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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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发一样？”（佛教僧侣是剃光头发的）回答是：“想到死你也做不到”。
“各守本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表现得很负责任”。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类似于父亲的特权。在过去，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继承祖业，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钱。但是古老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做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因为地位低一等，走路要永远走在丈夫后面。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要平静地对待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这样的事。即使有专为年青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但依然是以教授举止礼仪为主。
与男孩的智力教育更是相去甚远。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可笑的是，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竟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享受着更多的自由，而这并非就是日本西化的表现。她们从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相比于印度女性，她们能够自由出入则让后者羡慕不已。日本的妻子掌管全家¾；济命脉，控制收入和支出。钱不够用时她们会挑选某样东西拿去当铺。他们管理着佣人并且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她一旦成为婆婆后就真正是家政大权独揽，指手脚，好像生命中从未做过那个惟命是从的小媳妇。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对家庭全体成员负责，无论是活着，死了，还是即将出生。关键事物由他决定并负责贯彻执行。而他的权力并非绝对的。他的行为关乎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并要求他们与之相配。即使身为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地位越高责任越重。有时为了家庭利益他们要必须放弃个人要求。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无论地位高低，家长都会召集所有成员参与讨论。例如，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的成员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在作结论的过程中，地位低的人的意见也不会被无视，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的意见很有可能就是该事件的定论。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自己也会很难堪。当然当事人对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可能无法接受。不过，那些作为“过来人”的长辈会坚决让他们走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路。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权利小，而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孩子们尊重专制，也不培养他们轻易对权力屈服的习惯，而是以家族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家庭意志。
儿时在家庭内部等级制度下学到的东西和养成的习惯，在他成人后用于¾；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早已习惯对那些在特定的“适当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敬意，而不管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否拥有实权。即使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一位受弟弟支配的兄长，在正式场合依然会受到尊重。特权的表面形式并不会因为背后操纵而被破坏。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习惯，有时候会让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而乐于幕后掌权的人行动自如，因为该情况下，他很少会引人注意。让家族的全体成员确信这是维护家门名誉的事，是让全体家庭成员作出最有力的支持的根本，这一点，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确认。这种决定并不是某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是一位物质与精神产业的受托管理人，这种产业对家族所有人都至关重要，所以要求人人服从。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使用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服从家庭，不尊重长辈。家族中的长者很少是强势人物，但家族等级制依然运转良好。
与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不同，美国人对上述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描述难以接受，当然更不能正确理解日本家庭内部的强有力的、公认的感情纽带。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精神，这正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要想理解等级制度在政治和¾；济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对他们的影响，其前提就是先认识到他们怎么在家庭生活里养成的这种习惯。
等级制在日本人阶级关系上的体现一如等级制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整个日本历史，就是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历史。一个有数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在存在重大长处的同时也存在重大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在那时；日本就把从没有等级制度的中国借用过来的生活方式作了修改，使之与日本的等级制度相融合。在7世纪和8世纪时期，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为此倾注了极大热情。此前日本并没有正式的文字，7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那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语言。日本曾¾；有过一种有四万个神的宗教，它保佑山林和村落，并赐福于人们。这种民间宗教历¾；变迁延续至今，发展成了现代的神道教。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举引入佛教，并逐步使其成为国教。此前的日本并无永久性的建筑，无论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这时天皇仿照中国首都的模式建造了一座新的奈良城，同时在日本各地还根据中国式样建立了很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和僧院。天皇也采用了其使节从中国介绍过来的官职、品级制度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能如此有计划地成功吸取其他国家的文化的国家，除日本外，别无他例。
正文 第三章 各守本分（3）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复制出中国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要通过科举制获得的官职，在日本都授予了那些世袭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忌惮对方的势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无论日本怎样认真的复制中国文明，它依然没有能够采纳中国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的生活方式，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日本也没有接受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在中国频繁改朝换代的事，在日本是一次也不可能发生的。天皇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无疑根本就没有想像过世俗皇帝给人下马这种事，更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些文明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8世纪末，贵族藤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后来，藤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主的抵制，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此时著名的封建领主源赖朝征服了所有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人称号成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将军成为世袭——源赖朝的子孙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天皇有名无实，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仅有的重要性就是为将军举行授职礼。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里，为确保其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主以武力征服。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其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命于大名，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公元16世纪内战遍地。¾；过几十年动乱，伟大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随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的位置260多年。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为止。近代历史的帷幕从此揭开。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直到它的末期，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下的和平，并有效地执行了为德川幕府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而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内乱中一些最强大的藩的领主与他为敌，只是在被打败之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让这些大名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和家臣，并在自己领地享有高度自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不能享有成为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要职。这些要职都留给“谱代”（即嫡系）大名，即内战中德川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使这种困难的政治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不让封建领主，即大名，积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统治地位，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坚固。
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制度，并对各个阶层的日常行为做了详细规定。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服，食物，以及能够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种类，都是根据这种世袭身份规定的。皇族和宫廷贵族（宫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次序如下：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贱民阶级当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拾垃圾的人、埋葬死刑犯尸体的人、剥死兽皮的人和制造皮革的人。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本不被看做是人，甚至穿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也是不可计入里程中的，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极度贫困。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他们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所有的正式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将他们排除在外。
商人仅比贱民高一级。这绝对令美国人难以置信，可这确实是事实。商人阶级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因为商业活动越频繁越发达，封建制度就越有衰落的危险。德川家族在17世纪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前所未有的严峻的锁国令，想要从根本上铲除商人存在的基础。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并因此使商人阶级得以发展。德川家族于是宣布建造或驾驶超过某种尺寸的船只都要处以极刑，从而阻止了这一切贸易。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只，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各个藩的边境上都设有关卡严格限制商品进出，所以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强调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规定了他们的穿戴、雨伞以及他们在婚葬时的费用限制。武士区禁止他们居住。在享有特权的武士的刀面前，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德川家族试图永远把商人置于卑贱的地位，而在早已步入货币¾；济时代的日本，这一行为无疑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最适合于稳定的封建制度的阶级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最终结束内战之前，名将丰臣秀吉已¾；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只给武士以带刀的权利，但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成为合法的生产者，他成了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每年俸禄的寄生阶级的一员。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作为俸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完全衣食无忧，因为他可以依赖大名。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大名和武士就结成了牢固的纽带关系。在德川时代的和平背景下这种联系变成¾；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个像中世纪欧洲的骑上那样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有钱的士兵。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这份俸禄并不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仅能勉强维生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由几个继承者来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是财富和声望与威仪扯上关系，于是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就是：简朴为最高尚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商人之间的最大鸿沟在于：后三者是庶民，而他不是。佩刀不仅仅是装饰，更重要的是特权和身份的象征。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这在德川时代之前就已¾；成为传统了。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可就地斩首。”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有时也会因为形势所迫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沟通本身不是这种体制的固有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仅只是与刀剑为伍。他们逐渐成为其领主的财产的管理人，成为像能乐、茶道这样一些高雅艺术的专家。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200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几乎没有显示自身武力的机会。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随时准备浴血奋战，但在此期间依然学会了各种高雅艺术。
农民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