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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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反，日本人简直是礼仪的模范。正是这种礼仪的限制，可以使他们减少一些必须洗刷污名的理由。他们依然会把别人的侮辱转化为自己成功的动力，但是他们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侮辱事件的发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日本利用了这种侮辱的作用，才使他在远东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最近十年对英美的战争政策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西方人就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性和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作的评论与其说适用于日本，还不如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动辄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日本人在这次战败后所作出的行为令很多西方人的预言显得很离谱，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谈到名誉的“情义”时，还有种种特殊的限制。

正文　第八章　洗刷罪名（3）

　　　　美国人不能低估日本人对受到的诽谤的敏感，无论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多么讲礼貌的民族。美国人¾；常随便评论别人，他们看来这不过游戏而已。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对那些随意的批评斤斤计较。日本家牧野芳雄用英文撰写并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自传，在里面他生动地描写了他对所谓“嘲笑”所作出的正宗的日本式反应。当他撰写此书时，他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了很久，但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仍是那样强烈，就像他依然住在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一样。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家庭充满欢乐，而他正是在备受宠爱的条件下长大的。他的童年步入尾声时，他的母亲亡故了，随后，父亲也破产了。为偿还债务，他们卖光了全部财产，家道从此衰落。牧野有个学习英语的愿望，但他没有钱来实现。为学习英语，他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当看门人。直到十八岁时，除了乡镇周围他基本没去过其他地方，但他决心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向他说出了自己想去美国的心愿，我希望他也许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大叫：“什么，就你也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在屋子里；他们两人一同嘲笑我！在这瞬间，我觉得似乎头上的血都流到了脚底！我在地默默地站了几秒，然后连“再见”都不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我对自己说，“一切到此为止。”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在此写出当时的理由。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不真诚，而嘲笑就是最不真诚的！

　　　　我¾；常谅那些发的人，因为发是人类的本性。对我说谎的人，我一般也能谅解，因为人的本质是十分软弱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坚定的面对困难，不说真话也可以理解。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谅，因为人们很难明辨是非，难免不深陷其中。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惟独对嘲笑，毫无谅的余地。这是因为只有故意的不真诚，才会去嘲笑一个无辜的人。请让我给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灵魂与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呼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整理东西，背起行囊，离开了传教士的家。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家，没想到自己这种纯真的感情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被“杀害”了。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他只有靠实现目的来洗刷污名。因此，在被传教士“嘲笑”以后，他只有离开那个地方，并让人看到他有去美国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使用“insincerity（不诚实）”这个词来指责传教士，美国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根据美国人的理解，这个传教士的吃惊是完全“sincere（诚实）”的。显然，家是在日语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一直认为，无意挑起争端却去嘲笑别人的人是不诚实的，那嘲笑毫无根据，因此是对不诚实的最有利的证明。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惟独对嘲笑，毫无谅的余地。”既然不可“谅”，那唯一可行的便是报复。牧野到达了美国，于是洗刷了污名。在遭受侮辱或者失败的时候，报复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这在日本传统中地位极高。那些以西方人为受众的日本作家常常用丰富多彩的手法描述日本人对待报复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富博爱思想的人之一，但他在1900年撰写的著作中曾写道：“报复可以满足我们某种正义感。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严密，只有报复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冈仓由三郎在一部名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的著作中把报复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做了比较，他写道：

　　　　“日本人很多所谓的心理特性，基本都是来源于对洁净的喜爱以及相应地对污秽的厌恶。请问，除此之外还能作何解释？因为我们实际上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习惯于把对家族名誉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污秽与创伤，若不通过申辩加以彻底洗刷，就不会洁净与愈合。对于日本公私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仇杀现象，不妨看作一个因为讲究洁净而形成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道，这样，日本人便“过着一种纯净无暇的生活，如同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而安宁。”换言之，这种“晨浴”洗去别人扔在你身上的污秽，只要还有一点污秽粘在你身上，你就不算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的伦理教育：如果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只有自己才会侮辱自己，别人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

　　　　不断地把这种“晨浴”式仇杀的理想展示在一般民众面前是日本的传统。无数的事件与英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这些故事被选入学校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成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它们是今天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当中有许多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个大名叫三个家臣说出某把宝刀的制造者，他们三人各执一词，最后请来专家，结果名古屋山三是唯一猜中那把刀是村正制造的。鉴定错了的另外两人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开始伺机加害山三。其中一人趁山三熟睡之时用山三的刀刺向山三，但山三并未被刺死。于是，袭击山三的人此后就专事报复。最后他们终于杀死山三，维护了他们的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讲到，即使是主君，他侮辱了我我也要复仇。在日本的伦理中，“情义”既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时也意味着当家臣受到主君侮辱时就对他反目成仇。在有关德川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传说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川家康的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说他“是一个要被鱼刺卡死的人”。这种说他不得好死的诽谤是忍无可忍的，这个家臣发誓至死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德川家康刚刚定都½；户，正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未荡平。那个家臣向敌对的诸侯表示，愿作为内应火烧½；户。这样他就可尽到“情义”，实现对德川家康的报复。西方人对日本人忠诚的议论大多触及不到根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并非仅仅限于忠诚，特殊情况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所说的，“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受到侮辱的人也同样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者对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而且丰富多彩。但如若人们查阅一下当代的传记、小说和现实的事件就会发现，日本人虽然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但在今天却与西方人一样很少为之，甚至比西方人还要少之更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名誉不再敏感，而意味着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是更多地趋向防御，而不是攻击。日本人对侮辱依然看得很重，但人们更多的选择自我解嘲而非挑起争斗。在明治以前那无法无天的时代，人们为报复而进行直接攻击的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相互依存的¾；济现状、法律和秩序的制约，这些都使得复仇行为必须转为秘密行动或者深藏于心。人们可以玩弄诡计报复仇敌于无形之中。比如像古代故事里那样，主人把粪便暗藏于美食之中给仇敌享用，而对方毫无察觉。但是，即使是这种秘密的攻击也已¾；很少见了，人们更多的把攻击转向自己。这时人们有两种选择：化侮辱为力量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或者让它吞噬自己的心灵。

正文　第八章　洗刷罪名（4）

　　　　日本人因为对失败、诽谤和排斥很敏感，因而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而不是怨天尤人。近几十年间，日本小说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陷入极端暴和抑郁悲伤交织的困境。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厌倦情绪。他们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这并不是因为理想太远而产生的苦恼，对远大的理想而言，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厌倦也不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日本人一旦拥有远大理想，就会摆脱厌倦情绪。不管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厌倦是过分易受创伤的民族的疾病。他们对于遭到拒绝觉得恐怖，把这种恐怖深深地埋到心底里去，从而使自己不知何去何从。日本小说中的厌倦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与我们熟悉的俄罗斯小说中描写的厌倦是不同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别是俄罗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有厌倦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对立的感觉。他并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的厌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确实，与西方人根本观念的这种差异远远超出了这儿所论述的特殊例子，但它与日本人难以摆脱的忧郁有着特别深刻的关系。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述厌倦的民族，他们与美国不同。美国小说一般不涉及这种题材。美国的小说作家把作品中人物的不幸归罪于性格缺陷或者社会的残酷打击，而描绘单纯的厌倦是极少的。当写某人不能与周围环境调相处时，必然会写出其因及形成过程，以引起读者从道义上对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某种缺点或社会制度中的某种弊端进行谴责。日本也有一些无产阶级小说，它们谴责城市中令人绝望的¾；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怕事件。但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一样在飘荡。无论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小说作者，他们都认为没有必须要分析主人公的生存环境和成长¾；历，以弄清楚这阴云从何而来。它来无影去无踪，人们则易受创伤。古代故事中的英雄惯于向敌人攻击，他们则把这攻击转向自身。他们觉得，消极情绪都是没有来由的。他们可能抓住某一事件作为忧郁的因，但这一事件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象征罢了。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既能洗刷污名又能在死后赢得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杀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进行的自我毁灭。但推崇自杀的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崇高而意义非凡的行为。特殊情况下，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自杀是理所当然的最体面的行为。年关来临无力还债的人、引咎自杀的官员、无法结合而双双自杀的恋人和抗议政府推迟对华战争的爱国志士都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以及不愿做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使向自己。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一种新的现象。是否如此，殊难判断，但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的观察者常常对自杀率估计过高。按比例计算，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比任何时代的日本都要多。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日本人像美国欣赏犯罪而对犯罪大书特书一样的欣赏自杀。相比杀人，他们对自杀更津津乐道。若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作为他们最喜欢的“刺激性的大事”。谈论自杀所得到的特殊满足感是其他话题所无法得到的。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富有自虐倾向。历史故事里所传颂的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是为了免受刑罚的耻辱，就像西方的军人认为与其被俘受绞刑不如接受枪杀，与其被拷问不如自杀。武士获准“切腹’自杀就像蒙耻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用手枪秘密自杀是一样的。普鲁士军官得知除了以死捍卫荣誉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时，他的上司就会在他的房间的桌子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只是一种形式，死是必然的。近代人们常常为了避免去杀害他人而选择自杀，与封建时代的象征勇气与果断的自杀不同，现在的自杀代表的只是自我毁灭。在最近过去的两代中，日本人感到“世界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用“晨浴”洗去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从过去到现在，自杀常常是作为获得胜利而使用的最后手段，但现在变化的有所不同了。德川时代有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顾问在担任将军的监护人时曾在将军和其他顾问面前袒腹抽刀，随时准备切腹。他的自杀威胁奏了效，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目的达成，所以他就没有自杀。若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将军监护是在对反对派进行讹诈。但在现代这种抗议性自杀是殉道而不是谈判手段。自杀行为一般是在意见未被采纳，或是为了使自己名留青史而反对“裁减海军军备条约”这种已签定时施行。这种时候，只有真正的自杀才有影响舆论的震撼效果，所以就不只是威胁了。

　　　　当对名誉的“情义”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加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采取自杀那样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仅仅产生于忧郁、无力和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偏偏在这个阶层广泛流行是有充分的社会因的。过剩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得到等级制中相应的位置，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施展抱负，这就是因所在。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府对知识分子不放心，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所以他们的心灵倍加受伤。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把他们的失意归咎于西方化所造成的混乱，但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日本人特有的情绪剧变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变为强烈的厌倦情绪。许多知识分子都遭受过这种传统的心理摧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使自己避免这种精神崩溃：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的目标，再次将攻击的矛头从自我转向外部。对外侵略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他们摆脱了心中的阴霾，并重又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新的巨大力量。他们觉得，虽然自己在个人关系中屡屡失败，但在国家的对外侵略中却可以百战百胜。

　　　　现在，战败的结果证明了这种信念的错误，消沉又成了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他们是什么想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