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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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秦王焉、文帝焉，一锅出笼，读者老爷实在分不清说的到底是谁。摇尾系统始终不敢提王二麻子。盖一个人一旦当了头目，他的名字就成了老虎屁股，只敢绕着该屁股团团兜圈子，把大家累的气喘如牛。
　　　三曰中国史籍固然大多数根据事实，但受了泛政治泛道德的影响，也往往大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像「濮议」「大礼议」事件，史学家竟然主张「亲爹不是亲爹，伯父才是亲爹」。凡坚持「亲爹就是亲爹，伯父就是伯父」的人，都是奸邪。又像十二世纪宋王朝的马植先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和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却被硬生生列入〈奸臣传〉。和稀泥的朋友到处和稀泥，史籍中似乎不但没有真理，也没有羞耻。
　　　四曰中国史籍中，人权意识越来越淡，不仅帝王和当权份子不把人当人，连摇尾系统的知识份子，也狗仗主势，不把人当人。层出不穷的血淋淋的暴政，小民只敢哀求帝王将相高抬贵手，高抬了贵手是帝王将相的仁慈，一拳下去，血肉模糊，则只敢「哀而不怨」，才是上品。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反抗，凡反抗的朋友，在史籍上都是天性险恶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除非你反抗成了功，也坐上金銮宝殿，那你就忽然尾大不堪，自有摇尾系统歌功颂德，这就跟唐吉诃德先生一旦成了贵族，自有人查出他具有皇家血统一样。中国史籍似乎只在培养奴性，不在培养人性。
　　　以上四个原因，成为中国史籍的四个毒癌，使中国史籍，不但可读性极低，而且太多掩饰，或太多曲解真相。中国史学家以及文学家一个个都成了帝王的保镳打手，中国史籍酱在传统的酱缸文化里，不但缺少生意，也缺少生命；在世界文化中，它的结果恐怕是三振出局。
　　　然而，给柏杨先生刺激最大的，是四世纪到六世纪，三个世纪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中国没有一部史籍能把这段历史，说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传统史学家的特征是嘴巴里好像含着一个鸽子蛋，口齿不清。《宋史》的作者恨王安石先生入骨（因为王先生的新政几乎剥光他们的既得利益），在王先生跟辽帝国画界之后，就一口咬定王先生是卖国贼，抨击曰：「东西丧地七百里。」这七百里是怎么算法哉？东西长七百里，则南北宽有多少？一尺？一寸？或者也是七百里？「五胡乱华十九国」，明明是十九国，第一个人恍恍惚惚数成了十六国，以后的家伙就比葫芦画瓢，也恍恍惚惚继承了十六国。柏杨先生一直想不通，为啥不肯伸出手指数一数哉？手指不够用，伸出脚趾帮忙，也一样可得出结论。酱缸使他们的尊脑僵化，已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矣。
　　　十二年之前，一九六七年，柏杨先生就咬牙切齿，决心写一部「五胡乱华十九国编年史」，可惜壮志未酬，隆重坐牢。但坐牢期间，除了哭哭啼啼，哎哟哎哟之外，仍念念不忘这项大业。最初还可以跟外界通讯，孙观汉先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写了一信，就为这件事，特别建议曰：
　　　「我近来喜欢看世界史和人类发展史，因而使我感到，中国史的缺乏真实性。实际上，我怀疑，中国是不是有一部合乎事实，和根据人道，以及用客观观点写出的中国历史。使小学、中学、或大学的青年们，世界上的公民们，知道一下人类文化发展中这一部份的来龙去脉。
　　　「以你的志趣，我真希望在『五胡乱华十九国编年史』以外，能给我们写一部『简单』『明了』『准确』『实在』『生动』的中国历史书籍。我的要求似乎很自私，希望我的看法含有历史意义。」
　　　这封信经过越洋航递，和监狱「内三层」「外三层」的检查，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七日──柏杨先生华诞之日，才从囚房地窗窗口递到我手里。它像明灯一样指引了一个方向。于是，我抛弃了「五胡乱华十九国编年史」，着手写《中国人史纲》。在写作过程中，我小心翼翼的保护它的健康，不让它染上毒癌。
　　　在出版迄今的半年时间，看到许多批评的文，接到许多批评的信，也听到许多批评的话。我想上述的写作经过和写作立场，对所提出的批评，已经全盘答覆。但是，我们仍选样介绍一两位代表性的批评，解释解释，以求我们的意思更为明显。
　　　彭品光先生在台北《中华日报》上，曾提出五个问题，这些问题，其他朋友也分别提出过，且把它们都容纳在里面，使焦点集中。
　　　第一春秋五霸问题我们认为春秋五霸是齐国、晋国、秦国、楚王国、吴王国。《孟子》上的说法，有宋国而没有吴王国。《荀子》上的说法，有越王国，而没有秦国。彭品光先生质问曰：「所称齐桓公、晋文公、秦孝公、楚庄王、吴夫差，究竟不知有何所本？特别是秦孝公，乃战国时代的人。」
　　　夫秦孝公也者，彭先生根据的是《中国历史年表》纪元前第七世纪扉页上「秦孝公」，该世纪全文八十页，都是「秦穆公」，只在扉页上出现了「秦孝公」一个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字，不能算小辫子，再版时已把「孝」字改为「穆」字矣。至于「何所本」，涉及到基本问题，呜呼，《孟子》又何所本乎？《荀子》又何所本乎？「有所本」三个字，害死了中国文化。盖传统的「有所本」，本的不是事实，而是圣人系统，而是师承，结果酱在前人的窠臼之中，变成没有灵魂的殭尸。柏杨先生所本的不是别人开的簧腔，而是认真求证出来的事实。
　　　
　　　
　　　再谈《中国人史纲》
　　　──如果有人主张把飞机大炮扔到河里，仍用骑马射箭，准被送到疯人院。
　　　要想确定谁是春秋五霸，就得先确定霸权的界说。《中国人史纲》中有一段解释，且原封照抄：
　　　「每一个霸权都曾烜赫一时，但没有一个霸权能伸展到全中国──犹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没有一个霸权能伸展到全世界一样。他们只能在它自己周围建立势力，齐国霸权限于东方，晋国霸权限于北方，秦国霸权限于西方，楚王国和吴王国霸权限于南方。当齐国称霸时，秦国不受影响。楚王国称霸时，燕国也不受影响。齐秦两国是短期霸权，霸主身死，霸权即归消失。吴王国也不过父子两世，倏兴倏灭。只有晋楚二国是长期霸权，断续绵延一百余年，斗争十分激烈。霸权决定于武力，武力显示于战争。一场大战下来，晋国胜则晋国霸。又一场大战下来，楚王国胜则楚王国霸。所以春秋时代，也是国际争霸时代。」
　　　在战争中没有胜利，就没有霸权，《孟子》一书里忽然端出来宋国君主子滋甫。纸菩萨戴铁帽子，恐怕是他顶当不起。子滋甫先生有野心称霸，犹如柏杨先生有野心当皇帝一样，贵阁下总不能说我有野心当皇帝，就是皇帝吧。子滋甫先生一共有三次称霸的表演，第一次纪元前六四一年，他大会诸侯──其实只有曹、邾、滕、郑四个三四流的小国。假如二十世纪一个愚妄的家伙，好比说，乌干达总统安敏先生吧，有一次他邀请了尼泊尔、安道尔、乌拉圭、不丹等四国的元首开会，我们能说安敏先生就是霸主，乌干达就是霸权乎哉。而就在那个麻雀般小型国际会议上，滕国国君来得稍微晚了一步，子滋甫先生为了展示国威，立刻把他监禁。而郑国国君更倒楣，他来得迟了两天，子滋甫先生就把他捉住，带到河边宰掉祭神。第二次是两年之后的纪元前六三九年，子滋甫先生吃到甜头，又大会诸侯，这次可太岁头上动了土，他真的以霸主自居，邀请楚王国的国王芈熊顾先生参加，芈熊顾先生就老实不客气，当场把他生擒，囚禁了几月，诟骂了一顿，然后释放，霸主没当成，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子滋甫先生被释后，终于明白霸权不能靠嘴巴，要靠武力，就在次年，纪元前六三八年，他向郑国发动攻击，希望楚王国前去救援，好给楚王国一个教训，于是，宋楚两国，在泓水（河南省柘城县境）决战，宋兵团一败涂地，子滋甫身受重伤，一命归阴。
　　　呜呼，看了子滋甫先生的折腾，似乎不能算一霸，只能算隔墙扔孩子──丢人。
　　　《荀子》一书提出越王国，事情更简单明了，盖五霸者，乃春秋五霸。十九世纪也曾有过五霸：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再怎么说，都不好意思说日本是春秋五霸之一吧。春秋时代，依儒家学派的说法，也是传统的史籍上的界限，起自纪元前七二二年，终于纪元前四八一年。《中国人史纲》对此也有说明：
　　　「周王朝所属的每一个封国，都有自己完整的本国史，但只有鲁国史流传下来。鲁国史称为《春秋》，流传下来的部份，起于本世纪（前八）纪元前七二二年。史学家就从这个时候起，直到纪元前五世纪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称为『春秋时代』。这是一个人工的划分，犹如『世纪』也是一个人工的划分一样。事实上整个社会剧烈的变动，应起自周政府东迁。但中国历史学者在二十世纪前，全部属于儒家学派，他们一直使用这个称谓，在没有发现这种划分有重大害处之前，我们仍顺应这个习惯。」
　　　春秋时代于纪元前四八一年结束。次年，纪元前四八○年，战国时代开始。七年后的纪元前四七三年，吴王国覆灭。再五年后的纪元前四六八年，越王国迁都琅琊（山东省诸城县），霸权才正式登场，把齐鲁等国，吓得发抖。《荀子》一书把战国时代的事算到春秋时代里去啦。
　　　第二春秋各国列名编年问题彭先生曰：「根据《史记》所载，春秋十二国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根据十二诸侯年表列吴，共为十三国。这十三国在《中国历史年表》上列名编年，自有学理上的根据。但其特别把杞国也列名编年，就不知究何所本了。」这又是一个「何所本」，一个人为啥自己没有创见？而又不尊重别人的创见？非酱在「有所本」的酱缸里不可。呜呼，司马迁先生写《史记》，十二国焉，十三国焉，所本的是啥？十二国如果有所本，十三国就成了胡说八道。十三国如果有所本，十二国同样也成了胡说八道。任何大哼，包括司马迁先生，甚至包括孔丘先生在内，他们的主张我们都不闭着眼睛接受，一定得认真的思考。任何「有所本」的东西，不能仅仅因它「有所本」就站得住脚。
　　　独立思考下的创见，都是对「有所本」的扬弃和突破。相对论有所本乎？万有引力有所本乎？相对论之前从没有相对论，万有引力之前从没有万有引力，英雄好汉所本的只是事实，不是本前人说的，或前人写的也。《中国历史年表》把各国和各国年号都排列在上面，只是尊重他们存在的事实，同时也为了读者老爷检查时间位置时，不致气喘如牛。举个例子说明：纪元前七世纪二○年代前六八○年，它是周僖王二年、鲁庄公十四年、秦武公十八年、陈宣公十三年、蔡哀侯十五年、郑姬婴十四年、宋桓公二年、楚文王十年、齐桓公六年、晋姬缗二十五年、燕庄公十一年、卫惠公二十年、曹庄公二十二年、杞共公元年。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统一的记年数字，而是「你记你的年，我记我的年」，必须如此排列，才能知道郑国国君姬突复位之年，即息国灭亡之年，亦即楚王国攻蔡国之年，亦即杞国国君杞共公即位的次年也。杞国犯了啥罪，不能列到表上？如果不列到表上，读者老爷读《史记》读到《陈杞世家》，若「德公十八年」「文公十四年」，要找它们的关系位置，恐怕每一找都是一场手忙脚乱。柏杨先生辛辛苦苦把它对照出来，读者老爷不但不说一声感谢，送一份厚礼，反而指着鼻子吼曰：「你究竟何所本呀。」真教人龇牙。
　　　第三少正卯问题彭先生曰：「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诛少正卯，乃是因他『乱政』之故，而《中国历史年表》写为诬杀，不妥。」
　　　──注意「鲁定公十四年」的使用，柏杨先生笔下，从来只用耶稣纪元，而不用中国传统的年号，为的是明确的显示时间的关系位置，把中国历史文化纳入世界历史文化的巨流。夫年号是一种记时工具，犹如骑马射箭是战争的工具一样，丝毫不具神圣的意义。试考一考：「鲁定公十四年」，距周敬王二十四年多少年？距楚昭王二十年多少年？卫灵公三十九年多少年？又距今年（一九七九）多少年？真能把读者老爷的痢疾都考出来。不但时间距离弄不清，现在拜托贵阁下，查查《中国历史年表》或任何一部年表，「鲁定公十四年」在哪一页，恐怕也会查得垂头丧气。柏老又一次的想不通，为啥不直接写「纪元前四九六年」乎哉？用「纪元前四九六年」，干净俐落，一目了然，何必努力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跟自己的脑筋过不去耶？战争已进入电子时代，如果再有人坚持把洋鬼子发明的飞机大炮都扔到河里，仍继续古老的跑马射箭，恐怕准被送到疯人院。可是在文化的领域里，却非跑马射箭不可，一心一意把中国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似乎也应请医生诊断诊断也。而彭先生全文都是如此──事实上很多史学家到今天，仍都酱在年号里，这就教人紧张啦。
　　　
　　　
　　　三谈《中国人史纲》
　　　──抹杀和伪造事实的干法，不但不是史学家的态度，也不是有高尚人格的态度。
　　　关于少正卯先生，《中国历史年表》曰：「鲁司寇孔丘摄相事（代理宰相），诬杀大夫少正卯。」《中国人史纲》叙述它的经过曰：「堕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赏识他的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三桓已大为光火，而孔丘却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处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这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状，说明凡是有权柄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项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
　　　──少正卯先生罪状的原文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一个人是不是犯罪，尤其，是不是犯了死罪，要有犯罪的积极证据，连消极的证据都不行，更不要说只是一些情绪上的形容词。扣到少正卯先生头上的帽子，跟巫婆的魔帽一样，扣到任何人的头上，都同样合适。扣到我阁下头上固然合适，扣到你阁下头上也非常合适，扣到任何一位律师、一位民意代表，甚至扣到孔丘先生、孟轲先生的头上，同样非常合适。──晏婴先生就有一顶「倨傲自顺」的帽子扣到孔丘先生头上，幸亏晏婴先生心软手善，否则，老二危矣。
　　　我们在已公布的少正卯先生的罪状上，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更找不到他乱政的证据，只找到一场冤狱──中国最早的冤狱之一，少正卯先生不但被诬陷处决，而且还要背上一大堆恍恍惚惚的罪状。然而这还不足说明这些罪状鸭子屎，鸭子屎的是，即令这些罪状并不恍恍惚惚，而是有根有据的，也谈不到乱政，更距死刑十万八千里。
　　　孔丘先生对少正卯先生的手段，使人寒心。任何人企图证明少正卯先生「该杀」，就跟老水牛掉到枯井里一样，恐怕是有力无处施，除非再制造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