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4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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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我对蒋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觉得蒋经国差强人意。刚来台湾的几年，他时常自己开着吉普车去北投政工干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从公。不管说他是共产党的身段也好，说他是江湖的身段也好，他有他父亲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众，而蒋中正却只知道聚帮结派。
　　　
　　　　　蒋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一九六○年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开会时，代表闹得很厉害，他问当时的秘书长：「他们闹什么？」答说：「他们要钱，要出席费，要房子。」蒋中正说：「没关系，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过去大陆上很多反对他的军阀斗不过他，即是因为他有钱、有特务组织。现代化的特务组织加上古老的金钱，一下子便把对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初期的共产党，便完全失灵。
　　　
　　　　　蒋经国比他父亲能干得多，他知道国民党失败在于官吏的贪污、军队的腐败，所以他加强政工，整肃军队风纪。当年在大陆时国民党军纪之坏，比土匪还不如。军人要是看你不顺眼，可以把手榴弹丢到你家里，甚至用机关枪对着你扫射。随便一个穿军服的士兵上了火车，要占几个位子就占几个位子，没有人敢讲话，他更不需要买票，因为没有人敢向他要票。所以大陆上的人常讲：「不怕警察怕军队。」
　　　
　　　　　此外，军队中普遍吃空缺。一个人当连长，家里就成了银行。这些弊病都在蒋经国手里改好，对社会的安定有莫大的帮助。除了整饬军纪外，蒋经国还有个贡献，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立，替退除役官兵安排出路，用他们开凿横贯公路、兴建工程等，让他们退了伍仍有盼望，否则军人没出路，台湾社会可能早就陷于混乱。
　　　
　　　　　我在救国团看到的蒋经国，跟以后的蒋经国不一样。他年少时受共产党的教育，很多手法跟共产党一样，和他父亲截然不同。蒋经国是相当无情的，而蒋中正是黑社会起家，对一些贪污犯还念乡友之情，姑息、纵容他们，蒋经国则严刑峻法。
　　　
　　　　　蒋经国还有个好处是很少人能左右他，历史上一些昏暴之君，其实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獒犬，蒋经国则不太受别人左右。他的侍从不能跟他谈半点公事，否则立刻调走。起初看他老是调换随从副官，有时一星期调一个，觉得很奇怪，后来发觉原来如此。前几年，反抗群众骂他骂得很厉害时，他完全知道。有人提议制裁，他对那些特务说：「这是骂我蒋家，我都不发怒，你们发什么怒。关于我蒋家的事，你们不要管。」
　　　
　　　　　基本上，蒋经国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在某方面来说，也都不可爱。四十年前，我在复兴岗当过兵──暑假期间一个半月的「中上级政工干部储备训练班」。那时礼拜天是放假的，后来因为加强训练，临时规定礼拜天不准出去。很多人为此怨声载道。有些从南部来的，不见得对政工有兴趣，但对台北有兴趣，希望上台北玩玩，或和女朋友约约会，这下子不能玩了，火大得找出蒋经国以前的讲词：「长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士兵的假日。」他们把训词拿给当时在政工干校当教育处长的王升看，要他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当时任政战部主任），但是王升不敢报告。
　　　
　　　　　蒋经国这样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后两年的革新求变中，得以发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两年去世的话，国内政局绝没有这样的局面。虽然他同样有很大私心，但这难免，我们不作过份的苛责。
　　　
　　　　　钟春兰：蒋经国的改革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而不早几年？他改革的力量来自哪里？是形势所迫？还是靠他本身的智慧？
　　　
　　　　　柏杨：改革所以来得那么晚，因为蒋经国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有重回大陆的使命感，而且很相信这件事。当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筹备时，他曾说：「开幕成立这一天，我要参加。」当他知道已定于十月十日他不能参加时，他很懊恼地说：「哎！反攻大陆后，我对幼狮公司有很大的计划。」
　　　
　　　　　还有一九五一年左右，蒋经国接管特务机关（所谓情报改制），很多人反对，认为：「太子」怎么搞起特务呢？为此，他发表一篇文告，每个干部都收到一张。文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我曾问过戴笠同志，要是情报工作与法律冲突的话，我们怎么办？戴笠同志告诉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么就是法律？特务机关只能执行法律，怎么可以违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蒋经国专制封建的强悍心态。他一心想反攻大陆，想维持他父亲传给他的权力系统。所以他一步步地夺权再夺权，盼望时机成熟，在美国协助下，国民政府重回南京，统治整个大陆。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后所以做出改革壮举，有几个原因：一是形势所迫，外在的环境、时代的潮流已不允许他继续独裁。第二、他感到孤单，军队士兵和干部地域性的变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险。此外，他自己也觉悟到反攻大陆的愿望不能达成，自己的身体也不允许达成。生命有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伤，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壮志没有了，这时他只想到一点──他的历史地位。他要在历史上留名，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让人赞许的地方。
　　　
　　　　　钟春兰：由你刚才所述，我们了解了人治时代的国民党。我们很幸运的是蒋经国在他末年有这些了不起的作为。请问现在没有蒋经国的国民党，应该如何走下去，才能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柏杨：以我看国民党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实行民主到底。蒋经国带领大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不容易回头，一定要继续民主，一定要继续改革。目前的形势是石头在山顶上，蒋经国是推动这石头的人，石头既然已经往下滚，任何人都挡不住，即使蒋经国死里复活，他也没有办法阻挡，石头一定会滚下来。　　　　集体领导是注定的趋势，起初我也很奇怪蒋经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接班的强人，后来我觉得蒋经国很聪明，因为他知道没办法培养。我猜他一度想培养林洋港或张丰绪，随后发现林洋港太强，而张丰绪太弱，才找到李登辉。
　　　
　　　　　李登辉的性情加上现在的环境，使他绝对站在主导地位。目前的形势是：如果李登辉下令调动参谋总长郝柏村的话，没有人会反抗，也没有人会支持反抗，因为李登辉的声威正趋向巅峰。军事政变不是那么容易，必须有军事干部支持，不是一人要变就变，而是大家要变才变，至少少壮派要拥护你。总括一句：形势比人强，现在的局势下，没有一个人敢违抗李登辉。我认为国民党会一直走向民主开放。
　　　
　　　　　钟春兰：国民党的权力来自革命。在过去它是一党独大，党国不分，并且控制军队，控制情治单位。这样的一个革命政党，如何过渡、转化为良性的政党？
　　　
　　　　　柏杨：国民党将来一定会转化成良性的民主政党，但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但他们会以此做为最后目标。一个党有军队、有特务，其他的党怎么能公平竞争？换言之，那就不是民主了，不是我们盼望的。
　　　
　　　　　国民党今年（一九八八）的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开始。党要民主化，党推出的公职候选人必须假投票，才能做到真正由下而上的选举，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栽培提拔，这样才能代表民意，才是民主。自己民主后，才能推行民主。
　　　
　　　　　钟春兰：以目前来看，国民党内民主化应该是大势底定；然而党内自称代表法统的资深元老派，却又形成另一股反抗民主化的逆流，你认为这应该怎么摆平？
　　　
　　　　　柏杨：我们应该强调：正为了要尊重并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所以资深代表必须走路。他们坐在位置上恰恰是破坏法统，而且已破坏了四十年，还能允许他们继续破坏吗？第一，舆论要加以挞伐，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要明白他们父母不对。第二，强迫他们退，鼓励、安慰他们退，给钱嘛！即使他们不退，上帝也会站在我们这边，上帝自然会叫他们退，今年元月份不就死了十三位吗？这应该不是问题。
　　　
　　　　　钟春兰：目前国民党党政军的高干以外省人居多。有人说李登辉当上总统是本土化的落实。你认为未来本土化的趋势，会给国民党内部结构带来怎样的冲击？
　　　
　　　　　柏杨：根本不可能有冲击，本土化与李登辉无关，却与民主政治有关，与党员代表大会有关。党员代表大会一开，自然就本土化了！假如不是这样的基础的话，上面一百个李登辉都没有用。本土党员参与，逐步递升，控制中央委员会、主导国民党中常委，自然就本土化。党员选举如果来自基层，谁都挡不住。
　　　
　　　　　民主政治不是万灵丹，但可以解决很多专制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必动刀动枪。只要强调民主政治，本土化是必然，也是自然的，因为本土人多。而且还不会使本土的民间人士有一下子翻身的感觉，也不会使外省人有倒栽葱被骑到头上的感觉。
　　　
　　　　　钟春兰：有些外省人很怕本土化的政策，以为会吃亏受损，因此情绪性地反对台湾内部的民主化；相对地，有些本省人也把所有社会问题归诸政治，归诸外省人的统治，也因此滋长了台独意识。以你外省人的立场，你认为应该如何化解这些不当的观念、想法。
　　　
　　　　　柏杨：省籍问题如果没有野心家刻意的挑拨离间，一点也不严重。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第二代都自认是台湾人了。以我儿子为例，他做房地产生意，推出前要向大股东作简报。我问他：「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外省人，用国语讲解，而遭到别人的歧视？」他说：「没有哇！我讲他们也听啊！有几个老先生听不懂国语，旁边就有人自动替他翻译；他们问的问题我听不懂，也有人主动告诉我啊！」像最近，我对他说：我要带他回大陆去寻根！他说：「我不要。大陆是你的根，不是我的根。我如果移民到美国，寻根也是回台湾寻！」
　　　
　　　　　本土化的意义并不是把外省人排斥光了，只不过是在行政单位或民营单位，外省人可能占少数而已。而本省人当总统，难道国会就可能通过一个条例：规定外省人不能卖油条？外省人当总统，外省人就好过日子？这是什么逻辑？浙江人当总统，我这个河南人还不是坐了十年的牢，而我坐牢的难友里，也不乏浙江人！
　　　
　　　　　总归一句，只有民主才能消弭省籍问题。民主让我们心胸开阔，容易与人相处，容易包容别人、欣赏别人。民主政治可以让每个人感觉平等，平等的意义就是尊重你跟尊重我自己一样。民主政治就是理性、就是不极端。在民主政治下，省籍问题很容易消除；反而是专制政治使地域观念越来越深。
　　　
　　　　　外省人最大的武器是大陆上有十亿外省人。所以，我担心反制民进党的爱国阵线，远超过担心民进党里的台独派。因为爱国阵线若得胜了，他们激进的作法我们必然倒楣；爱国阵线若失败了，他们可能走上另一个极端，甚至向北京求救，势将造成某种可怕的强烈反应，演变成使人色变的结局。
　　　
　　　　　所以我们现在当急之务是：国会赶快改选，国民党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党员代表；台独朋友不要再提升层面，让我们民主更结实，政治稳固成为惯性运作，成为生活的一部份。
　　　
　　　　　钟春兰：自从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之后，人民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介团体，例如环保、劳工联盟、农民权益促进会等，这些中介团体本身有力量，必要时可以自力救济，但基本上他们不想附和、归属于任何政党，这是从未曾有的现象，对国民党也造成某种压力。你认为这些中介团体在未来的政治气候上产生怎样的影响？
　　　
　　　　　柏杨：这些中介团体太重要太重要了，专制政治很奇特地造成人民两种极端的性格：一是对政治特别有兴趣，只要搞政治就觉得痛快过瘾；一是对政治特别畏惧，谈起政治就发抖。在政治上过去大家习惯斗争，不习惯负责，也没有能力负责，搞来搞去都被野心家牵着鼻子，牵来牵去。
　　　
　　　　　现在有了这些中间团体，让人民有缓冲的空间，了解不是每件事都与政治有关。这些团体使我们自己懂得争取自己的权益之外，也学习了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每个小团体内有运行的轨道，领头的是选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好比消费者基金会的会长一样，一年一选，以前会长是柴松林，做得很好，现在换别人了，同样也做得很好，这证明不是非柴松林不可。民国初年，非袁（袁世凯）不可，对日抗战前，非蒋（蒋中正）不可，大陆解放，非毛（毛泽东）不可；都是错误的想法。民主政治里绝对没有非谁不可。有人说民主政治可能选出庸才，但庸才总比暴君好！打出来的虽不是庸才，却是暴君。又有人说选举浪费金钱，但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好！
　　　
　　　　　钟春兰：民进党中部份激进人士把「台独」喊得很高，甚至有人主张把「台独」列入党纲，你认为这对民进党将来的变数如何？
　　　
　　　　　柏杨：民进党最大的特质是，他们是来自民间强大的和平反抗力量，这点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中国历史上的反抗力量都是动刀动枪，提头上阵的，而国民党能包容这种反抗力量也了不起。民进党有些人士常讲：国民党不得不让步，事实上，让步是一种能力。
　　　
　　　　　基本上我对台独运动充满同情，因为国民党太糟，而共产党又太凶，让一些本土人士觉得离开大陆，越远越好，这种主张台独的心理背景，我能了解。问题是怎么能办到？无论怎么说，结局都是国土分裂。自从有历史以来，只要有人用行动提出国土分裂，一定发生战争、一定杀人流血。只有新加坡例外，新加坡是被开除的。假如新加坡不是被开除而是主动要求独立的话，试想它要付出什么代价？会有什么后果？
　　　
　　　　　截至今天为止，台独的力量完全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因为当今的环境已不允许像以前那样逮捕了再说，所以它就跟你慢慢磨。以目前的情势看，台独还没有升级，可是万一升级的话，则一定流血；你要游行，国民党政府不准，于是暴动，于是镇压。镇压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如美丽岛事件，一批人被捕，台湾再度戒严。一是镇压不住，军队不打，警察、特务不抓，政府瓦解，北京的空降部队马上就会到达。
　　　
　　　　　有些民进党独派人士说美国会支持他们，美国政府有过承诺？美国政府可能派兵？美国何其大，一两个议员口头说说，就信以为全美国都支持，那可是一种意淫。何况，美国国务院前不久还再三声明绝对不支持台独。又有人说台湾四十年来不是有实无名的「台独」吗？中共以前也没有动武，今后对台湾也不可能动武。中国有句老话：「横挑强邻者，不祥。」中共过去因为内部也有问题，日后谁敢保证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我的家乡河南有个故事：有人在两个肩膀上绑两个葫芦过了河，第二次则改在腰间绑两个葫芦也过了河，第三次，他根据以前的经验推论，如果把葫芦绑在脚底下，那一定可以踏水而行，没想到整个人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