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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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金沙遗址的出土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它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蒸发”，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生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尽相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大型玉琮的出现又叫人想起良渚文化，不过，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看，这些现象都是可以得到合理阐释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长起来的，它必有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量。
现在要对金沙遗址作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看来还为时过早，因为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许多未知的文化因素尚未被揭示出来。我们无法预测这里是否埋藏有类似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大立人像那么巨型的古蜀时期青铜制品，这一切都只有依靠时间的推移，最终把结局呈现在关心和喜爱古蜀文化的人们面前。
金沙跪立神像之迷
金沙遗址出土了12件跪立石像，让考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跪立石像一丝不挂，男性身上也涂着艳丽的朱砂，双手都被反缚在身后，手指大残缺，有的为9根，有的7根，最少的只有5根。
这些奇特的石像在考古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中原地区的远古遗址中，也时常有跪立玉像的出土，不同的是，跪立玉像身上都有衣服蔽体，而且身份高贵。金沙出土的这种赤裸的石像在中原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
专家们首先对石像的一丝不挂展开了研究。根据流传的神话或传说，古人只有在与神交流的时候才可能一丝不挂。因为在古人眼中，神灵是至高无上的，只有裸体面对神灵才是完全的崇敬。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人像也有裸体的，这是一个长相端庄的古蜀女人，上身赤裸，头上顶着一只庞大的尊。她被认为是一位专门为神灵服务的女人，并且，也是跪立的，很容易便使我们与金沙遗址的石像联系了起来。于是，考古学家推测，金沙石像可能与三星堆女人像一样，都是奉献给神灵的。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既然要奉献给神灵，为什么要捆绑住身体呢？考古学家又进行了种种的推测。一种说法认为这些石像是金沙古国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所以才被金沙人捆绑起来，扒光衣服。这些从石像的表情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大多表情痛苦不安，甚至诚惶诚恐。所以，金沙人雕刻这些石像也许是为了炫耀战争的胜利，这些石像被当作战利品到处巡展。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石像是古蜀人祈雨的巫师。《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了一些上古先民独特的祭祀方式，商王成汤的祭祀方式十分有代表性。
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后，便遇到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没有落一滴雨，庄稼五年没有收成。成汤在桑林中设立祭坛，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把手反缚于背后，向天祈祷，瓢泼大雨这才倾盆而下。
这段记载给考古学家很大的启示。金沙石像也是剃了头，双手被缚，这和成汤的祭祀方式是一样的。一边是商朝尊贵的商王，一边是金沙古国身份神秘的石像，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在古蜀金沙，巫师是一个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职务，一个王国内部可能有许多巫师，有的是“大巫”，有的是“小巫”。一般来说，“大巫”在祭祀中处于中心地位，“小巫”协助“大巫”进行祭祀活动。考古学家认为，金沙石像有可能就是“小巫”。
在祭祀，这些“小巫”通常跪立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嘴里发出奇异的声音，脸上流露着虔诚和期盼的神情。在他们脚下，成千上万的古蜀人仰视着他们与神灵的对话。
在我们的阅读习惯中，“跪”带着浓厚的贬义味道。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人一直是跪立的。所以由此推测，这些石像为神职人员的可能性比较大。
金沙文化遗址现状
金沙文化是一处十分独特的文化类型，它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由于金沙遗址内涵丰富，分布范围比较广泛，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还不到一半，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为了保护金沙遗址，成都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金沙遗址博物馆。规划中的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37895平方米，包括遗址馆展示、陈列馆展示、室外景观展示三大部分。
遗址馆主要以发掘现场原生态保护展示为主，让观众对金沙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陈列馆将以古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为纲，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28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室外景观展示将通过相关雕塑、复原等景观雕塑，从时空上延伸博物馆陈列展示内容。博物馆还将大量使用现代化技术，通过场景复原，营造出现场体验感，原生态展示象牙挖掘过程。预计2006年年底，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将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十分珍贵，如何保护挖掘后的象牙成了博物馆的重要问题。为此，国家科技部已经将金沙遗址的象牙保护问题，列入国家级的重要课题进行专题研究，以确保文物在展馆开放的同时得到安全的保护。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决定采用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沙太阳神鸟”图案十分别致，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
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北京人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发现，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距今历史：约20…70万年
考古地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最生动，植物化石门类最齐全的古人类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为古猿与智人之间的原始人类。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距北京城约50公里。1929年，北京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证实了7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北京人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但它的发现却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是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古人类遗址。
考古发现过程
在周口店西面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圆形小山，比较低的一座叫龙骨山。龙骨山南北长约220米，山顶最高海拔145米，高出龙骨山下的坝儿河河床66米。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很大的洞穴，根据堆积物的范围估计，东西长约140米，西部最窄只有2米多。这个洞穴就是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猿人洞。
北京人的发现有些偶然。1918年，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国人吉布，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采集到了一些化石，并把这些化石交给了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1914年受聘于我国商务部，负责查找矿源。
安特生接到这些化石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这里出土的化石大多是一些鸟类化石，看起来和鸡骨十分相象，怪不得当地人称之为鸡骨山。这次勘察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但从地层关系来看年代十分久远。1921年，安特生和几位助手再次来到“鸡骨山”寻找化石。
在那个年代，周口店一带是偏远的郊区，突然出现了几个洋人，成了当地的大新闻，发掘现场经常有很多围观的人群，一边看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突然一个人站出来对他们说：“这里挖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里的龙骨有多又大。”
这个地点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的龙骨山，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北京猿人遗址。安特生跟随老乡来到这里后，很快就发现了大量的大型动物化石。在堆积物里，安特生还发现了几块白色石英碎片。石英的硬度很大，碎片的刃口也非常锋利，十分适合用来做工具。根据地层关系，安特生断定这些石英碎片是“外来之物”，很有可能是远古人类的工具。
此后，安特生安排助手在那里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试掘，发现的化石标本被运送回瑞典进行清理。1926年9月，清理出两颗人牙的消息从瑞典传到了北京，从此引发了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龙骨山，地产权属鸿丰煤厂，1929年由裴文中出面和鸿丰煤厂几经交涉，最后由新生代研究室出资4900元高价获得了永租权。永租权的范围包括整个的龙骨山和西小山头的一半。对龙骨山的正式发掘于1927年4月16日开始。在龙骨山，有很多悬在半空中的危险角砾岩，所以发掘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危险的岩石炸下来。另外还要对遗址做系统调查、消除地面乱石堆，炸下来的角砾岩也要进行检查。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就要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原生洞穴堆积进行系统发掘了。
1928年，裴文中加入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来，那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1929年，原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进赴陕北一带考察新生代地层，具体主持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的重任落到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裴文中身上。对于年轻的裴文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裴文中主持考古队在1927年和1928年发掘区的中间开始发掘，渐渐地，发掘的部分开始缩小，堆积的体积也渐渐地狭窄了。当发掘的地方窄到无可再窄，只能容得下几个人发掘的空间时，忽又见到向南伸出一段空隙。这个小小的空隙，以后被称为“猿人洞”。当初次见到这段空隙的时候，裴文中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作了详细观察，他们腰上系好绳子，上面有些人拉着绳子的一头，坠绳而下。洞内化石非常多，这些发现让裴文中等人兴奋异常。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12月2日，发掘工作照常进行着。下午四点多钟，已经日落西山，北风习习吹来，使人感觉寒冷。由于工作面小，运土的办法是最原始的，用绳子一筐一筐地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在接近收工的时候，突然，裴文中大声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人头”两个字刚出口，发掘的几个人就围拢来伸头向下观望，为防止出现意外，大家决定当天晚上就把它挖出来。这个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把周围的土掏空，裴文中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下来，头骨的一部分虽然由于些微震动而破裂开来，但这并未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黏接后很完整。
头盖骨挖出来很潮湿，一碰就碎，裴文中等人日以继夜地生上火盆烘烤它，干了之后，又用水糊上几层棉纸，厚厚的，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然后再放在火盆旁边烤。裴文中看见外面的石膏既干又坚固了，就把它裹在行李中——用他的两床旧棉被先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与普通行李一样捆好，1929年在12月6日，他把头盖骨送到北平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差一点将头盖骨掉到地上。当他缓过神来后，突然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
不久，发现第一个完整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学术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龙骨山这个小小的地方来了。
从1921年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来，历次的发掘工作仅注意于动物化石或人类化石的搜寻，而完全忽略了人类的文化遗存。1929年，考古工作者经常能从猿人洞内挖出一些似乎被烧过和被炭化的兽骨化石。发掘人员想，这会不会是北京猿人用火遗留下来的证据？但是当时由于学识和经验不足，不敢肯定。那时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最先进的国家，于是把一部分黑色的骨片送到巴黎鉴定。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是人类用火活动的证据。由此，考古学家对遗址中的石器、烧骨和用火灰烬加大了研究，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北京人的研究纳入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1935年，裴文中赴法国留学深造，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贾兰坡登上了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大舞台，并演出了发掘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世界人类史上的大剧目。
193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猿人洞靠近北边的洞壁处挖出一块骨片。贾兰坡见到碎骨片的形状，立即意识到是人的头盖部分，细看是人的顶骨。他立即把出露头盖骨碎片附近大约6平方米的范围作为特别区域，选了几位发掘能手进行发掘。结果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头骨碎片，包括枕骨、眉骨、耳骨，都相继露出来了。情况表明这是一个头骨无疑。下午，从挖出上述头盖骨北1米、下半米的地方又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头盖骨。保存的情况与前者相仿佛，也裂成多块。
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另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样破碎，保存得比过去所有的都完整得多，连部分大孔、鼻骨和部分眼眶骨等都有。头盖骨也比较好修复，当天即把它修复完毕，连夜由贾兰坡亲自送回北平。至此，由贾兰坡主持在12天内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成为古人类学科学史上的永恒事实。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材料不断被发现，可到了1937年，周口店近旁蓦地响起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十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于7月9日中断。此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周口店，留守技工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被日军杀死在房山县城南门外。裴文中和贾兰坡建在周口店的办公室也全部被拆毁。研究工作人员撤回北平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仍勉强维持工作。龙骨山这块闪耀着古人类学圣洁光环的科学殿堂，一任日寇铁蹄践踏。
北京解放后，在中财委和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由贾兰坡和刘宪亭主持，于1949年9月27日重新开始了对龙骨山的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到1951年。1958年至1960年间接进行了发掘。
1966年，在裴文中领导下又对龙骨山进行发掘。在发掘的同时，国家在龙骨山建立了“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十年动乱期间，龙骨山发掘工作停顿。
解放后龙骨山最有代表性的发掘，非“新洞人”莫属。新洞的发现得益于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当时正值1967年2月，几名红卫兵怀着敢想敢干的好奇心到周口店游玩。他们沿着发掘点北边的石缝钻入洞中，走过一条约3米宽的孔道，向前走了约10米远，发现了一个深20米、宽10多米的洞穴，这个洞穴保存完好。这些青年人从洞中钻出来后，便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中的情况，这个洞便是“新洞”。
1973年2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乔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