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某龅氖椋较衷诙际链蠛＃粜湃蓿笙孪蛭业裳墼唬骸改憬涛衣舳襞ジ苫盐械墓吹毖健！�
贵阁下读过《七侠五义》乎？一位海盗朋友，困在一个孤岛上，连一群喽啰在内，都饿得东倒西歪，盖他老人家捉住过境民船，连船夫一并宰掉。恶名传出，船都绕道而逃，他只好群起倒毙矣。后来经名人指点，不但不宰掉船夫，捉住后反而跟船夫三七分账。两方一勾结，船夫有利可图，不但不绕道啦，还自动把「肥羊」送上大门，海盗朋友的水寨，从此兴旺。
这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海外书商似乎都在干宰掉船夫勾当，开书店当然卖书，如果觉得卖书是桩可厌可耻的行业，满可改行卖飞机原子弹，既然屈就，就不应自断财路。而事实却又偏偏如此，其中道理，就是把我老人家的头皮剥啦，我仍是怎么想都想不通。
──怎么想都想不通的怪事，另外还有一件。上个月末，几个不识相的债主下了最后通牒，我就去星光出版社，看看能不能预借一点银子。正老闆林紫耀先生本来笑脸相迎的，一提借钱，尊脸就像帘子一样，刷的一声，拉了下来，先抱怨敝大作简直卖不出去，再抱怨最近几家倒闭的书店几乎拖垮了他，然后咳声叹气说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正在心慌意乱，副老闆林紫茂先生，在旁冷笑曰：「出版社的血，都给你们这些作家喝光啦。」这话可是当着全体店员说的，过往神明圣鑑，我要有一个字杜撰，就天打雷劈。呜呼！自从盘古立天地，再大胆的有钱大爷，都不可能发出这种谠论。怔了一阵，迷迷糊糊被赶到大街之上，几乎去警察局自首我就是行刺林肯的凶手。
林紫茂先生竟然发明了这种足可以得金脚奖，作家倒转过来喝出版商血的学说。则海外出版商认为宰掉船夫，照样可以当王。他们的学问，一定同样莫测高深，使神经正常的朋友吃惊。既有林紫茂先生之类内忧，又有海盗朋友之类外患，局外人又视为没啥，文化人之不绝种，天也。
在文化血缘上，新加坡、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中华人社会，跟中国是一体的，犹如美国跟英国是一体的一样。美英两个文化的交通管道，像长江大河，畅通无阻，美国人绝不会把罗素先生的作品盗印，英国人也不会把马克吐温先生的作品翻版，更不会只做沙锅捣蒜式的生意。可是，华文间的交流管道，却受到自己的摧残，国民品质和商业道德，以及法治精神，竟相差如是之巨，这样下来，终有一天，双方文化交流会完全断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漠然成为两个世界。呜呼，再多的物质贸易，不能培养出手足之情。政府官员似乎正在全神贯注物质输出，在外洋卖了两架电视机，赚了十块钱不到的外汇，便沾沾自喜。要知道，一架电视机卖啦，就从此了断，而输出一本书，影响更为深远，同样的也有外汇收入，而更关系着中华民族前景的万年之基。
砍断中华人间的文化血管，可不是外人干的，外人正在一旁冷眼旁观，看着一个民族的堕落。而是中华人在自掘坟墓，不知道谁肯照顾一下也，小民已尽了吃奶的力气矣。
安乐死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八。
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柏杨先生碰到了「安乐死」，可不是我恶贯满盈，要御驾崩殂啦，而是参加了一项由《新生活报》主办的「安乐死座谈会」，座谈会由该报主编韩爱璇女士主持，所到各路人马，除了本地各层面人士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科幻小说家倪匡先生。这至少说明，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提起「死」，就丑态毕露，认为不吉祥兼不吉利，既跺脚而又吐唾沫。如今忽然要「安乐死」啦，简直五雷轰顶，老套出笼，曰：「丧心病狂，道德沦亡。」
倪匡先生是强烈支持安乐死的，他认为人有权利求生，就有权利求死，求生和求死的权利，都不可剥夺，不管你是宗教大师，或是马路旁修摩托车的，都没有资格插嘴。如果法律剥夺，就应修改法律。《马来亚通报》专栏作家游枝先生，也强烈支持安乐死，他认为有些病人家属承担不了沉重的医药费，病人本身也愿意放弃医治，同时医生又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就应该结束这个绝望的生命。
柏杨先生更强烈支持安乐死，除了照单全收，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外，另外还有一项理由，那就是，安乐死是一种人道，是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远在五代十一国时代，闽帝国皇帝王延均先生，一病不起，眼看结账。首都（福建省福州市）防卫司令官（皇城使）李倣先生，知道机不可失，就把王延均先生最宠信的尾巴之一李可殷先生杀掉。
──闽帝国宫廷，是中国最最使人作呕的宫廷，集髒乱之大成，不是东西髒乱，而是人物髒乱。王延均先生的老婆，身为皇后的陈金凤女士，跟李可殷先生通奸，而这位奸夫又拚命打李倣先生的小报告，李倣先生恨惧交加，就来一个先发制人。
杀了皇后的姘头兼皇帝的倖臣，问题可大啦，至少比杀一条猪的问题大。王延均先生一气之下，病竟好了一半（咦，他这时候如果一气而死该多好），坐上金銮宝殿，亲自调查李可殷先生的死因。李倣先生一瞧，大事不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他的部下，进攻皇宫。王廷均先生抵挡不住，急忙躲到床底下，叛军教他爬出来，他不爬出来，乱枪齐下，他陛下只好爬出来，浑身鲜血，满佈创洞，头不成头，脸不成脸，在地上翻滚哀号，要求超生，宫女们不忍他这般翻滚哀号，就照他脖子上一刀，人头落地。
我们介绍这故事，只是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曰：「闽主（王延均）闻变，匿於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王延均）宛转未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杀了皇帝，是灭九族的罪名，可是宫女们却「绝之」，只不过「不忍其死」的一念之慈。反对安乐死的朋友，如果处於宫女之境，不知道有啥反应，是也「绝之」乎？抑像剥皮的刽子手一样，跟睁睁看着他陛下「宛转」到死乎？人性善恶，在此分野。
三年之前，台北一位美国籍青年鲁塞尔先生，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身负重伤，他的家属要求荣民总医院拔掉氧气管。於是社会上圣崽嘴脸像雨后狗尿苔一样，纷纷出笼，粈牙说，人不应杀人，即令受本人和家属委託，也是犯法，犯法就要鎯铛入狱，没啥可客气的。荣民总医院医生老爷大吃一惊，赶忙解释说，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已经死啦。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是否真的已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拔掉氧气管措施。柏老认为，拔掉氧气管时，他阁下恐怕是还没有死，如果已经断了尊气，医生老爷自会拔掉，何用亲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的活，肉体虽然继续成长，精神却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乐死的例证，鲁塞尔先生则是近代安乐死的例证，说明安乐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满了高度爱心。
去年（一九八○）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採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导，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还有爽朗的欢笑。然后她吻别她的女儿，同丈夫走进寝室，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用香槟酒吞下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我们真羡慕她，她成功的拒绝接受痛苦──癌症末期，那种像服了武侠小说「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国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医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会大众，因为没有看见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全脱、牙齿掉尽、双目无光、拚命喊哎哟的悽惨镜头，而大失所望。在恶毒的意识上，披上学术外衣，反对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自戕是对生命的不忠实。」呜呼，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所以才用安乐死保持这种尊严，在屈辱的痛苦中，安乐死是唯一对生命忠实的手段。辗转哀号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惨死，有啥尊严？有啥忠实？殭屍一样，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凭摆布，有啥尊严？有啥忠实？连累亲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头喊「大爷大奶赏口饭吃吧」。又有啥尊严？又有啥忠实？
记得发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个白人资本家老闆，被叛变他的当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间最残忍的刑罚──「船刑」对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的四肢绑到船上，各种昆虫，包括苍蝇、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闻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的爬到他身上细嚼烂嚥，大概要两个星期之久，他那声震四野的惨叫，才能停止。白人老闆情急智生，宣称他发明了一种奇药，抹到脖子上，刀枪不入，如果饶他不死，他就献出该宝。工头龙心大悦，但用啥方法证明奇药有效乎哉，白人老闆自愿用他的脖子做试验，有效开释，无效包退还洋。结果是喀嚓一声，脑袋搬家，害得受骗的工头，在他的部落里，从此抬不起头。这位白人老闆一定十分凶恶，才惹起群众的严厉报复，但他这种做法却是极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忠实了他的生命，盖上帝给他生命，不是教他把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杨先生曰：「没有受过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谈会上，马来亚大学堂学生老奶叶宁女士，说她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烟，当时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烫她一烫，吓得她又蹦又叫。幸亏被人拉开，才算没上演拷掠节目，否则她当场对安乐死就会大彻大悟，顶礼供奉。人生苦到极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绝之」。人类有权利拒绝痛苦，尤其有权利拒绝绝望的痛苦，这权利不容任何人假冒为善的去侵犯。
痛苦不仅限於肉体，有时肉体虽没有感觉，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谈会上，我想到台北的王晓民女士，她在一场车祸后，即昏迷不醒，由动物变成植物，由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倒下来的树，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树一样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却没有真正的跟一棵树一样的安静，身畔总得有人照顾，照顾她屎尿，照顾她吃饭──也就是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擦身、换衣服，还要不时的为她翻身。最近几年来，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给她抽痰，稍微一迟，她就发烧，咬牙出声，体温升高，浑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后离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尽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约四万元的微数（黄金不过一两半），来维持早已典尽卖光，告贷无门的全家生计，日夜守养一个只会拉屎撒尿生痰的殭屍，却束手无策。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而泪已枯，而肠已碎。无数人叹息说，这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悲剧还在后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间又有谁接班伺候这个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对「伟大母爱」的讚美，只是廉价的声音，虽可以信，却不可以靠。不要说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谁为这苦命的孩子换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的为她抽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他，那就是安乐死。让她去吧，庄严的去吧，平安的去吧，她已忠实的履行了她的生命，责任已尽，她如有知，也不会这么折磨她自己，更不会这么折磨她父母。
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注意到安乐死的价值，中国人却不敢面对，使此一惨绝人寰的现象，继续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国家，鸡鸭都不可倒提，而我们却允许对人残忍。古代还有宫女为受苦的人「绝之」，现代人却袖手旁观。我们不需要「画皮人物」咬文嚼字，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肃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道德勇气。
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九。
这次新马访问，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机会，使我能着手一桩久藏胸中的心愿，那就是，编纂两套巨着，一为《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一为《马来西亚联邦华文文学选集》。
我们一直殷切的盼望，和坚决相信，新马跟中国的关系，将来一定会发展到像美利坚跟英国一样的关系。事实上，在文化方面，这关系已存在百年以上，而且日益密切。不过也跟初期的美英关系同一模子，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单行道。美国建国之初，连小学堂的课本，都採用英国文章，如狄更斯先生的《块肉余生记》之类。美国人说话崇拜牛津腔，文学更不能独立，以致英国佬倌始终一口咬定美利坚虽然庞然大物，富甲天下，却不过暴发户而已，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直到霍桑先生的《红字》出版，美国才开始有美国乡土气息，属於自己的伟大小说。再到马克吐温先生现身，作品倒流到英国，美国文学才更进一步的完全脱离英国文学，独创一格，开闢了跟英国文学并驾齐驱的广大天地。
新马的情形，太相彷彿，跟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虽在百年以上，却仍然也只是单行道。即以最近十年为例，台北报纸早上印出，当天上午，新马各报驻台北的钦差大臣──特派员或特派记者，就把副刊上几位名作家的稿件，乱刀剪下，航空寄往。新加坡有五家华文报，马来西亚有十二家华文报（大约是这个数目，不敢确定）。各报编辑老爷接到后，连一眼都不多瞧，就急如脱兔，一头撞进排字房。翌日各报就同时出现同一作品，好像台北爬格纸动物神通广大，竟能一稿数投。整年累月下来，有时候就难免发生天下奇观。好比吧，有一次，文章里忽然冒出一句「本报主编高信疆」，而高信疆先生却是台北《中国时报》的主编，再也想不到「泛槎於海」，魂飞万里之外。盖时间仓促，来不及细看，不是编辑老爷偷懒，而是一细看就超过截稿时间，明天别家报纸都有，只俺一家报纸独缺，岂不是学艺不精，丢脸砸锅乎哉。
这种情形是一面倒的，去年（一九八○）新加坡《民众报》曾用大量篇幅，提出抗议，认为这么大量採用外国稿件，不但有伤自尊，而且扼杀本国作家的创作兴趣。但形势并没有好转，以致两国对台湾作家和文学作品，瞭如指掌。柏老在台北动身之前，新加坡《南洋商报》曾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谈柏杨先生「这个人」和敝阁下所写的种种敝大作，看他们研究的精密和讨论的深入，不禁汗流浃背，原来我老人家竟是如此这般的呀。对台湾其他作家，若三毛女士焉，若张系国先生焉，对香港作家，若金庸先生焉，若倪匡先生焉，都一一洞察肺腑，敬慕有加。
然而，中国的台湾文化界，对新马文坛，却跟白癡一样，毫无所知。柏杨先生是比较幸运的一位，早在五○年代，就给吉隆坡的《蕉风月刊》写过稿，对异国情调，首先接触。稍后主编《一九六六年中国文艺年鑑》，还闢出一章：〈马来西亚联邦及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概况〉，特别报导。无论感情上和实质上，我似乎比大多数中国作家，更跟新马亲近。可是我所了解的仍只限皮毛──了解皮毛还是吹大话，可以说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