位领导者，而是一位追随者。
所以，它的工业产量已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实际上也落后于日本；苏联不但没能赶上美国，而且落到了日本的后面。因此，苏联现在在全球工业等级中名列第三。今天，我们之所以听到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洛夫以及领袖人物米哈尔·戈尔巴乔夫作出这样的宣布：根本的问题在于苏联的社会和实际做法需要彻底检查，原因就在于此。
在富有想力的美国，我们发现太阳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许多严重的问题日益加深。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从世界上第一债权国下降为第一债务国。
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美国报纸上尽是这样的报道：无家可归的人们露宿街头；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现象不断增长、遍及全国；酒精中毒、吸毒成瘾、少女怀孕和青少年自杀的比率与日俱增。
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
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做的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有前途的趋势。人类过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色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
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发觉自己陷入困境，当今技术革命与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例如，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世界目前生产的食物多于它的需求。如果林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平均分配。
由于我们拒绝接受社会的变化，每个民族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全世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古老的生产率问题首次得到解决之后，营养不良和忍饥挨饿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样，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
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装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上述例子说明，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多么严重，多么可怕。
爱伯特·爱因斯坦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
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警告我们：“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