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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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蒋中正先生受到平生最大的屈辱,虽然事后教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用他的名义撰写一篇〈西安事变半月记〉,企图洗涤脸上的污秽,但他心头的仇恨之火,却无法熄灭。蒋中正先生急躁的性格,固执的头脑,使他缺少乘风破浪的魄力,而一直企图在用小动作制造立德立言的形象,固是他自己的损失,这种心态,也是近代中国人灾害之源。张学良先生是英雄好汉家庭出身、热情豪爽、不知道世道坎坷,和人心险恶,他在西安事变中紧急煞车,就是他相信一位英明的领袖,一定慈爱、宽容、厚道,所以当他万丈豪情的把蒋中正先生送回南京时,他就立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竟被监禁五十余年之久,实开世界记录。蒋中正对负荆请罪又救自己出险,而以子弟自居的张学良尚且如此,对桀骜不驯,跟自己尖锐冲突的杨虎城先生,那更是非严厉报复不可。所以,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杨虎城从海外回国共赴国难(事实上是蒋中正的内兄宋子文先生诱他回国),当他十二月一日抵达武昌车站时,特务头子戴笠,还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到车站欢迎,这是一个使人动容的威风场面。不久,戴笠说:「委员长在南昌召见!」于是同飞南昌。不久,戴笠说:「南昌常有敌机空袭!」于是请杨虎城到乡下居住。从此,他就被扣押,成为阶下囚犯。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杨虎城怀抱希望和信心,认为胸襟宽大坦荡的英明领袖,会对他赦免,他似乎仍没有看清对手的性格。一九四九年,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才发现蒋家班的力量盘根错节,他的命令无人执行,重庆市长杨森回电说:他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什么地方。而这时,杀手已决定把杨虎城从贵阳押解到重庆歌乐山下「戴公祠」松林中处死。执行这个血腥屠杀的大特务有徐远峰、周养浩;小特务有杨进兴、熊祥等。
屠杀现场的惨状,抄一段台北《传记文学》王禹廷先生的记载:
十点钟过去后,汽车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小特务)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先生接见,另一方面等台湾的飞机(特务告诉杨虎城说:蒋中正接见后就专机送往台湾)。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骨灰的盒子,紧跟在杨虎城后面。这一年,杨拯中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早已监视他们的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把匕首刺进他的腰间,他惨叫一声:「爸爸!」没有挣扎就倒下了。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看一看,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再说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绮云夫妇逼向墙角,立即刺杀。两个孩子突然被这可怕场面吓呆,一名行刑人一个箭步向前,两个孩子也哇的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孩子,一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宋绮云夫妇的小儿子,不到十岁的宋振中。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执行人员为了保守秘密,不易辨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
共产党「解放」西南后,于一九五○年二月,把杨虎城先生大小六口的尸体,迁葬到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我们就是在少陵原上,凭吊冤魂。杨虎城自始至终都是国家的二星上将,既没有被判罪,又没有被免官,却竟然被秘密囚禁十二年,最后仍被秘密处死!而处死的时候,连八岁的小女儿都不放过、秘书都不放过、秘书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们徘徊在大小坟墓之间,落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在四周不停的滚动,不知道它们是在寻觅从地下隐约传出的呜咽,还是要扫除人间所有的血渍和泪痕!北风地,一身寒冷。
重译佛经
玄奘译的佛经,已无人看懂,我们需要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
车到蝴蝶表厂便进入另一个世界,蝴蝶牌手表流行大陆,就像「伯爵」「劳力士」流行世界一样,那是拥有自己商标的手表。台湾冒牌货再好,却永远是冒牌货,无法创出自己的招牌。孙悟空先生最注意自己的招牌了,每次和妖怪作战,他从不在背后下手,因为那样会坏了他的名头,也就是砸了他的招牌,偏偏台湾商人只要能赚钱,宁可不要招牌。
虽然我们在杨虎城墓耽误了很久,但厂长李云殿先生也只是在我们抵达之前,匆匆赶回。☆
「几乎迟到,」他说,「我刚解决了员工眷属的粮食问题。」
这对我是一件新鲜的消息。
「外国工厂厂长,」他解释说,「只管技术、生产、工资,其他什么都不管。中国厂长却什么都管。」
确实什么都管,包括眷属的住宅、孩子的教育、全体员工的休闲活动、卫生医药,以及他们到长安县、西安市的交通,都要厂长一一解决。像美国的底特律城一样,工厂所在地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高度自主的社区,有特设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各种运动场所、各种运动器材,还有自然发生的各式各样竞赛,使社区充满了生气。这种情形下,厂长自然成为家长,我们不能想像厂长为什么会为员工的粮食,奔走烦恼?事实上,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如果厂长不出面,员工和眷属就可能陷于断炊。家长制有严重的后遗症,但在某一个角度看,它却是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工厂的首长,更劳累艰难。
跟随李云殿先生步入欢迎茶会场,交换了很多意见,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工人干部对我的赞扬,他说,读了我的作品,觉得真是过瘾!这样的赞扬,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解释。我说:「我的作品不是为了我自己过瘾,或别人过瘾而写,我盼望通过高度可读性,而生深思。假如只能产生快感,那是我自己表达方式过于肤浅,十分遗憾。」
在进厂参观时,为了避免带进灰尘,我们都换上拖鞋,罩上白衣──像医生一样,怀着一种虔诚心情。李云殿先生耐心的带领我们参观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对新开发的蝴蝶牌一九八九年型方形圆面手表。回台湾后,我仍然戴到腕上,很多朋友惊讶的询问这个景泰蓝图案,古色古香的手表来源,我总是兴奋的解下腕带,请他们察看镌刻在背面的中文拼音字:Xian Hudie Shoubiao Chang,它跟台湾制造的手表有一点是一样的,都十分准确:但也有一点不大相同,那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商标。
兴教寺就在表厂附近,那不是玄奘法师当初写经和安葬之所,据说,当玄奘逝世后,唐王朝三任帝李治(武照那个窝囊丈夫)每次登上皇城,都望见兴教寺,十分伤感,遂把庙院和玄奘的坟墓,原样迁到现址。李云殿先生陪我们一齐前去参观。因为距市区太远,当年红卫兵还没有蔓延到那里,所以那座历史性古刹,得以保持原貌。李云殿先生和方丈相识,方丈亲自出来招待,领我们瞻仰各个宝殿,但是方丈老而多病,无法长时间陪伴,他告退后,由他的助理印彻法师引导,特地打开「唐三藏塔」门锁,让我们进去参观,我虽是一个基督徒,但对其他任何教派,都充满尊敬。
印彻法师曾远游广东,在深圳当过主持,见多识广,言词流利,他领我们到一座宝殿,等大家向佛像行礼后,他打开一个玻璃柜锁,拿出两张拓印的《玄奘大师负笈求经像》,推荐说:「这是仅有的两张,非佛教徒买的话,两百元一张,佛教徒一百元一张,我把你们当作佛教徒──优待。」对异教徒反而多收一百元,不知道是惩罚?还是歧视?香华显然不高兴这种地摊型的推销术,淡淡的回答说:「你留下来卖给非佛教徒吧。」印彻一面卷画,一面重复的安慰说(不知道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他自己):「不买没有关系,不买没有关系!」他引导我们上藏经楼,楼上四周橱柜中安放着一千一百年前玄奘法师原始的佛经译文,印彻法师表示他可以拿出来翻阅,我坚绝称谢,这是国宝,多一个人翻阅,就加重一次损毁程度。然后,印彻法师请我登上一个铺着锦缎的平台,签名留念。可是当我提笔要签下去的时候,才突然发现那是一个重建藏经楼的捐款簿,我迟疑的抬头望望大家,显然的,他们并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对我一直不下笔投来惊奇眼光,印彻法师却向我露齿而笑,我脑海中掠过一道闪光:我要不要马上放下毛笔,立刻出寺!但最后我还是屈服,仿效前面的人捐款数目,写下人民币二百元。二百元是中级官员一个半月的薪俸,经过外汇兑换,对海外朋友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不过应该事先告诉我,如果告诉我,我可能捐出十倍于二百元之数;但我不高兴在压力下捐出一文。
这种感觉并不影响我赞成重建藏经楼。而且我更进一步建议重译当初玄奘翻译的佛教经典。我对玄奘法师的印象,几乎全来自《西游记》。玄奘所翻译的全部经典,和他所着的《大唐西域记》,我根本看不懂,有些信徒买了全部《大藏经》,我怀疑他能阅读几行?基督圣经已经有新译本,佛教经典如果仍坚持玄奘先生的译本,那跟没有译的梵文一样,只能用作考古,不能普渡众生。一部《西游记》的力量,超过正史玄奘的记载;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将是促使佛教复兴的新的丰富资源。
国家标签
一个很多人都想离开,政府又偏偏不准他们离开的国家,就是封建专制、黑暗落后的国家。
在北京的最后两天,很多大学生到北京饭店看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大学一群学生。他们一直等到我深夜归来,定要我去他们学校作一次讲演。在西安停留的时间,三倍于北京,青年们不断的敲门而进,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我的感冒正重,轻微发烧,又不停咳嗽,喉头刺痛,所以不几天就沙哑得不能清楚发音,香华和家人非常担心我的血压(糟糕的是,我没有把血压计带去),但我不愿拒绝他们。有时,香华看我疲倦过度,双目失神,便接过话题,我就靠在沙发背上小睡,我有随时随地睡觉的能力,几乎每次一上车子,我都入睡,有时索性走上后座,一倒头便进入梦境。但香华也有她的新朋友,诗人、女作家、女儿的女同学,所以她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有一次,当一群青年朋友环绕着我,用各种称赞,逼着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中国时,香华走过来,大声说:「柏杨连他自己都救不了,还救什么中国?不要轻率的崇拜一个人,不要轻率的听别人说的话,要自己用大脑多思考问题。你们这种心态,会使柏杨忘了他是谁!中国人已害了一个毛泽东,还不够么!」那些青年朋友惊愕的呆住,合不住张大的嘴巴。
无法想像的一件事是,我所接触的青年朋友中,几乎都在肆无忌惮的大声抨击共产党,年纪越轻,越慷慨激昂,那简直跟四十年前抨击国民党的情形,一模一样。大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大家习惯于被出卖、被陷害,但这些青年对一个来自台湾的陌生作家,却单刀直入的提出他们内心的困惑,一个年轻学者问我:「从前,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贪污腐败,推翻国民党;现在国民党为什么不利用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推翻共产党?」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答应带回台湾,转达给国民党!有些青年热血澎湃,告诉我说:「非大乱不能大治,你赞不赞成大乱的主张!」我不知道「非大乱不能大治」是谁发明的?从脉搏上感觉出来,似乎是激进复激进份子的主张。问题是:谁乱谁?谁治谁?这种理论建筑在「我乱你」「我治你」的前提上;如果前提是「你乱我」「你治我」,你恐怕就誓死反对。毛泽东先生有句名言:「革命是粗糙的!」只是都粗糙到别人──像刘少奇先生、张志新女士的头上,等林彪先生要粗糙到他头上时,他就疯狂反扑了。革命是一个神圣的行动,也是一个污秽的行动,只看胜利的果实落到谁手?中国近百年历史,显示一项事实:革命的果实都落到最可怕的反动者之手!西方的革命可以使政治起飞,中国的革命却使政治更堕落、更黑暗、更惨无人道。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民主和人权两个翅膀,所以永远在血泊中盘马弯弓,无法跃升到法治社会。中国已再禁不起一次革命了,犹如一个正在康复中的病人,再也禁不起一次剧烈的拳击一样。我的回答显然出乎他们的预料,因为,连共产党都认为柏杨是偏激份子,大家譁然说:「柏杨先生,你替共产党讲话!」我说:「在台北,也有人认为我替国民党讲话!对一个具体意见,不分析它的是非,却把它抽象化,然后对抽象观念加以反对,是斗争手段,不是说理!」他们说:「如果政府一直死硬,我们难道忍受到底!」我说:「当然不,政府官员必须有相对的回应,不要逼人除了革命外,别无路可走!」青年朋友们对留学生不愿回国,愤愤不平,我认为这种愤愤不平,禁不起分析。大陆十亿人口,如果五亿留学生不回来,岂不更好!各国留美学生不愿回自己国家的,过去只有台湾和伊朗王国,现在伊朗王国依旧,大陆已代替台湾,其实非洲跟拉丁美洲各国留学生,也多不愿回国,只是他们的人数太少,制造不出新闻而已。这是落后地区的共同现象。八世纪唐王朝时,世界各国前来中国的留学生就不肯回国,连他们的商人、使节、官员、亲王,也都不肯回国,以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整顿。我们不必生留学生的气,而应生自己国家留不住自己人才的气。
横扫大陆的出国狂热,像烈火一样燃烧着每个年轻人的心灵,方励之先生就为此发出浩叹:「中国要解散了!」我不能在这方面作任何报导,但可以举一个例子,它发生在某一个城市,一个中年人,在参与一项香华接待的谈话后,要求和香华单独交换意见,他犹豫了一会,终于问:「我想找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可能?」香华认为他要寻亲,那当然可能,问他找什么人?那位朋友说:「我快要四十岁了,还没有成家,我想在香港找个人结婚!」香华惊奇的看着他,他补充说:「国内苦闷,没有前途!」香华尽量用不伤害他自尊的声调告诉他:完全没有这个可能,而且说:「外面世界竞争的非常激烈,不容易适应!」他茫然的说:「啊,是这样子啊!」站起来,移动迟钝的身躯,走出大门。我跟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大陆如果今天敞开大门,可能有五亿人跑掉!」他说:「你错了!至少九亿!」这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