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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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轻易就可以捕获到大型的猎物。

　　鄂尔多斯人已经会制作石器，但一般是工具，而不是打猎的武器。除羚羊外，他们还捕杀野马、野驴、鹿，甚至还包括体态庞大的披毛犀。从这些动物的化石来看，无一不带有人工砸击、切刮的痕迹，清楚地表明鄂尔多斯人利用石器肢解猎物，甚至敲骨吸髓。

　　毛乌素洼地缺少合适的石头，工匠们必须到40公里以外的西部高地上去采集小卵石，并用这些小石头做打制石器。由于材料缺少，所以史前的工匠们对来之不易的原料特别珍惜，工作时特别认真，并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鄂尔多斯人有用火的能力和熟食的习惯。在萨拉乌苏河畔有大量的炭屑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很多烧焦的兽骨碎屑。这一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已经懂得利用火来烧烤猎物，并且还非常懂得开发能源，即利用吃剩的兽骨充当燃料维持营地篝火。高原上的夜晚不仅寒风刺骨，而且不远处闪烁着狼群凶狠的目光，传来悚人的嚎叫。有了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有个温暖而安宁住处。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内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迄今为止共发现了人类化石、石器化石等遗物380多种，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45个种类。

　　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人”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人”的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专家认为它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萨拉乌苏河畔还出土了大量的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角器。石器多是钻具、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微型砍斫器等，是用来处理猎物的工具。萨拉乌苏石器的尺寸特别小，长度一般不超过2厘米，有的甚至在l厘米以内，最大的两件也不过7厘米左右。像这样小的石器，很难想像在和野兽搏斗时能够发挥威力。目前，在萨拉乌苏没有发现打猎的武器。

　　出土的骨角器，大多是羚羊角和一些被截断的鹿角。前者看来是采集植物块根和挖洞捕鼠时使用的挖掘工具，后者则是用来打制工具或敲骨吸随的手锤。和石器一样，它们也是一般工具而不是武器。

　　经过多位专家的测定，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是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除此以外，萨拉乌苏遗址还被认为在地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鄂尔多斯的民族交融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鄂尔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这样的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合与交融；是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悲喜，承载着不同朝代、不同国家的绵延起伏。　

　　“鄂尔多斯人”牙齿的发现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的第一章，它不仅是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的人类化石，同时揭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考古研究的第一页。

　　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发端于4200年前新石器龙山时代晚期，延续到距今3500年前商代前期，早晚延续约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纵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鄂尔多斯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起源于商代，鼎盛于春秋、战国，衰落于西汉。其实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均出土过具有浓郁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金银制品，但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出土数量最多，故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地区还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包括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只匈奴金冠，证明了鄂尔多斯是匈奴活动和栖息的重要领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影响。当今的学者，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驰骋在中国古代北方历史长卷中那些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有了具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以游牧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西方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佐证，可以说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　

　　据历史记载，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到了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建立了大夏国，并在此兴建了大夏国都。

　　鄂尔多斯是生态的高原，也是文化高原。它以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生态风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尤其是其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统一，展示给我们一个丰富独特的鄂尔多斯文化。

　　独特的古代鄂尔多斯民俗

　　鄂尔多斯的婚礼习俗集鄂尔多斯祭祀、民俗、民族音乐、舞蹈、服饰和智慧、幽默之大成，它产生于蒙古远古时代，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和魅力的婚礼之一。　

　　鄂尔多斯婚礼依旧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习俗。结婚时，男家要在附近另设一座披红挂绿的蒙古包，作为新房。新郎换上崭新的装束，准备去迎亲；新娘则在自己家的蒙古包内梳洗打扮迎接新郎的到来。

　　迎亲一般在傍晚，新郎身着红绸长袍，腰束金黄宽带，脚登高统马靴，在领头人、祝颂人的陪同下扬鞭策马向新娘家驰去。　

　　传统礼节里迎亲队伍首先要在新娘所在的城市骑马绕跑一周，然后才可以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等待了许久的亲友立刻迎上来，装作拒娶的样子，还用一条条丝带将迎亲者挡住，这叫“彩带隔门”。

　　进包后，新娘家举行盛宴招待迎亲的人，歌声不绝，直到深夜。第二天，新娘要离开家时往往泪如雨下，似乎很伤心。这其实是鄂尔多斯婚礼中的“哭嫁”习俗。这时新郎就要“抢亲”，陪亲的姑娘则假意将新娘保护起来，场面十分热闹。　

　　新娘到了男方家里还要举行“跳火”仪式，进入蒙古包，婆婆揭开儿媳妇的蒙头纱，然后赠送礼品，并给新娘起新的名字，接着全羊席开始，持续到天明。　

　　蛮汉调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民间艺术精品。在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殿堂中，有很多被人们传诵的经典，其中在鄂尔多斯准格尔山区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共同传唱的蛮汉调是鄂尔多斯高原文化的产物。　

　　千百年来，鄂尔多斯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地域文化，并且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丰富和发展着各种门类艺术，蛮汉调就是鄂尔多斯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宠儿。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水宝地，突厥、匈奴、党项等部落都曾经先后驻牧于这块地方。原始的蒙古族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为蛮汉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蛮汉调既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的“短调”歌曲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准格尔汉族人民的乡音土语，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　

　　1996年准格尔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蛮汉调之乡”。随着时代的发展，蛮汉调的演唱群体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现状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正式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历史。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萨拉乌苏遗址开发保护的需要，乌审旗成立了“萨拉乌苏”遗址开发领导小组和文化产业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把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投资1500万元修通了“萨拉乌苏”遗址旅游专线，兴建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并特邀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家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进行了全面规划。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针对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出台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防沙治沙，防止沙漠掩埋；二是水土流失治理，防止萨拉乌苏河冲刷；三是迁移遗址范围内的400多居民，防止人为破坏；四是做一个地质剖面，并建成一处地质博物馆。规划中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到2010年完成，总投资额约9600万元。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雕塑及标志性大门正在建设当中，地质公园也已初具规模，投资千万元的文化中心也将在近期交付使用。

　　被误译的“鄂尔多斯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起初被称为“河套文化”，源于最初发现的那颗鄂尔多斯人牙。这颗著名的鄂尔多斯人牙发现于1923年，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27年在发表论文中称它为“鄂尔多斯人牙”。后来，因汉译将“ados”误译成“河套”，于是，“河套人”成了中国化石人类家族里的一员。其实，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互不相干。2004年，在“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提出，“河套人”理应正名为“鄂尔多斯人”，“河套文化”也应更名为“鄂尔多斯文化”，即“萨拉乌苏文化”。　　　


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仰韶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仰韶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0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1951年和1980年对该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

　　距今历史：距今5000…7000年前

　　考古地位：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人们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开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林、后岗等多种类型。

　　仰韶村遗址座落在渑池县韶山脚下三面环水的台地上，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正是这样的环境孕生了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就试图穿过这片神秘的氤氲，穿越6000年的时光，来到仰韶寻找华夏先民的足迹，为我们揭开6000年前的秘密。

　　考古发现过程

　　黄河流域是人类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很早以来就被国内外的考古界所关注，当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尤其是有“彩陶文化”之称的仰韶文化。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活跃在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界，对于任何可能发现古人类化石的线索都不放过。1918年10月，一位老家在仰韶村的王某告诉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过古生物化石，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个多月后，安特生来到了河南省渑池县，立刻投入到了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勘测中。

　　这次的勘测收获并不大，但安特生并没有放弃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去河南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正是这次调查之旅拉开了仰韶遗址发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区闹旱灾，农民们生活十分艰难，突然听说京城来人出高价钱买些破石器，村民们乐坏了，纷纷把那些耕地时翻出的石头卖给了刘长山。看着搜集来的石器，刘长山欣喜若狂，一再请求当地农民带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这片祖先居住过的废墟上，刘长山首次发现了陶器的碎片，这一发现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亲自实地采集石器和陶片，几天下来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刘长山带着他采集到的各种磨制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这么多的石斧、石镰、石刀、陶片非常震惊，并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立刻决定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来到渑池县，并立刻奔往仰韶村对遗址进行试掘。当时正下着细雨，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雾中仍然处处留意，时时下马细心观察地形的差异和变化，此时他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业中。

　　这次安特声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并初步调查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

　　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带领的发掘队伍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特生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我国地质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学者。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架起了行军床，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就在这块长900余米，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土层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于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图案，为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次发掘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安特生的到来给封闭的仰韶村民带来了少有的快乐。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摇留声机放在所住农家小院的门前“唱洋戏”，还经常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