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4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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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毛病，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改之？那就是，不管谈啥，准振振有词说，中国古代都照有不误。你说「民主」，古时就有「民主」。你说「火箭」，古时也有「火箭」。你说舞蹈、音乐、文学，哎呀，古时更是多得要命，不信的话，古书为证，君不见「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乎。接着解释起来，不是孔丘曰，就是孟轲曰，再不然是《诗》曰、《易》曰、以及这个曰、那个曰、全是古人在「曰」，「曰」了半天，好像真的一样。
灵性衰微
中国古时候有没有音乐，有没有舞蹈，有没有文学，凭天地良心，我不知道。万一有的话，会不会像古书上说的，有那么奇妙，我也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古书上既然提过该事，即令没啥了不起，想来有倒一定有的。不过，那都是想当年的事啦。春秋战国之后，皇帝和孔丘先生的徒子徒孙结合，既得利益和理论根据结合，人类精神生活遂逐渐酱住，两千年下来，即令没有酱死，也被酱得四肢麻木，连一声有灵性的呻吟都哼不出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柏杨先生正在四川当教习，晚上十时左右，收音机忽然广播出日本投降消息，这简直比跌跤捡了一块金砖还要晴天霹雳。刹那之间，全学堂师生奔到广场，如疯如狂。有几个不老实的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木柴，还生起营火。呜呼，这种镜头，读者先生在电影上看得多矣，营火熊熊，火焰冲天，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团团围绕，舞蹈的舞蹈，高歌的高歌，盃酒上举，感谢苍穹。那一天，柏杨先生也巍然在场，而且也热血沸腾，盖国家百年大耻，雪于一旦，真是笑得连尊嘴都合不住。可是，即令在最顶尖快乐的时候，笑容不能一直不坠，不久我就发现场面有点不对，大家生着了营火之后，虽然把它团团围住，却既没有舞，又没有歌，脸上最初的笑容收敛了之后，终于黑压压一片，好像一大群呆头鹅，营火四射，在大家没有表情的脸上，摇动着焰影，寂寞而沉闷。假如这时有一位月球上的朋友忽然光临，准以为是谁寿终正寝，大家来火葬他哩。
大家为啥不舞？又为啥不歌？非不肯舞、不肯歌，而是舞不出来、歌不出来。也有几位东北籍的学生，忍耐不住，想起了〈秧歌〉，出而扭之，当时尚不知道已有人提倡那玩艺，只不过觉得那种扭之，虽有点像西班牙的土风舞，但却缺乏一种高级情操的韵味，用之锻链身体，足足有余，用之表达感情和表达美感，便实在抱歉。所以那几位扭了几下，既未有人附和，又未听到掌声，只好自动下台鞠躬。他们下台鞠躬之后，广场上虽万头乱钻，仍然只剩下营火一堆，一堆营火。诚如虞姬女士唱的：「好一派凄凉光景。」
嗟乎，中华民族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被酱了两千年之久，灵性逐渐衰微，奄奄一息。因之中华民族不得不堕落成为一个没有动作的民族，也堕落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谈起音乐舞蹈，虽然古已有之，而且这个也曰，那个也曰，引经据典一大堆，好不热闹，但实际上却早酱僵了矣。柏杨先生当时也同样的眼如铜铃，假如我会唱的话，早去唱矣，假如我会舞的话，也早去舞矣，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空自着急。盖从小到老，都在猛学正人君子，而当正人君子第一要义就是非礼勿动的。男男女女抱在一起，手拉着手，摇头摆尾，前仰后合，圣人在棺材里都能气得咯吱咯吱咬牙，行为不检到这种程度，一辈子都别想当官。偏偏中华民族最大的特征是人人想当官，怎能不把凡是有灵性的玩艺，都当作洪水猛兽耶？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纯上仗义疏财〉，写的是马二先生的故事，马二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他对蘧公孙先生说的那段话，真知灼见，惊天地而泣鬼神，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读，书上曰──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得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梁齐，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就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作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那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
呜呼，不仅蘧公孙先生如梦方醒，便是柏杨先生也如梦方醒，读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马二先生住址的，务请来信见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而且还非得请他当官崽大学堂校长，兼授他的「敲门砖学」，以明义理不可。夫举业者，做官的敲门砖也。要想做官，就得认清时务，在言扬行举的时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游说时代，我就周游列国，舌如弹簧。在贤良方正时代，我就贤良方正。在诗词歌赋时代，我就既作诗又填词。在理学大盛时代，我就连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时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时尚找不到马二先生，无法请他就明王朝以后的时代，指出当行的举业。但依其「敲门砖学」精神类推，以后到了袁世凯洪宪时代，柏杨先生就努力赞成帝制，至少也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示非有个皇帝出来不能救中国。到了云南起义，再造共和时代，柏杨先生自然跟着义愤填膺，同样的也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赞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后，到了东亚共荣圈时代，柏杨先生的举业就是喊天皇万岁矣。否则哪个给我官做？
壮哉，「哪个给我官做」？对小孩子来说，有奶便是娘。对二抓牌来说，能给我官做的就是主子。于是耶稣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权给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紫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举业朋友，以头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顶之者有之，以钢钻钻洞者有之，以忠贞学挖窟窿者有之，以听话学巩固地盘者有之，热闹哄哄，好不过瘾。
走老板路线
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种动物，那就是举业第一，敲门砖第一。读书之所以成为上品，乃因为有一个重「英豪」的「天子」，使他可以做官。呜呼，中国之「做官」和美国之「做官」，有所不同。美国之做官也，是自己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做官，既做了官之后，其权力来自选民，他就不得不为选民服务，不然的话，官做不成矣。中国之做官也，心里痒痒，痒得坐卧不安，用出种种阴谋奇计，弄了一个官，然后对一些他以为不知道底细的朋友，扭扭捏捏，说他根本不愿意做官；说到得意之处，还龇牙曰：「谁愿意做官谁就是畜牲。」就在前天，一位朋友请客，来宾中有位二抓牌，酒酣耳热之际，醉眼蒙胧，没有想到柏杨先生在座，突然大叹一声曰：「我真不想干啦，已辞了八次，局长硬是不放。」我接嘴曰：「那是你阁下辞得不恳切，我不信你明天不上班，局长就去跳淡水河。」他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下就问了我的尊名大姓，默记在心，以便相机抓我的小辫子，报此一箭之仇。真是不知道我还算客气哩，我如果曰：「阁下，我劝你别折腾啦，万一局长大笔摇了一个『可』，你就汽车没有啦，洋房没有啦，电话没有啦，马屁之士也没有啦，凄凄凉凉，孤孤单单，好不惨然。这还不算，你阁下不干这个官，你去干啥？垮了连饭都没得吃。」呜呼，幸亏我没说这话，否则我的后患还严重。
美国之官，权力来自选民，当然尊重选民；中国之官，权力来自主子，自然见了主子就等于见了上帝耶和华。故柏杨先生又有一条定律出笼，该定律为官崽大学堂秘密校训，向来不外泄的，一时忍耐不住，特隆重告你阁下一人，千万勿向别人道及。该定律是：在这个年头，凡走主子路线的，必大获全胜，不幸而误走了群众路线，势必丢盔掼甲，哭爹叫娘。吾友俞宝全先生，二○年代时，任职开封河道公署，有一天来柏府闲坐，哼哼唉唉，好像得了痢疾。我问他何处不适，他就告诉我贾鲁河之事，贾鲁河之事是啥事，不关主题，不必管它，关键在于，如果改道，则千万县民受益，但新道恰好改到当时督军赵倜先生的田上；但如果不改道，千万县民只好每年继续受灾受害。我当时虽然年轻，但英明天纵，道德学问已经很大，就厉声对他曰：「老哥，这还有啥犹豫的，当然不要改道。」他惊问其故，我曰：「千万县民算啥，他们就是一致说你好，为你立下生祠。老板一纸命令下来，照样免了你的职，要了你的命。」他颇不服气，结果赵倜先生看他不够听话，就照他屁股上一脚，把他踢成督军府卫生委员会委员，用不着上班，薪水却是送到家的。可是送了三个月，忽然不送啦，去卫生委员会一查，咦，原来根本没有卫生委员会。他如果是圈里之人，找到四同之士──同学焉，同伙焉，同志焉，同餐焉，照样还是有官可做，可惜他是圈外之人，从此流落，几乎饿死，毛病都出在他妄想走群众路线，可不戒哉。
做官既是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发展途径，则做官也就是知识份子唯一的活命之方。柏杨先生家乡有句俗话曰：「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喝穿。」现在则不仅为的吃喝穿，还为了汽车洋房和国外存款，而且心血来潮之时，还可以「整人为快乐之本」。无论物资生活精神生活，均有斩获。做官成为一种光荣，真是人间天上，天上人间也。《儒林外史》上范进先生，一听说中了举人，马上就发了疯，我想读者先生看了该书，不见得会完全相信，其实何必《儒林外史》哉，就在台湾，有些人想出国留学，用了各种解数之后，仍没有出去，结果也发疯了，书也教不成，事也干不好。呜呼，举业也者，出国也者，皆为做官之本，为了打基础都能发疯，一旦触及到官的本体，真得就地乱滚，大疯特疯矣。
诗人周弃子先生曾告诉过我一则故事，该故事产生在台北。他有一位朋友，原来大概是科长之官，后来在官崽大学堂旁听了几个月，颇有心得，稍加应用，即高升了副秘书长。夫副秘书长者，大矣巨矣。升官之后，好像屁眼里插了一根萝卜，以致他神魂飘荡，坐立不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虽然高升了副秘书长，其座位却一时未搬，仍坐在科长的原位置上。是副秘书长之桌一时未腾出来乎？或有其他原因？历史书上没有记载。反正是当周弃子先生有一次去拜访他时，他阁下还坐在老地方。如果换了柏杨先生，察颜观色，看他杏脸含春，准知必有异样；偏偏周弃子先生作诗有余，对官崽的认识不足，谈了半天，都没搔到痒处，该崽甚为不乐，僵到最后，该崽忍无可忍，忽然叹一口气。周先生果然中计，问他为何发叹，他埋怨曰：「这副秘书长真不是人干的！」周公这才恍然大悟，向柏杨先生述及时，还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嘴巴。
其实岂止诗人如此，一个人倒了运时，老娘都会倒绷孩儿。柏杨先生何等聪明，也曾经栽过筋斗。前年之时，代一位朋友去台北第一银行办理借款，含笑鞠躬，自不在话下，眼看就要办成，可是被我一通乱叫，完全叫垮。原来和我接头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副理，别人介绍时，明说他副理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大概正霉星高照，硬是听成了「协理」，这一听错不打紧，一口一个「协理」，在我以为叫得多甜呀，谁知道叫得越多，他心头越烦。马屁拍到马屁股上，他才舒服，拍到马腿上，他怎么舒服得了乎？结果该官崽一脸寒霜，左挑右剔，告诉我明天再去；第二天再去，不要说借钱啦，连蝨子都借不到。一直到今天，一想起这段往事，就无地自容。呜呼，银行编制，谁晓得副理比协理大呀，我还以为高叫了他一级，他高兴得拉稀屎哩。闻过则怒集21 走老板路线走老板路线
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种动物，那就是举业第一，敲门砖第一。读书之所以成为上品，乃因为有一个重「英豪」的「天子」，使他可以做官。呜呼，中国之「做官」和美国之「做官」，有所不同。美国之做官也，是自己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做官，既做了官之后，其权力来自选民，他就不得不为选民服务，不然的话，官做不成矣。中国之做官也，心里痒痒，痒得坐卧不安，用出种种阴谋奇计，弄了一个官，然后对一些他以为不知道底细的朋友，扭扭捏捏，说他根本不愿意做官；说到得意之处，还龇牙曰：「谁愿意做官谁就是畜牲。」就在前天，一位朋友请客，来宾中有位二抓牌，酒酣耳热之际，醉眼蒙胧，没有想到柏杨先生在座，突然大叹一声曰：「我真不想干啦，已辞了八次，局长硬是不放。」我接嘴曰：「那是你阁下辞得不恳切，我不信你明天不上班，局长就去跳淡水河。」他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下就问了我的尊名大姓，默记在心，以便相机抓我的小辫子，报此一箭之仇。真是不知道我还算客气哩，我如果曰：「阁下，我劝你别折腾啦，万一局长大笔摇了一个『可』，你就汽车没有啦，洋房没有啦，电话没有啦，马屁之士也没有啦，凄凄凉凉，孤孤单单，好不惨然。这还不算，你阁下不干这个官，你去干啥？垮了连饭都没得吃。」呜呼，幸亏我没说这话，否则我的后患还严重。
美国之官，权力来自选民，当然尊重选民；中国之官，权力来自主子，自然见了主子就等于见了上帝耶和华。故柏杨先生又有一条定律出笼，该定律为官崽大学堂秘密校训，向来不外泄的，一时忍耐不住，特隆重告你阁下一人，千万勿向别人道及。该定律是：在这个年头，凡走主子路线的，必大获全胜，不幸而误走了群众路线，势必丢盔掼甲，哭爹叫娘。吾友俞宝全先生，二○年代时，任职开封河道公署，有一天来柏府闲坐，哼哼唉唉，好像得了痢疾。我问他何处不适，他就告诉我贾鲁河之事，贾鲁河之事是啥事，不关主题，不必管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