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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0章

柏杨全集-第4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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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小子觉得苗头有点不对,一把拉住曰:「你说啥?彼得医生疯啦?」瘪三曰:「你没看报呀,彼德医生已经关到疯人院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神经病,凡是去求医的病人,他都说得了砍杀尔,而且只有一个星期好活。」约翰小子忽然想起他阁下硬闯辕门的场面,不禁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当场就要栽个狗吃屎。等到神智稍微清醒,从瘪三手中一把抓回那五百元,撒鸭子就跑。
   故事到这里为止,属于喜剧类型,可供一粲。但该小子这一辈子恐怕都不敢回想过去,否则随时都会吓出尿来,乃属于「砍杀尔传奇」兼「白色恐怖」的特写镜头。幸亏天老爷保佑,教那些流氓疑神疑鬼。否则,砰的一声,全部报销,医生老爷岂不坑死人乎?于此柏杨先生特别建议不幸害了癌的倒楣份子,看病跟买东西一样,俗不云乎:「货走三家不吃亏。」一旦到医生判决了砍杀尔时,最好多找几位医生瞧瞧,如果是真的砍杀尔,命都没啦,多割两片肉又有啥不得;如果不是砍杀尔,也可早日脱离苦海。而当医生的诸位老爷,也真应细一点心,治人不是杀猪,杀猪时捅错一刀,可再捅一刀,治人就不然矣,圣手仁心还不行,还得加上细心,拜托拜托,阿门阿门。
   避年期间,和朋友们除了谈癌,还谈《西施》,似乎也跟癌有关,《西施》是两部电影的总称,上部曰《卧薪尝胆》,下部曰《勾践复国》,这是目前最当行的戏,柏杨先生在台湾南部时,正逢大家有口皆碑,聊天之间,自然而然的聊到它头上。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点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中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一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的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可不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也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反璞归真,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文不能合一,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呢语,也用的是文言文。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罄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的阴阳怪气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式,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绝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缺少这股劲
   《西施》片中饰演西施女士的女士,她阁下的美是没有话可说的,柏杨先生站到她跟前,真能浑身发抖,教我跳楼我绝不敢稍违芳心而去跳河。但导演老爷努力猛捧,教她饰演西施,似乎多少使人恍惚不安。当然啦,任何一个女演员饰演历史上的美女,都吃力不讨好。盖有人喜欢丰满的,认为西施应该是丰满的才对;有人喜欢消瘦的,认为西施应该是消瘦的才对;有人喜欢高头大马的,认为西施应该是高头大马的才对;有人喜欢巧小玲珑的,认为西施应该是巧小玲珑的才对;有人喜欢小口的,认为西施应该有个小口;有人喜欢肉鼻子的,认为西施应该有个肉鼻子。柏杨先生喜欢三寸金莲,则西施应该有双一拧一拧的小脚也。
   正因为一个女演员不能既肥又瘦,既高头大马又巧小玲珑,既挺鼻子又肉鼻子,所以无论她美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使所有观众满意。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不必再说明矣。但是,用之以作警惕,小心翼翼去物色女主角则可。用之作为遁词,作为藉口,便不可也──可当然可,老板大权在握,就是请柏杨先生去当女主角演西施,谁也没话说,但总不能教人心服。
   在一般人印象中,这印象可能来自仕女画,古典美人应该是瓜子脸,长长的眉,高高的鼻,水汪汪的眼(在我看过所有的电影明星中,似乎只有罗美雪妮黛女士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乃真正的「秋波」,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柏杨先生是她阁下的迷,迷得如醉如痴)。除了这些,最主要的还是瘦瘦的焉。历史上似乎只有一位胖美人,那就是杨玉环女士,其他固都是以纤弱为美的也。吾友赵飞燕女士,瘦得可在手掌上跳舞,就是一个尖顶的例子。文学上凡称赞美女的,几乎离不开「纤细」「瘦削」「婀娜」「袅婷」,玉手必须纤细,大手恐怕不行;小腰必须瘦不盈握,若柏杨先生的肚子恐怕不行。总而言之,古典美人均楚楚堪怜,教臭男人油然而生非保护她便不能活的感觉。如果臭男人一瞧她,油然而生的是被保护的感觉,则只能当老娘尊敬耳。
   这些话不是说女主角成了老娘,千万不要误会,而是说女主角的面貌和身段,似乎是属于另一型的,她如果能饰演杨玉环女士,或饰演薛宝钗女士,当更为恰当。她阁下的脸好像是方方的,敦厚有余,明媚不足。呜呼,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这个「媚」字,任何一个帝王,玩的女人多啦,如果没有一种秘密武器媚工,恐怕是抓不住。李隆基先生在杨玉女环女士死了之后,他儿子为他弄了几十个各式各样的美女,服侍左右,他都不满意。可见「美」的力量有时而尽,而「媚」的力量无时或穷,偏偏饰演西施的女主角,似乎缺少这股劲。
   抗战期间,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电影,片名忘之矣,演的是莺莺红娘的故事,由慕容婉儿女士饰演莺莺,周璇女士饰演红娘。那时候已经流行瞎唱啦,弄得京戏不像京戏,歌剧不像歌剧,老夫人刚要动手打人,红娘往下一跪,就比手画脚曰:「夜沉沉,停了针绣,和小姐闲谈吐,听说哥哥病久……」
   ──说那是瞎唱,真是瞎唱,洋电影也有唱的,但都是在故事发展和气氛酝酿成功的时候才唱。中国电影则管你三七二十一,说唱就唱。听说李丽华女士一直到现在仍抱着这一手不放,呜呼,李丽华女士似乎也是中国电影之癌,不是她本人是癌,而是她的那种作风是癌。她阁下今年大概五十开外,要当祖母了吧,而仍在演十七八岁少女的角色。一个老娘假装成憨气未退的小女孩,跟柏杨先生假装不懂事的老天真一样,怎不天怒人怨耶?这当然是不服老,但上天注定人类必定向老屈膝,不服老只能闹笑话,不能真的就小了也。这种年龄不相称的作风,是一种严重的砍杀尔,一天不割掉,一天就不能新生。费雯丽女士比李丽华女士漂亮得多啦,但她并没有打算再演《飘》里郝思嘉的角色,而演的是史东夫人。这面镜子,希望有人送给李丽华女士照照,也是割癌生肌,救救日渐堕落的中国电影之道。
   慕容婉儿这个名字真美,我想她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真美,可是她的「开麦来费死」──镜头脸,似乎是矩形的,而且血盆大口也似乎构造特别,老板大人如果捧她出来丢人砸锅的,那当然是达到了目的,如果捧她出来烘托红娘漂亮的,当然也达到了目的,可是如果捧她出来成功成名,流芳千古,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焉。盖捧不捧权在老板,呕吐不呕吐权在观众也。这桩往事,可供有心人士参考。《西施》片中女主角比慕容婉儿女士漂亮万倍,所以我说这些,不是怀疑她的美,而是认为她饰演西施不合适,犹如柏杨先生饰演张君瑞先生不合适一样也。
   《西施》最得意的号召是场面伟大,看过该片的朋友,对其场面的伟大,都点头不止。仅只那千军万马,在中国片中,不要说看过啦,连听说过都没有,倒是在洋电影上久仰了矣,今天能在中国片中开开眼界,也算不虚此生。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场面伟大固然场面伟大,千军万马固然千军万马,不过用拳赛作比喻,却不像一个结结实实的大汉,而像是一个虚胖的黄疸病患者,架子虽有,动作稀松。
   
   
   四不像
   世人经常嘲笑日本人是个模仿的民族,以致第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发明了零式飞机,把美国佬发明得心战胆惊。呜呼,发明固难,模仿也不容易,日本人学谁像谁,学啥像啥,学民主政治连骨髓里都是民主政治,学法治秩序连骨髓里都是法治秩序,学重工业真的成了一个重工业国家,学现代化真的全部都现代化。中国同胞总是觉得日本人有点笨,但中国同胞却因聪明过度,遂弄成四不像。贵阁下见过吾友姜子牙先生的「四不像」坐骑乎?你说他不是马,他硬是马,你说他不是牛,他硬是牛。
   不要说日本啦,比起韩国,中国也是落后地区,这次韩国总统朴正熙先生来台北访问了四天,大概对中国特有的「四不像」,有深刻的认识,将来会不会影响国家大事,我们不知道,但透过韩国记者笔下,恐怕只会增加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视。韩国记者老爷跟他们的总统亲如家人,那是一种高贵的和充满了灵性的气象,而中国的警卫人员却连他们的照相机都夺而抢之,甚至把他们的底片都曝了光,怎怪他们惊讶中国到底是个啥国家乎哉?这都是题外之话,现在且继续研究我们的《西施》,《西施》的场面伟大和千军万马,固然空前,但在观众眼眶里,却不是空前的也,不但不空前,简直面熟面熟,好像啥地方见过。呜呼,当然在啥地方见过,洋大人电影上就露得太多啦,灰沙蔽天,人喊马嘶,其势汹涌,好不热闹。
   不过剧情有发展,场面有目的,一位美国导演朋友曰:「如果第一幕墙上挂了支枪的话,以后一定要用到它。如果以后用不到它,就不要把它挂出来。」拳击的伟大场面必须有一场拳击的高潮才对,如果乔路易先生跟卡莱先生要决赛啦,宣传了半年之久,届时人山人海,涌往观赏,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擂台上,好不容易盼到一时三刻,却出来两个虚胖大汉,比画了一遭「茶壶一把」「一把茶壶」那种教师爷的老拳,然后下台鞠躬,观众恐怕不肯善自罢休。暴跳如雷之余,连擂台都可能打个稀烂。盖既有那么盛大的铺张,就必须有其激烈的和意料之中的行动,没有这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完整。
   《西施》的场面好像张英武先生,大得惊心动魄,任何一个观众在心理上都准备接受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高潮。可是,潮倒有潮,却不是高潮,而是退潮,都以为最后一家伙,一定是排山倒海,结果竟一去无踪。呜呼,吴越大军第一次会战时,两员大将,怒马而出,呼的一声,一根长矛插到地上──插到地上后应该接着就是决斗或混战,想不到各人却收军走他娘的啦,连京戏上那种走几趟的照面都没有。当时柏杨先生还想,这一定是大决战的序幕,使人热血澎湃的镜头在后面哩。结果左盼右盼,只见人来人往,马来马往,一直来往到「剧终」,好不泄气煞人也么哥。
   这种泄气,跟一个人往下一坐,别人却把凳子拉走那种虚脱的感觉一样。贵阁下坐过这种落空的凳子乎,你本来看得准,拿得稳,以为可以坐上去的,一个该死的小子飞手牵羊,把凳子一抽,于是乎一屁股坐到地上。如果心脏不好,真能当场驾崩。《西施》观众的心脏,似乎都很健康,要不然李翰祥先生的麻烦大啦。
   战争片而无战争行动,只靠战争前奏,不能不说是问题严重。柏杨先生前几天特地向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杨樵先生讨教,才知道有他的困难。盖好莱坞有一批受过高度特技训练的人马,专门演冲锋陷阵,打斗赌狠,样样逼真。而我们的千军万马,不过是临时借调,凑凑热闹可以,表演肉搏就得商量矣,万一有人受了光荣的伤,躺到殡仪馆凄凉的床上,将如何善其后乎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苛求,但仍说了这么一大堆,并不是要求非演出血流成河,伏尸千里不可。而是,既然有这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就不必把所有的箭头指着这困难,就不必摆出那种伟大的场面,迫使观众期待着出现大战高潮。这是失策,但该电影却为失策的一点去努力宣传,大概认为乡下人好唬也。
   场面是虚胖的场面,已是遗憾。而动作的奇异,也遗憾不误。这又谈起癌来啦,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打斗片,无不惨不忍睹,常有些导演先生,看洋片打斗,看得心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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