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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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谎成了美德
　　　
　　　　　「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中国人真是如此这般「知人知面不知心吗」？或口是心非吗？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老的国家，历经无尽的灾难和折磨，就像一个命运坎坷的老人，不但老于世故，甚至老奸巨滑，加上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专制政治和封建社会的侵蚀，深刻了解如何才可以保护自己，而传统的教育中，往往训练孩子尽心尽力学会察言观色，讨好长辈，并没有教导孩子们诚实做人的人生态度，对别人则养成猜忌，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所以产生下列之类的劝勉格言：「话到口边留半句」、「逢人只说三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毛泽东先生出现，中国人有感于他是伟大的舵手兼救星，一不小心，忘了传统教育，向他口吐真言，结果是那么悲惨，毛泽东不但吞食自己的诺言，还把说谎当做应该歌颂的美德。在这种情形下，你教中国人怎么敢再说真话？
　　　
　　　　　天气哈哈哈
　　　
　　　　　有人说：日本人回答「好、不好」，「要、不要」，很模糊，模棱两可。中国人很率直，讲话单刀直入，一清二楚不会拐弯抹角。这种评述正不正确？
　　　
　　　　　不见得正确！中国人最高的手段就是模棱两可。在手握权柄的头目没有表示意见前，绝不敢自己表示意见。最具讽刺的故事是：连天气好坏都不敢表示意见，两人见面只敢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敢说：「今天天气冷！」因为对方可能正感到热，也不敢说：「今天天气热！」因为对方可能正感到冷！「哈哈哈」是中性的，不冒任何危险！
　　　
　　　　　中国人的交情
　　　
　　　　　中国人陌生人见面，怒目相视，大都有同感。外国人也有这种印象。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西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可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名言，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好客精神？食客三千，是好客的象征呢？还是聚众恃强的作风？
　　　
　　　　　战国时代有「四大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每人都延揽知识份子和特殊技能人士，供应他们好的待遇，一方面展示自己的人望，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政治干部，利用他们的才智，加强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势。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交朋友，含有功利的成份，好像现代美国的各类各型基金会延揽各国精英一样，是吸收人才的一种方法。
　　　
　　　　　中国陌生人相见，虽然冷漠，还不至于怒目相视，中国人虽然不是一个好公民，可是却是一个好朋友，美国人之间淡淡的，朋友很少，日本人之间紧紧的，朋友插不进去，中国人之间，因为互相猜忌，有强烈普遍的窝里斗，一旦发现知己，二人互相认同，就会建立起非常要好的友谊，这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是中国人的最大珍惜。中国人宁愿抛弃法律，也不愿抛弃友情，像美国水门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出卖尼克森是不可思议的，他所栽培的人，无论朋友或部属，即令在法庭上发誓，也都会为他辩护。这种现象固然对法治有害，但也说明中国人对友情的感受。我认为有中国朋友的外国人，应该好好珍惜中国人的朋友之情。
　　　
　　　　　给他官做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喜欢做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谁都难以反驳。只要有人给他官做，他就会服服贴贴的把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也可能因此，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而主张「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这种喜欢做大官的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以往在中国社会要出人头地，只有做官一条。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不像现代社会，你可以当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也有向诺贝尔奖金挑战的机会？行行都有出路，不一定升官才能发财？
　　　
　　　　　问日本小孩，将来要做什么？日本小孩回答的不是要做大事，反说将来要做司机、动物园管理员、老师……但台湾的小孩不一样，都想将来做大事业！
　　　
　　　　　中国人传统，就是喜欢当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只因读书是平民唯一当官的途径。满洲人以极少的人口，进入山海关，建立清王朝，竟把中国人治理得俯首贴耳，长达三百年之久，原因是他们对辖下的族群，分别击中要害。对蒙古人用的是和亲政策，把满洲公主嫁给蒙古王子，生下外甥外孙，随母养在皇宫，长大后，对舅父家、外公、外婆家，想不效忠都不可能。对西藏人，用宗教政策，万般尊敬固有风俗，把达赖、班禅等奉迎到北京，好不荣耀。对中华人（汉人）则简单明了，透过科举，给他们一个官做，儒家系统立刻就歌颂「天子圣明」，不要说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债忘了个净光，连祖师爷孔丘先生的「春秋大义」、「夷夏之防」连想也不敢想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除了当官，还是当官，即令现在的台湾，已经进入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民主时代，做官的内在冲动，仍然浓烈，这需要时间，依我来看，至少保持百年以上的和平，社会上的多元发展，才能稳固扎根，人民才可以有不同的追求目标，才能出现龙应台女士所盼望的：「提起总统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才是百花齐放的美景。
　　　
　　　　　毛正确先生
　　　
　　　　　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可是难道指摘掌权人的错误，会威胁到政权的安定吗？中国政权安定的基础是不是建立在执政者的无谬性，所以才一直高举「正确的路线」？或治国平天下必须靠圣贤，非圣人君子无以治国？
　　　
　　　　　中国和外国一样，喜欢给别人起绰号，我一直想给毛泽东先生起个绰号，先生所提的问题，引起灵感，称他为迷死脱「毛正确」吧。他从小到老以及到死，都在走正确路线，连上帝都犯过错，连神仙都会吃错药，只有可敬的毛泽东先生永远正确，这从他所诛杀的人，所侮辱的人，永远都是犯了错误上，得到证明。
　　　
　　　　　拿破仑先生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正确（或者「真理」），永远站在斗争胜利者的一边！」谁要怀疑，就教谁研究一下毛泽东，就可恍然大悟，如果仍不能大悟，只好押解牛棚，让他尝尝「反人民」、「反毛正确」罪行的后果。
　　　
　　　　　中国帝王的尊严，是顶尖又加三级的，属于「永远正确族群」，不过遇到民怨沸腾的节骨眼上，大家伙也会下个「罪己诏」，表示错误，向人民道歉。连欧洲人也举起马克斯肖像，代他向人民说声对不起。而毛泽东虽把中国整得空前绝后的惨，他却既没有下罪己诏，也没有说声对不起，他的正确性，可是真像皇后的屁股一样，谁都不敢摸！
　　　
　　　　　不过，说句题外的话，读者中如果他的领袖或战友，具有永远正确性的美德时，可是逃得越远越好！
　　　
　　　　　民主是自己的品质
　　　
　　　　　柏仁先生论〈中国人的十大奴性〉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有「万岁癖」、「迷信症」、「对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的哲学」、「不懂得真正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同类相残」、「明哲保身」、「靠希望过日子」、「神经质的恐惧症」、「喜欢框框」、「变色龙」等等。不知柏杨先生对这十大奴性，有何高见（或异议）？明代「廷杖」盛行，清代「奴才」大兴。天子一出，大喊：「奴才在此。」奴性是始于清代或始于「酱缸」时代（二千年前），或被称为「奴隶时代」的「商周」以前？
　　　
　　　　　提起柏仁先生，有一件事想顺便说明一下，我和柏仁先生从不相识，但我看到他一些反封建、反独裁，以及对传统文化批评的文章，十分赞成，因之剪辑。可惜给他的信因原址不对而被退回，到现在我还保留这个信封，作为纪念（我有保留退信的习惯，总是想到有天会再相逢）。可是就在一九九○年左右，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忽然大量登出柏仁先生的文章，对我痛加挞伐，主要的是说我去香港时，拒绝他的拜访。完全没有给我留下说明的空间。
　　　
　　　　　闲话拉得太远，对柏仁先生的论点，我只有一点意见：真正的民主，不是输出品，而必须内化为自己的品质，即令拜访受到拒绝，也不应立刻就作人身攻击。何况，我这一辈子从不拒绝别人的拜访，也根本不知道柏仁先生曾经要见我。
　　　
　　　　　婆媳文化
　　　
　　　　　按柏杨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不错，中国人「明哲保身」的确比「见义勇为」要多。不过不知「官迫民反」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大家又都肯舍生取义了？
　　　
　　　　　中国官场的「婆媳文化」，是「明哲保身」的温床。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孝道」狂奔（借用伊达先生的形容词）的时代，媳妇是最受迫害的族群，挨打受气，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唯一的盼望，以及唯一的生路，就是熬成婆母。可是一旦她们当了婆母后，往往立刻变成恶婆族的一员，很少，甚至从没有人想到解除她当媳妇时，所诅咒和所痛恨的虐待，反而就记忆中婆母施虐的技俩，原封不动加到现在媳妇的身上。这种婆媳循环的恶质文化，是使中国所有革命都不能带来福祉的原因。且谈明哲保身，毛正确先生大半辈子都在反对明哲保身、痛斥明哲保身。可是在革命成功后，却立刻改变态度，变成鼓励明哲保身，痛击正直不屈。他曾狺狺然对梁漱溟冷笑说：「香港报纸说你是骨骾之士，好呀，我倒看看你的骨头！」毛正确反对别人明哲保身时，因他还是媳妇，有人支持他的反抗；等他当了婆母，如果大家仍纷纷不顾利害，据理力争（后来果然出了一个彭德怀），他就没得混了，所以必须严厉压制。
　　　
　　　　　酷刑各国都有
　　　
　　　　　中国人的刑求迫供，自古名闻中外，称之为「十八般武艺」。洋人读《史记》，读到了吕后的特制产品「人猪」时，连呼「我的上帝」而几乎气绝。中国人是农耕民族，在民族性方面来讲，农耕民族的刑求迫供并不十分拿手，可是中国人却技高术熟，傲视人群。
　　　
　　　　　柏杨先生博学多闻，不知刑求迫供是随着中国历史的进展而发达或没落？
　　　
　　　　　中共的「刑罚」有六十多种，更发达。
　　　
　　　　　中国人刑罚残忍，是否因缺乏宗教信念。
　　　
　　　　　「酷刑」、「私刑」、「苦刑」，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从波斯的「船刑」（把人放在一条小舟上，上用木板封死，露出一个人头，每天喂他饭吃，屎尿排泄物会招来虫蛆，把他活活钻死），到美国的「曝刑」（把人仰面朝天绑到沙漠或空地上，用树枝撑开眼皮，由太阳晒瞎晒死），和日本的、罗马帝国的，以及我们到欧洲观光时看到的刑具展览，都使人四肢发抖。这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更不是中国所独有。
　　　
　　　　　中国人所以蒙羞的是，直到二十世纪，政府仍普遍使用「酷刑」、「私刑」、「苦刑」，而且没有丝毫改过之意。
　　　
　　　　　中华人就是汉人
　　　
　　　　　《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可是我认为中华民族主义并不健全，不过是大汉民族主义的糖衣而已。不知柏杨先生对中华民族主义有什么看法，做何期待？
　　　
　　　　　西藏人有自己语文、纸币，有些西藏人认为中华民族是指汉、满、越南、韩国、日本等民族，西藏人不是中华民族，你同意这看法吗？张秉麟主张大汉民族，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提出中华民族，到了「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原本中共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现在又常用「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简称「中华人」，或简称「华人」，是单纯指「汉民族」、「汉人」而言，所以《资治通监》上，「汉人」、「华人」不分，尤其与其他民族区别时，意义特别明显。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野心家雄心勃勃，采取「大肚子一口吞八个汤圆」的干法，把中华民族扩大，「汉」、「满」、「蒙」、「回」、「藏」，遂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使民族和国民相等，它的荒谬和不能自圆其说，不在话下。至于西藏朋友认为中华人还包括朝鲜人、日本人，那简直更骇人听闻。说不定有一天，野心家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连非洲的黑人朋友，也变成了中华民族。
　　　
　　　　　「大」字是个害人精，我从小就遇到过「大日本」，也遇到过「保卫大武汉」之类，除了虚张声势外，没有别的意义，不过现在北京高唱入云的「民族主义」，却显露出强大的企图心：认为一个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台湾应该与大陆统一。我对将来的统一并不反对，但我反对民族和国家重叠的逻辑，并且，对北京政府来说，他没给自己留下余地，因为依这样的逻辑，内蒙古岂不是要归并于外蒙古？为了统一台湾，而提出一个有致命破绽的「大义」，不是上策！至于经营台湾，当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可是喊出「经营大台湾」，反而小家子气。
　　　
　　　　　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
　　　
　　　　　在中国，好像「爱国主义」是所有言论的大前提。可是在日本，「爱国」并没有市场，乏人倡导。至少，自由、民主、自爱，比「爱国」的价值更高。为什么中国「爱国」这么吃香？
　　　
　　　　　先生年纪还轻，无法从记忆中回想当年日本人「爱国」的疯狂，他们为了爱自己的国家，不惜派军队「进」「出」中国。而即令是现在，日本旅客到了外国，如果生病去药房买盒阿斯匹灵，也仍然坚持要日本货，使人印象深刻。「爱国」在日本之所以没有市场，只不过现在不特别强调罢了，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日本人的爱国付诸行动，中国人的爱国，则全靠口号，因为中国人之间，除了爱国，没有其他理念可以凝聚共识，而且爱国最容易，只要动动嘴就是爱了，用不着实际行动。要知道，中国人爱国，如果付诸行动，那可不但困难，而且危险。因为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模式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平常爱国爱的要死要活的中国人，一旦有了几个钱，第一件事就是移民到海外，远远逃离麻烦的祖国。所以每场有关移民的讲演会，都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十分壮观。
　　　
　　　　　国籍情意结
　　　
　　　　　柏杨先生不以「当中国人为荣」，一时成为被围攻的对象。以「当中国人为荣」这一心态，我认为可能是来自「全体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结合。这是感情的问题，而不是理性（或理论）能解决的问题。不知高见如何？「华夷思想」是否也是「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