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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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走！
像恶魔一样抓住他
忍不住失笑，笑声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
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有太多次面临抉择。一九四九年春季，我在北平再一次遇上：留下来的话，虽然有些朋友愿意安排我到人民大学和华北学院，但我已经嗅到不自由的气息，在「铁的纪律」下，一些共产党朋友对我几乎只讲《人民日报》上早已讲过的官式语言，我听不出那些话的实质内涵，越来越不能忍受。可是，如果我走，又往哪里走？徐蚌正在会战，蒋中正先生任命了以猪脑袋闻名于世的刘峙当总司令，已注定失败（这是历史上一项奇异景观，天下人都知道会战非失败不可时，首领却独具只眼，认为不会），我必须在他失败前赶到江南；流浪一个地方，算一个地方。可是我身上最后一块银元就要用完，当时逃难路线只有一条；从北平出发，经济南，到仍在国军固守中的青岛，然后乘船到上海；到上海之后，再谋生路，这是一个长达一千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不能没有盘缠就贸然动身，如果全可以步行，我可以沿途乞讨，但乘车乘船，却非钱不行，而我没有钱，「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心如火焚。
就在这时，徐天祥找到我，不声不响的拿出十五块银元，推到我面前，说：「你的路费！」这是我能不能离开北平的最大转捩点，惊喜和感激，一齐涌上心头，我说：「天祥，你从哪里弄来的钱？」他说：「你不用管！」我说：「天祥，可是，你怎么办？你是一个老国民党！」他才三十多岁，精神却委靡到毫无斗志的地步，我说：「天祥，你生活怎么办？」他一味的笑，那是一种茫然的笑。我腼观的收下，这是救命钱，使我有资格逃亡。腆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的一天，天色微明，北平城安宁得像一只刚睁开眼睛的婴儿，我背着行李，在朋友的祝福下，踏向茫茫前程，继续人生飘泊！那年，我二十九岁，当时穿着一件长袍，是我初到北平时，一位刚刚从大学毕业，而又刚刚结婚，名叫杜继生的朋友送我的，我一直穿到台湾，又在台湾穿了十年，穿到破烂不堪，才把它丢掉，但友情温暖，使我永感。再也想不到，这件棉袍却像恶魔一样的抓住他。杜继生现在河北省教育学院教书，因为听信共产党「交心」的保证，把一生中鸡毛蒜皮的事都坦白交代，当然包括那件棉袍，他受到很大的赞美，说他是最可敬的进步人士，可是当开始清查旧账，认为他赠我棉袍这件事，发生在「解放以后」，而「解放以后」的意义就是「资匪」（在台湾，也有「资匪」节目，不过「匪」「匪」不同），杜继生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我到香港第一次会亲，他就透过我的女儿，要我写一文件，澄清当时实情，我写了，不过，我一面写，一面忍不住失笑。
大概我的笑声突如其来，使我从四十年前的北平恶梦中惊醒，我们的车子仍在机场到北京的林荫大道上奔驰。周明显然被我无端的笑声吸引，问我笑什么。
「我笑的是，」我照实说，「共产党对他自己的干部都不相信，却相信一个被称为『匪』的逃犯。」
我自己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我应说得更清楚一点，但车子已到北京饭店。那是一个古老建筑的现代化旅馆，一九二○年代，也就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建筑仍保持当初模样，使人很容易想像当年的风光。
我们把行李放妥，周明和晓钢提醒说，如果我们要攀登长城的话，应该明天就去，否则，朋友们一旦会面，应酬多起来，恐怕就难排出时间！攀登长城是一个动人心弦的诱惑，尤其，对我而言，还有特别意义，它在我坐牢这件事上，多少有点贡献；一九四八年从渖阳逃往北平，经过山海关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拒绝国军俘虏入城，大家只好从山海关西侧「墙」「城」相接处爬过去，爬到长城里面。可是，台北调查局调查员李尊贤先生，却认为我说谎：「长城那样高，你怎么爬上去？」偏偏山海关「墙」「城」接连处的长城，是里外都可爬上去的，但这没有用，特务认为爬不上去，就爬不上去。结果，像紫人国的「人民甲」一样，我自动招认爬不上去。这次前往大陆，我本来想再去山海关，原样再爬一次，拍一卷录像带的，实在因山海关太远，而且香华毫无兴趣，她说：「顺便还可，专程不必！笑谈还可，认真不必！纵使当时特务承认长城可以从外爬上去，你难道就能走出狱门？你自己常说：专制封建社会，无罪不能无刑，你自己都忘了。」不过北京情形例外，到北京而不爬长城，犹如到凤凰城而不一游大峡谷一样，脑袋一定被驴踢过。
紧缠绕着地球
长城无罪，有罪的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爬过山海关的长城头，也看过嘉峪关的长城尾（嘉峪关长城不过一道颓塌残破的土墙，无法攀登），但是，还没有见过长城的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出发，沿途是四线道的柏油公路，经过居庸关时，下车凭吊，关门孤立在一个山头上，附近全是小贩，我们开始尝到北国风沙，虽然只是初起，已足够使一个人披头散发。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航空距离约六十五公里，公路虽然弯曲盘绕，但一个多小时，仍然抵达。长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它，它是中国人的骄傲，认为从太空回望地球，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人工建造物，就是长城。太空之旅发展到今天（一九八○年代）为止，证明并看不到，但长城确实是伟大的工程之一，应没有疑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有一千八百年，外患来自北方。北方简直是「野蛮民族」的出产地，消灭一个部落，另一个部落崛起，消灭一个种族，另一个种族崛起。即令野蛮民族把中国征服，成为中国主人，他也同样会遭到另一个在北方崛起的「野蛮民族」攻击。像鲜卑民族建立北魏帝国，北方就有蠕蠕汗国；女真民族建立金帝国，北方就有蒙古帝国；满洲民族建立清帝国，北方就有俄罗斯帝国。赶既赶不走，逃也逃不掉；于是，从耶稣诞生之前六百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兴筑长城抵御。
因此长城始终受到尊敬，只到最近，才忽然间揭起争论，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部以抨击黄河为主的电视节目《河殇》，流弹射中长城，认为长城使中国人保守，养成中国人思想的局限性，只想到躲避，没有想到出击，即令是到大海之上，像郑和下南洋，也摆脱不了那种局限。我不认为长城对国家民族有负面影响，相反的，如果没有长城，中国人的苦难将更大、更长。长城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罗马帝国有、日本帝国也有。一个国家需要城，犹如一个战士需要铠甲，再勇猛的战士，他都需要铠甲，史书记载也有不穿铠甲的，像《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裸衣斗马超〉，但那不是常态。唐王朝边防军将领张仁愿沿着河套以北，以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为中心，兴筑三座受降城，全没有瓮城，也没有防守设备。他说：「盗匪侵犯，部队应全力出击，回头望一下城门的，都要斩首，要防守设备干什么？」然而，不久之后，仍不得不兴筑瓮城。国家的长期防务，跟一场战役不同；一场战役，可以用不断攻击代替防御，国家便不能只出击不防御，如果长期保持出击状态，国家将枯竭而死。长城无罪，有罪的话，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长城确实壮观，但它的宽度不如西安城；而它闻名于世的巨砖，在中国是独尊的，但比起日本大阪城的巨石，也自顾形惭。大阪城墙所用巨石，要比长城巨砖大五十倍（这当然是我仓卒下的估计）。但长城仍有它独特的雄伟，它像一条巨蛇一样，翻山越岭，紧缠绕着地球，把本属一体的千山万壑，分割南北，北方就是「塞外」「塞北」，我们向北眺望，可以想像到当年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铁蹄战马，在起伏无穷的万山之中，奔驰呐喊。
实地观察长城的结构和它的长度──五千五百公里，我蓦然发现，在那个骑马射箭，甚至明王朝末期，已经有了火药红夷大炮之后，要想攻破长城，根本就不可能，弓箭无所施其技，红夷炮每一炮也不过在巨砖上轰出一个剥痕。检查历史，城的陷落，几乎全由于饥饿和灌水，而长城的防御，中国用全国人力和粮食，支援一个据点，守军永不会饥饿。至于灌水、攻击的一方可以用水灌晋阳、灌寿春、灌开封，但无法灌长城，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水，有水也无法灌。
问题是，长城事实上却有过很多次陷落纪录，即以十七世纪三○、四○年代而论，也就是明王朝末期，二十年间，清军曾经攻破长城，五进五出，把不可能变作可能，一定另有原因，史书上对这原因没有记载，我试探着寻找，也一直找不到，而现在似乎找到了，似乎是，每次长城陷落，我认为都由于边防军内部叛变，或心防先行瓦解，一哄而散。在这两种情形下，长城才会丧失作用，否则，它是一条无懈可击的完美防线。
归途中，我们稍稍改道，参观明王朝的「十三陵」。明王朝是一个使人作呕的王朝，「十三陵」恰恰埋葬了十三个使人作呕的皇帝，其中包括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他的坟墓称为「定陵」，因为我们必须赶回北京参加全国台湾同胞联谊的晚宴，所以只能参观定陵，而我对定陵也特别有兴趣，因为它所埋葬的五十八岁的朱翊钧先生，生前有很多举动，使后人啧啧称奇，第一、他在位四十九年之久，实在太长，应验了民间谚语：「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第二、他是历史上有名的龟缩君王，三十年之久躲在皇宫不露面，不主持朝政，全国政治完全停顿。第三、他爱一位比他年纪大四五岁的郑贵妃，爱得入迷，所有搜括的财富都交给她。第四、他阴狠残忍，到他在位二十年时，已在宫中用酷刑处死宫女宦官一千余人。☆
帝王陵墓事实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一座大的石棺而已。墓道中虽有他和皇后的石雕宝座，但连个壁画都没有。证诸永泰公主李仙蕙女士墓都有壁画，说明唐王朝还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时代，而明王朝时，酱缸已完全成熟，音乐、图画，全被酱死。
有一件事使人警惕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当陵墓大门初被挖开时，发现墓道中很多铁路用的枕木似的木棍，乱七八糟的散满一地，把帝王陵墓的尊严，破坏无遗；研究结果，原来枕木是运棺材时作滑动用的，等到棺材放好，本应收拾干净，但是工匠们却恐怕被封到里面，而且，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人进来检查，追究责任，于是争先恐后，夺门而出，以致枕木仍维持当初原样。
「不肖子」才是好儿子
中国人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下一代永远比上一代好！
就在爬完长城的次日（十月二十七日），我和我最盼望见面的作家严秀先生、牧惠先生把握（另一位弘征先生，远在湖南长沙，我离开北京前夕，他从长沙赶来，匆匆一叙）。远在一九八六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丑陋的中国人》（长沙版），三位先生共同撰写〈编后记〉，惹起轩然大波，铁帽横飞。大陆一位名作家梁超然先生，直斥柏杨的书是「一帖毒剂」，他在〈鲁迅、柏杨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柏杨是鲁迅的敌对面」。另两位华夏志、王凤海的文章，揭发：「柏杨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全中国十亿人民头上，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并且用黑体字排出他们的指控：「柏杨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他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柏杨恶狠狠的散播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理论。中国革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理论的，世界人民也不会欢迎这种理论。」更有一位李宗凌先生，在〈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文中，抨击我对「文革」的指摘是危言耸听，他轻松的说：「文化大革命就像美国二次大战刚结束，出现的禁锢进步思想，监禁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一样……既不能同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屠杀相比，更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希特勒对人类进行的杀戮相比。」
从这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气势，可以看出他们的愤怒，除了我的观点使他们愤怒以外，华夏志、王凤海二位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严秀、牧惠、弘征，竟白纸写黑字的认为：「柏杨先生的思想比鲁迅更进步、更伟大，早已超过鲁迅。」
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一九三○年代到八○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但我认为他的杂文有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那个特定时空以外的人，很难进入情况。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缠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怒对千夫指，俯首甘作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
我知道鲁迅先生在大陆尊贵无比，但我还是到了上海之后，一路下来，才逐渐发现，鲁迅在大陆已代替了孔丘在专制封建社会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着作像孔丘先生的《论语》一样，不断被人引述，作为行动及论证的根据，我失望的感觉到他已被政治污染，由一个伟大作家，变成一个被当权大爷利用的神只，对他不可以有一点质疑。柏杨跟鲁迅相等，已是大逆不道，而竟然比鲁迅先生更好，简直是现行反革命之罪。上面所摘录的一些零星抨击，是我到大陆后才看到的，我习惯于被抨击，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倒是奇怪鲁迅先生被神化四十年之久的那种畸形反应。
鲁迅是毛泽东先生大力推崇下达到巅峰的，某一方面说，是鲁迅的荣耀，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作家达到他的境界；但在另一角度看，也是作家的悲哀。古时候，连神仙都要帝王金口玉言封上一封，现代，作家必须政治人物肯定，才能定位，鲁迅跟毛泽东一齐被造成神，毛泽东惹出大祸后，权威消失，但鲁迅权威依然如故。
上海作家协会座谈会时，一位作家称赞我跟鲁迅一样，但在有人忽然咳嗽了一声之后，他急忙补充一句话：「当然，柏杨不能跟鲁迅相比。」我感觉到有点异样，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后来西安一次座谈会，一位作家朋友也直率的说：「当然，柏杨不如鲁迅。」我才发现政治已把鲁迅推到一个他不愿被推上的位置：那就是君临天下！
封建社会愚昧的造神运动，无论成果如何辉煌，当大门洞开，人民睁开眼睛之后，一定会激起强烈的拒抗。我好几次听见年轻人对鲁迅价值重估的声音。第一、他们认为鲁迅胸襟褊狭，在很多地方（像有人批评他翻译的《死魂灵》），他死不认错。第二、他用字造句，艰涩灰暗，有时甚至并不通顺。
这一类的议论，从另一个角度评估鲁迅，在大陆是石破天惊的。但我认为，它明显的目的是，企图帮助鲁迅先生洗清政治污染，恢复一个作家的自然面目，意义至为深长。在西安一次谈话中，我告诉听众朋友，柏杨当然比鲁迅好，各位当然比柏杨好，你们的下一代也当然比你们好。武侠小说是很好的消遣读物，但我不喜爱武侠小说中传统的意识形态：祖师爷顶尖，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