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3-刑侦前沿-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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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广播中获悉地震消息，ABC厂职工人心惶惶。他们的根在天津，父母和亲眷还生活在那里，灾情如何？亲人是否平安？人们的心被紧紧地揪着。
ABC厂及时组织赴津慰问团，对职工家属逐一走访慰问。当慰问团找到刘光庭的家时，刘母关切地向慰问团同志询问有关儿子的情况。来人不禁诧异：“刘光庭没回来吗？”刘母也诧异：“怎么，他回来了吗？我没见着啊！”慰问团的同志有些慌了，连忙去刘光庭岳父家，又去刘光庭哥哥、妹妹家，众口一词，都说没见到刘光庭的影子。马上往长治拍电，长治那边说人没回去。两头不见人。人们说糟了，会不会压在哪块水泥板底下了？
刘妻听说丈夫失踪，再也沉不住气，抱住两个孩子哭成一团，几乎想到要给刘光庭弄个衣冠冢了，突然收到刘光庭从上海拍来的一封电报。
在天津下车后，刘光庭立刻想到母亲，想到兄妹，他们都在市区居住，房子也都老了，能承受住震灾吗，墙倒了没有，亲人们有没有伤着的？但是，牵挂归牵挂，不可能背尸体回家，必须先去公安局办公事。想不到，天津市因全力以赴抗震救灾，其他工作暂时搁置一边。刘光庭见检验无望，心内十分焦急。天津同行见他背着检材千里迢迢而来，心里不落忍，便写了封信把他介绍到上海。
此时如果刘光庭把检材暂时寄放在天津公安局，抽个空回家看看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没那么办。干什么来了？撂下正经事先回家探亲，不是刘光庭的性格。况且天气太热，如不抓紧时间，检材随时可能腐败，真要那样岂不前功尽弃？刘光庭毫不犹豫，马上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到天津是个晚上，刘光庭不敢带检材住旅店，在候车室里守着两只木箱，寸步不离。天亮之后，发现天津市内交通已经瘫痪，公交车停运，刘光庭只好背着检材去公安局，然后又背检材去天津西站。白天忙一天，买了票，等车，又是个夜晚。上了车，发现车厢里已经满员，找不到座位，木箱里装的是玻璃瓶子，不敢往上坐……到了上海，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回到家，妻子抚着丈夫双肩上淤着血的道道勒痕，心疼得落了泪，她深深地叹息道：“不管怎么说，人回来了也就一好百好。”
刘光庭送检经历的一番曲折，传到了长治市公安局长孙占奎耳朵里。孙局长说：“刘光庭不是公安干警，甚至连个专职保卫干部也不是，却能做到公而忘私，过家门而不入，精神可贵啊！”
长治市公安局向全市公安保卫系统发出通报，号召全市公安保卫干部向刘光庭学习。
孙占奎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但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批判“白专道理”的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了刘光庭的价值，并且大胆启用。
孙占奎请刘光庭给民警做业务报告。
专业公安民警，听一个在厂保卫科打杂的人讲课，无论如何也让人心理不平衡。刘光庭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讲课时的情形——
开会、讲课似乎有一套不成文的程序——听的人按时到会，主持会的人让大家坐好，简明扼要提示一下会议（讲课）内容和注意事项，然后把主讲人请出来做个介绍（如果主讲人已经坐在主席台就直接介绍）。刘光庭喜欢简单随意，不习惯刻板地走形式端架子，这次，他提前十几分钟就到了课堂，听课的人还没到齐，他找个边角坐下。
来听课的干警们相互都熟悉，先到的与后到的彼此打着招呼，挨得近的声音低些，隔得远的声音高些，反正没什么可保密的。
突然有人问：“怎么，今天有人讲课，讲什么课？”
立刻有人应答：“谁知道呢！”
问：“哪来的？”
有个浓重的地方口音插话：“找了个看门子的！”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二章 陷入困境（6）
“看门子的给咱们讲课？”
“不知道被谁看上啦……”
“局长发高烧了吧？”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
那堂课，刘光庭重点讲现场勘查和痕迹检验。“文革”期间不大重视业务学习，人们对专业术语有些陌生，刘光庭讲的内容有人听懂了，有人没听懂，有的地方懂了，有的地方不甚懂，不管懂与不懂，大家对讲台上坐着的那位小个子，都刮目相看了。
孙占奎听说刘光庭在单位处境不佳，想把他调到公安局，实在有困难，后来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借调。
借调到公安局，接触案子机会多了，并且随着赵九昌法医的加盟，刘光庭的课题研究加快了步伐。
1976年11月，刘光庭完成“砖击头颅损伤”论文，长治市公安局印5000份赠送给全国公安系统。
论文中详细剖析了本年发生在长治市农村的一起凶杀案——
死者倒在初夏的庄稼地里，50米外有幢白房子，除此一片空旷。
现场勘查率、物证提取率、物证利用率关系到办案质量，因此现场勘查一定要细致入微。
以白房子为标志物，定方位，把现场划分成若干小块，形同地图上的经纬线，逐块勘查。
现场发现主要物证——沾有血迹的砖头。
在死者伤口发现砖的残渣。
这是对冲性损伤，这边击打，那边出血。颅脑颞颥部分最薄，呈大平面，容易致伤并造成塌陷，反冲淤血。
在砖头周围找到脚印。
距砖头最近的脚印肯定是犯罪分子留下的，而且是主犯，致人死命的是他。
再将勘查区域向外延伸，在5里地之外提取到1枚足迹。
死者生前遭4人毒打，持砖者责任最大。
1977年9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公安科研工作会议，刘光庭与赵九昌代表长治市公安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了《砖击头颅损伤》论文，引起震动。
“文革”中知识分子自顾不暇，几乎无人做学问，成都会议时“文革”结束不到一年，人们尚未从噩梦中醒来，而此刻竟然有论文出现，真是凤毛麟角，尤其引人注目。
专家对论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70年代能做光谱分析，说明科研有一定深度，不仅注意宏观，也注意微观。
能联系到相关科学，为一个主题服务。
“凡是砖打必有残渣存在”的认识比较独到。
山西省公安厅先后两次组织法医对“砖击头颅损伤”进行论证。
因为刘光庭不在长治市公安局编制，公安局无法报销他的差旅费。ABC厂认为，刘光庭去成都开会与本厂无关，也不予报销车票。如此，ABC厂等于侧面帮了刘光庭的忙，促使长治市公安局想办法将刘光庭调进来。
1979年，刘光庭正式调入长治市公安局。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三章 砂轮铁锉打磨不掉你的罪证（1）
1986年12月。
里昂。
一座戒备森严的会议馆，这里聚集了全球最发达国家的高级刑事技术人才，正在紧张地召开国际刑警第八届刑事技术研讨会。会议由以“苏格兰场”闻名于世的英国伦敦警方代表皮尔逊主持。
各国警方面对日益滋长的暴力、盗窃等犯罪大伤脑筋。犯罪人积累同行翻船的经验，绞尽脑汁逃避检查，毁证灭据，给疲于奔命的刑事警察出了一道道令其愁苦万端的“哥德巴赫猜想”。许多国家的警方都把破案希望寄托于穿白大褂的刑事科技人员，期待他们运用当代科技的最新成就，破译犯罪人在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以解除刑事警察东奔西跑一无所获的烦恼。这次刑技研讨会开得热烈而实效，中国刑技人员第一次参加研讨会。
在讨论当前最紧迫的研究课题时，许多国家的代表都提出一个同样棘手的难题：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经常遇到犯罪人将被害人的物证毁灭的问题。一些暴徒把手枪、长枪上的号码、车辆上的发动机号等锉掉，盗窃分子把自行车钢印号锉掉等。这给案件侦查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后，在各国分别承担刑技研究议题时，把这个称为“多种金属字痕显现”的项目交给了印度警方去完成，印度警方的代表环视一周，看到同事们期待的目光，很自信地颔首致意，似乎说，在第九届研讨会召开之前，他们将力拔此城。
三年过去了，第九届国际刑警刑技研讨会召开在即，印度警方对此议题仍表示沉默。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到电子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南极洲考察站有人叹一口气，北冰洋这边就能看到他愁眉苦脸的表情。可在落后的地区，信息的传播有时比步行都要缓慢。地处太行上党盆地的长治市，五年前惊诧的一喊，五年后还没穿过地中海越过英吉利海峡。否则，这一喊足能让伦敦一筹莫展的秃顶刑技博士们高兴得跳起来。
1982年4月6日，山西省长治市防爆电机厂。
职工李兴元正忙着在车间里干活，忽然有人喊他去接电话。李兴元急匆匆地到了办公室，拾起听筒：
“谁呀，我是李兴元。”
“我是长治市公安局，请你马上来这里一趟，我们——”
李兴元一听“公安局”就气不打一处来，“啪”地放下话机。他1977年一辆自行车被盗，案报到派出所后，得到的回答是：自行车盗窃案侦破难度很大，即使抓住了罪犯，也难取回失盗的车。这是因为盗窃犯往往把所盗的车辆钢印号锉掉。
李兴元气哼哼地回到车间，刚又开始操机，外面又有人叫他。
迎面来的是一个年逾五旬的警察小老头。
李兴元心想糟了。
“你就是李兴元？”那警察非但不生气，还笑容可掬。
“呵，我是——”
“你看，这是你的自行车吗？”
李兴元仔细审视面前的那辆半新自行车，虽时隔数年，车已面目全非，但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他蹲下看清了一行明晰的钢印号时，激动得用双手抓住了老警察的手：“我的，是我的，太谢谢你了！”
1977年12月中旬，李兴元受工会委托，在地区医院陪侍住院治病的职工，一天下午回家吃饭时，发现放在存车处崭新的飞鸽自行车被盗，李兴元心烦得几夜没睡好觉。接报案后，公安机关费了好大周折，也没搞出个像样的线索。一晃五年过去了，想不到自行车又回来了！
李兴元两眼热泪在闪烁，他想请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吃饭，他想送给这位老警察一件有永恒纪念意义的礼物，但老警察淡淡地一笑，说声“再见”就走了。
他就是刘光庭，长治市公安局痕迹技术员。那天上午，郊区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在搜查罪犯王××家时，发现了一辆锉掉钢印号码的自行车，便把这情况告知了市局刑技处。
痕迹技术员刘光庭立刻赶到现场。众目睽睽之下，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瓶，打开密封盖用裹着棉球的木棒在小瓶里蘸了一下，就往锉掉的钢印处涂抹。
在场的侦查员目睹这一切，自觉好笑。真是活见鬼，锉掉的钢铁你涂点颜色的水就能长出来不成？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人们都用嘲笑的目光瞟着蹲在那里的刘光庭，不忍心看着他的洋把戏破产。有的走开了。
“出来了！”有人尖叫。
奇迹出现了，那被锉掉的钢印号越来越清晰，终于全都显出来了——“085827”。
老刘抑制住激动的泪水，像孩子一样嘿嘿地笑了。
根据钢印号档案，查出了被盗五年之久的自行车失主李兴元。
“圣水显灵了”，人们都问刘光庭到底得了什么“仙道”。他笑着摇摇头。
——摘自《橄榄林此木独秀》
以上文字告诉我们，1986年国际刑警组织还在为刑侦中经常遇到“物证被毁灭”、“钢印号锉掉”的问题而煞费苦心，三年后接受该组织交给攻克“多种金属字迹显现”的印度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在我国山区一个不大的城市，早已于几年前就解决了。之所以出现这个时间差，一是我国警方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时间还不长，信息不畅；二是刘光庭的科研活动属于“业余”，未纳入科技攻关规划。
当初，刘光庭研究这一课题时并不知道国际方面的情况，其动因并非像人们想象的出于什么鸿鹄之志，只是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就想办法解决，仅此而已。他的出发点非常简单——
02
1981年，刘光庭参与侦破一起盗窃自行车团伙案，缴获大量自行车，但有一百四十多辆自行车因钢印号被锉掉无法寻找失主。一位科长问刘光庭：“能不能想办法把钢印号弄出来，把车子还给失主，我们为人民做好事也做到底。”这位科长在特定环境下说了一番即兴的话，过后未再提起，可是刘光庭却入了心，从此开始琢磨这道难题。
刘光庭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领导非常支持，长治市公安局成立了以刘光庭为主的科研攻关小组。
为了积累有关知识，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通宵达旦地学习，牺牲了节假日，“为伊消得人憔悴”。他带着问题，蹬着自行车，顶着凛冽的寒风，东跑西颠，登门向金属学、金相学、化学等方面的专家老师们求教。
长治有个自行车厂，刘光庭成了那里的常客，或早或晚，时间没有规律，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往那里跑，了解自行车的制作工艺和材质的特性。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三章 砂轮铁锉打磨不掉你的罪证（2）
刘光庭几乎跑遍了全市所有废品站，把有号的自行车把买过来，运到家里，利用早晚时间做实验。
他首先采取酸腐蚀法。根据自行车打钢印部位的化学成分，选择多种酸性合剂试验。根据金属管的结构，老刘把它剖成四个层面进行研究，从密度和组织上又分别规定其各自的特性，与外力接触变动的规律性。后来这项成果通过鉴定后，有的金相学专家为老刘这种细致分类的独到见解感到震惊。
一次、两次……几十次、上百次的试验都失败了。浓烈的酸雾加重了刘光庭的哮喘病，多处皮肤也被酸液烧伤，全身上下的衣服烧得到处是洞。
几个月过去了，这项研究没有取得丝毫进展。参加试验的一些同志灰心了，产生了畏难情绪，有时不愿再咀嚼失望，找其他工作干去了。有的人还冷嘲热讽。刘光庭对这一切充耳不闻。看着精力充沛的青年人油嘴滑舌无聊，腹中空空如也，他为我们的刑技科研事业犯愁。那些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沉浸在探索的痛苦熬炼中，千方百计地索取战胜疑难的钥匙。多少个不眠之夜，他趴在昏黄的灯光下冥思苦读。日夜接触有毒物质，致使他的健康状况变得糟糕起来，他不间断地大幅度长时间地咳嗽、哮喘。
刘光庭配制了许多种混合酸，又经过不同浓度的无数次试验，终于有一次在销毁的字迹处出现了微弱的钢印号轮廓。突然有人叫：“字迹出来了！”人们兴奋地把目光聚集到刘光庭身上。在场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字迹很快消失殆尽。显现出�
